“觅乡者”在张律影片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原标题:“觅乡者”在张律影片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在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张律不仅践行了当初酒桌上的“豪赌”,也经历了离开中国去韩国生活的人生大转折。 “艺术家的生活区域和生活经历对自己的创作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样的论断适合用于张律导演。

探索张律诗性影像创作发展脉络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在详细分析张律电影的诗性影像风格和诗性内涵的基础上,以纪录片《风景》本身为分割线,将张律在中国活动时期拍摄的电影作品和韩国活动时期拍摄的电影作品分别分为两部

本文发现,“求乡者”的境界学说不断延伸,以诗意的超现实取代诗意的现实是差异最大、最能体现张律诗性影像创作发展脉络的两个切入点。

“求乡者”的人物形象在张律电影中,根据人物的叙事内容和人物的性格特征,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类“觅乡者”,往往是离开家乡,物质条件匮乏,无法真正回家,只能在异乡无目的、艰苦度日,依靠家乡、民族特有的精神和文化产物获得心灵上的安慰。

在张律电影中,这种“求乡者”的典型形象是《芒种》的崔顺姬、《边界》的崔顺姬、《图们江》的昌浩和顺熙。 这种“觅乡者”的共性是,人的性格特征适合西方古典戏剧中的人物刻画,人倾向于放大自己的欲望,包括肉体欲望和精神欲望。

这种“求乡者”的欲望很强烈,行动之间一目了然地诉说着。 人物造型的扁平化间接减少了人物形象塑造的难度,也减少了观众理解作品主题的难度。 张律在电影中创建新的视听语言,营造诗意的影像风格,并不干扰电影表层内容的传播。

例如,在第2章中叙述的《芒种》的隐匿法,由于导演为了隐匿法的形成而必须牺牲画面上的一部分信息为代价,所以观众难以接受电影的内容,作品的主题意义明确

但是,由于主人公崔顺姬是一个受欲望支配的人物类型,即使缺少部分画面信息,观众也能了解到隐藏内容的发展动向,更容易想到导演采用这种构图的意图。

《边界》中的崔顺姬同样是意志薄弱者,容易受到外界干扰,在与蒙古士兵的交往中逐渐受到肉体欲望的支配,隐匿性的构图也频繁出现在崔顺姬与蒙古士兵的交往中。

张律对第一类“求乡者”形象的界定,可以说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整部作品的诗意影像风格,保证诗意影像风格得以完成的可能性。

第二类“寻乡者”,是因为现实的原因,或者是在暂时或长期离开故乡,回到故乡寻找旧情时,发现自己已经与曾经的故乡格格不入。 语言不通、文化疏离、生活习惯和想法不同等,自身已经和脚下的土地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这样的典型形象是《庆州》的男主人公,《群山咏鹅》的民宿老板。 第二类“求乡者”与第一类“求乡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更东方的人物形象特征,表明自己有适应外部环境的倾向。

《庆州》主人公张允勇是在中国大学执教的韩国人,在回乡祭友的过程中,他和以前去世的朋友一起去了旅行的城市庆州。

在庆州接触老同学和咖啡店女老板的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自己与韩国社会和本土人之间已经有了隔阂。 张允勇不断调节自己,试图重新融入韩国社会和本土生活。

就像电影的前半部分一样,张允勇第一次来庆州,见到了大学女生的段落。 从两人的对话中,张允勇年轻时感情漠视不忠,但经过内心调整后的张允勇,即使与丧偶的茶馆女老板在一起,最终也没有把握自己,做出越轨行为。

最后一批“求乡者”的处境非常特殊,他们虽然离家乡不到半步,但由于社会的发展、自己的性格和精神追求,却脱离了自己所处的社会,终日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归宿。

代表是《群山咏鹅》中的允英。 这样的“觅乡者”,其实与电影的民族性、国别表现几乎没有关联,他们代表着后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 这证明了张律电影主题范围的扩大和诗意影像创作的演变。

从《庆州》开始,张律开始对电影进行系统的诗学改造,人物特征也自然发生了变化。 “觅乡者”境界的延伸,是配合张律电影内外的深层改造而进行的。

“求乡者”界说不断扩张的过程,也就是人的核心从西方向东方发展的过程。 东方人物形象是张律培养电影诗性的绝佳容器,也是张律对电影进行系统诗学改造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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