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芳:历过千山万水,深情拥抱生命
原标题:周芳:历过千山万水,深情拥抱生命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苏轼在《临江山·送钱穆父》中所作的名句,今日读来仍意味深长,余光中先生还以此为题出过散文集。近日,作家周芳的新作题目也用了这句经典,其非虚构短篇集《我亦是行人》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不仅让读者想起这耐人寻味的诗句,也对这部短篇集有了兴趣。
《我亦是行人》延续了周芳在《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中关于死亡与衰老的话题,借由人物的离世勾连一个人的一生,充斥着荒诞和戏谑的冷幽默,借由九个人的死亡,讲述了形形色色的人生。故事写出了普罗大众对待生死、情感、羁绊的态度,以死写生,写出了生活茂盛的生长情形,写出了人性直面生与死时的落寞与不屈。
周芳曾获华语青年作家奖,现为湖北省作协签约作家。鲁迅文学奖得主李修文评价其新作《我亦是行人》是在为凡夫录生死、为俗子具行状……掘现出了人世间极为绚烂的人性光谱:卑微中的高贵,孤冷里的热烈,烟尘中的奇崛。
新作出版之际,周芳接受媒体群访,讲述了创作《我亦是行人》时的所思所想,她说:“‘我亦是行人’蕴含的是惆怅,也是豁达;是挣扎,也是接纳,是在历过千山万水,度过无数无眠之夜后,对生命的深情拥抱。”
我写下他们,给沉默者以尊严
山西晚报:书名为《我亦是行人》,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周芳:和苏轼的“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同一个意味的,是李白所说的“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这里面蕴含的是惆怅,也是豁达;是挣扎,也是接纳,是在历过千山万水、度过无数无眠之夜后,对生命的深情拥抱。面对生命这一列单向火车,这一场再也不能回头的旅程,我们何去何从。你、我、他,所有的人都只是人生逆旅中的匆匆过客。当我在书写一个猝死在麻将场老人的疾病时,也是在书写我的病、我的老,和我必然要到来的死。再往里说,归咎到底,所有的,都是我们的。在写这部短篇集时,我看到了无数个我。他们活过的岁月,都是我们活过的,或是必将活过的。
你我皆行人,相扶相携走在人间路上,值得。
山西晚报:这部书一共收录了九个故事,讲述了九个人的人生,这九个人的故事彼此有什么相似之处,又有什么差异?
周芳:相似之处在于人物彼此之间是有勾连的,或是有着血缘上的亲缘关系,或是生活中有着密切联系的接触者,如大舅李中焕、小学数学老师夏明圣、同学夏梅梅,这些人整体地构成一个熟人社会。在地理空间上,他们往复地出现在我笔下的林下村。在命运走向中,他们彼此穿织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他,既相亲相爱,也相生相克。恩恩怨怨,无了无休。
差异性体现在“死亡”情状各不相同,有的死于疾患,有的死于意外,有的好似死于自我了断。因为死之不同,故而,由死溯生的生命故事也各具特质,打上了人物鲜明的个人印记。每个人物都裹挟着各自独特的血肉气息而来,《色色王传奇》中的王爹爹,每日混迹于麻将馆,花言色语聊逗婆婆们,每每招来她们的唾骂,他却享受这种快活。然而,在这“色”之下,是他对青梅竹马的欧阳婆婆几十年的痴情痴守。
山西晚报:人物取材的标准是什么呢?
周芳:九个人的标准那便是他们用心地活过,他们对生活有过热望,有过情义。他们或许终其一生庸常无为,沉默如草芥,用所谓的“成功学”来界定他们,他们就是不起眼的小人物。可是,他们也有着自己生命的故事,卑微中也有高贵,孤寒中也有热烈。死亡封了他们的口,我写下他们,给沉默者以尊严。
九个人物的命运遭际都有普世性
山西晚报:这本书里有大量丰富的生活细节、闲言蜚语,您是如何挖掘这些的?
周芳:这些细节一部分来源我自身积淀的原生经验,如家庭记忆,乡镇农居传承的世俗经验,医院的医护经验,也有一部分是对隐匿在城市意象背后的隐秘经验的探索。如我对夕阳红麻将馆各种场景,以及对各色人物和对话的体察。麻将馆是个特殊之处,它本身是各种信息的传播之地,滚动着社会各种动态的舆情讯息,每天到这里来的爹爹婆婆,“嚼嚼婆”“乌龟刘”“满月嫂”人人都有大篇的人生故事,在这里上演的都是流动着的人间大戏。
还有一些细节,它除了借助某些可靠经验,还需要有生命的同理心和同情心,如在《父亲们的管子》中对几位插上导尿管老人的描写。有了同理心、同情心,眼睛看到的一小点儿,耳朵听到的一小点儿,都会生发出去,唤起读者感受和体验层面的印象和记忆。
山西晚报:这部作品和您之前的《在精神病院》《重症监护室》有何不同?
周芳:首先从领域和视野方面来说,《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文本指涉特殊空间、特殊人群,而《我亦是行人》走向了周遭世界、普通你我,从生死一刻扩大到了死者的一生,从我的病人到我的亲人、熟人,到芸芸众生,领域有了拓展,视野在放宽。虽然说文本中只写了九个人物、九种命运,但这些命运遭际更有普世性。
其次,从艺术表现手法和阅读感受来说,《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主观性话语比较强,以“我”在场直面生死,更多书写了疾病与死亡的大波大折,刻画“九死一生”“死里逃生”的悲痛挣扎,给人沉重感。《我亦是行人》中,尽管死亡依然是文本人物或故事贯通的主题,但更富有小说色彩,“自我”从叙事中剥离开来了,还给人物自足生长的空间。行文基调上,追求举重若轻之感,平静、淡然,甚至有些诙谐、调侃。把疾病痛苦死亡铺陈在日常的、恒态的生活中,写出的烟火味道,而非大悲大痛。读来大概也会有笑中含泪、泪中带笑之感吧。
山西晚报:写生死却有着诙谐,两种看似相反的笔触您是如何揉合到一起的?
周芳:单纯的死亡书写,难免沉重与压抑。我在《重症监护室》书写里已经实践过。那里将“死亡”钉住,钉在棺木上,然后拿一柄一百倍的放大镜,照它、看它,看死神锋利的镰刀和黑乌乌的斗篷。《我亦是行人》则不同,它书写的视角全然不一样,虽说主题是写死亡,但我视线投射更远的是死前命运。我写这些人物的死,更多是写他们的前世今生。所有的死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因”是“死”的铺陈,更有戏剧感、命运感。这本书与其说是探究“死”,不如说是在探究“生”。在“生”的层面,从那些重重叠叠的往事中,还原生活本来的面貌,它有声有色,有烟火气,有人情味。
如“迂腐老师”夏明圣被漂亮女同学来探看后,叫老婆拿捏住,受尽欺负,挨枕头砸,挨大舅哥说教。他死在去往更改一道题目的路上,老婆抱住他,哭一声、骂一声:“我苦命的人,我的死鬼,我叫你不去,不去,你不听。你偏要去学校,把命送了就好了啊。我的死鬼,我怎么办啦?”
“非虚构”同样是敞开式写作
山西晚报:您在创作作品的过程中有没有瓶颈期?会用什么方式来度过这段时间?
周芳:有啊,几乎每完成一部作品后,都会出现掐脖子的事。说到度过方式,我只有一个,那就是阅读。阅读生活、阅读经典,放下电脑、放下思考,脚踏实地回到生活中去,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睡不着,走路、跑步、做瑜伽、种菜、种花,让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只有足够的松弛,才可能通达到某一条路上。而经典的阅读,不仅指文学作品经典阅读,也包括其他文艺门类的涉猎,如绘画,就像春风的手轻柔地给你抚摸和安慰,又好像潺潺流水流经某道缝隙、某条小道,给你滋养和润泽。
山西晚报:你曾经说过,面对生死,如果只是为了单纯的写作,会感到羞耻。为什么这样说?
周芳:在写《重症监护室》和《在精神病院》之初,我曾进到重症室和精神病院生活过一段时间,我以为我是在体验、在暗访。实际上,每天面对那些生生死死,那些命运中的哀苦与挣扎,写作显得如此轻微,不可一说。站在他们身边,陪伴、守护,看生命一点点死里逃生,露出光亮或是坠向深谷,不再回来,才是人与人最大的关联点。
山西晚报:从《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再到《我亦是行人》,您一直都在写非虚构,为什么没有选择用小说的体裁来创作呢?虚构文学难道不是意味着更大的创作自由度吗?
周芳:所谓“创作自由度”在我看来,它不一定只关乎体裁的限定与选择,而更重要的是对文学真实性的忠诚,并且凭借这份忠诚为写作伦理,最大限度地呈现作家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对自我、对生命、对时代的真相、对每个个体的困境和他们生活价值的追问。
小说以强大的想象虚构空间,能抵达真实与自由的彼岸,非虚构以鱼潜于水,根扎于土的姿态牢牢站定在生活这块热土上,同样能深度地表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层面,表现中国人在此时代丰富多样的经验。我以为,优秀的非虚构作品中也闪烁着想象力的光芒——我们想要抵达何种真实,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层面的真实,这离不开作家的想象力。
当人们以为“死亡”“疾病”只是他者之事,以为能当座上客、旁观者,我需要在《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采取一种直面的在场的形式,书写我看到的、我历经的生死世界,它离不开非虚构。到了《我亦是行人》,从特殊领域延展到日常生活,我也需要在如“行人”“路人”般的芸芸众生中找到“色色王”“李中焕”这些好像是无可足道的人,写出他们一生的光泽与阴影,让他们爱过、苦过的岁月如雕刻一样纤毫毕现。
我以为“非虚构”同样是敞开式写作,在向现实的无限打开中,个人经验与现实的遇合同样爆发出最大的表现力量,获得最大的创作自由度。
山西晚报:您今后还有怎样的写作计划?
周芳:目前正在创作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是以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为背景,书写一群生活在矿区的人们的命运。
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
《我亦是行人》书摘
老老爹的一口气还悠着
中秋节假第二天,一屋子的人眉头皱起一个个大山包。着急呀。
他怎么还不死?
他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死?
有没有一条捷径,让他快点死?
眉头上的大山包皱起一大堆。最终,大表哥、二表哥决定三套方案备选。
第一套,把憨陀小崽子关起来,让他闭紧嘴巴,不得大呼小叫。
憨陀是大表哥的孙子,也就是他的曾孙,憨陀叫他老老爹。
昨天,躺在草席上的老老爹,原本一身死寂,烟熄火熄。突然,他一阵猛烈地抽搐,大叫两声“妈,妈”,头一歪,昏死过去。守在他身边的大表哥眉头一松,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大家心底的石头也都落了。可以确定,他的气息只有那么一丝丝,很细很细了。房间里空空如也,一声气息都没有,大伙把自己心脏都按住了,不准它跳。谁知,就在这最后时刻,憨陀不晓得从哪里跑过来,一下子扑倒在老老爹身上,放声大叫:“老老爹,老老爹!”憨陀一声赶着一声地叫,被鬼魂一样催促着。
憨陀不知道被他呼叫着的这个人才是被鬼魂追着的人。他天天等着老老爹从床上爬起来,领着他从村头逛到村尾,看两只小狗咬着尾巴转圈圈,看大母鸡噗的一下飞到饭桌上。老老爹不听话,他不仅不爬起来,还从床上落到了地上。地上铺了一层暗黄色稻草,稻草上铺了层薄被子,老老爹躺在上面,像一片落叶。他看都不看憨陀一眼,他完全忘了他的心肝宝贝憨陀儿。这怎么可以呢,憨陀坚决不答应,扑在落叶身上,一声声地叫。那落叶般的人缓缓地睁开了他的眼睛。大表哥一把扯起憨陀,大吼,你莫给老子号丧,滚旁边去。大表哥又气又急,被憨陀这小子一叫,大伙期待的胜利落了空。撵开憨陀后,表哥们分析归纳,得出结论:小孩子,无知无畏,他鬼哭狼嚎,惊吓了死神。死神吓跑了,老老爹只得活回来。
老老爹死了,你想不想他呀?憨陀。村里人问。憨陀头一扬,大声说,我老老爹今天死了,明天再回来。
第二套,不让人靠近他,特别是壮汉们。这个方案历经了两次“凶险”后才总结出来。
所谓“凶险”,就是第一种方案中提及的,气息微弱,只剩下最后一丝丝线。眼看线就要断了,周围却站满了人,喂的喂温水,扯的扯被子,呼叫的呼叫。天地间,人喧马嘶的。那一丝丝线又悠了回来。
从他一个月前不能进食,准备死了,村里的父老乡亲,就陆陆续续来看望他。建筑老板二表哥买了一箱黄鹤楼香烟。来一个人看望他,二表哥就送一包香烟。上午来看了的,一包烟。下午再来看,再一包烟。二表哥有钱,有钱就要用在刀刃上。村里人来看望他的父亲,这表明他们家在村里有地位,他父亲是个不可忽视的人。来的人越多,他们家的地位就越高。做儿子的脸上也有光,也荣耀。
二表哥结识大大小小的人物。十年间,从开一辆富康到开宝马X6,二表哥的生意越做越大,每次回村的动静弄得有声有色。村里建刘氏祠堂,办幼儿园、修路、修族谱,举凡村中大事,一切需要成功人士掏腰包的事,二表哥掏出来的钱数,人人见了,都会点头。庆典仪式上,二表哥主席台上就座,披红戴彩,高举捐款牌匾。他父亲刘中焕虽然不坐主席台,自找一个偏角处悄悄地坐了,但大伙说的话一字不漏全听进了耳朵。老辈人在啧啧地叹“中焕家的老二,还是个人物”。坐在偏角处的父亲抽着烟,心里舒坦得很。刘中焕老父亲一辈子跑过兵荒马乱,遇过旱灾水灾,苦了大半辈子,没有在人面前荣光过。如今,借后人的能耐,人前人后有面子,这算得上是二表哥的一个奋斗动力。这次,父亲要走了,二表哥场面还得撑大一点,再大一点,越大越好。一整箱烟送完了大半箱,父亲的一口气还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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