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时的“京漂”也不容易

原标题：金代时的“京漂”也不容易

“京师苦寒岁，桂玉不易求。

斗粟换束薪，掉臂不肯酬。

日粜五升米，未有旦夕忧。

近山富黑瑿，百金不难谋。

地炕规玲珑，火穴通深幽。

长舒两脚睡，暖律初回邹。

门前三尺雪，鼻息方齁齁。

田家烧榾柮（意为小木块），

湿烟泫泪流。浑家身上衣，

炙背晓未休。谁能献此术，

助汝当衾裯（音如愁，床帐）。”

这是金朝末年诗人赵秉文写下的《夜卧煖炕·京师苦寒岁》诗。赵秉文是磁州滏阳（今属河北磁县）人，出身科举，长期在金中都（今属北京）当官，历仕五朝，曾任礼部尚书，是一时的文坛领袖。

在诗中，赵秉文写了他作为“京漂”的艰难与快乐——北京冬季太冷，桂玉（多指柴米价贵，化用成语“米珠薪桂”，此处专指柴贵）难得，用一斗粟换一束柴都难办到，好在北京西山盛产煤（赵秉文称它是黑瑿，即黑色的 玉，瑿，音 如 衣），让 他“长舒两脚睡”。

赵秉文是金朝三次党狱中第二次“明昌党狱”的主要涉案人，“坐讥讪，免官”（仅外放，未免官），饱受惊吓。受审时，赵秉文乱牵扯同僚，被士林所鄙。

“明昌党狱”波及人物不多、影响不大，但金末学者刘祁认为，从此“大臣惟知奉承，不敢逆其（指金章宗）所好，故上下皆无维持长世之策，安乐一时，此措意启大安（卫绍王年号，金朝转衰）、贞祐（金宣宗年号，贞祐二年金中都陷落）之弱也”。

在赵秉文的时代，最优秀的“京漂”才能当官，却如此波折，其他“京漂”之难，可想而知。

金代武元直《赤壁图》卷后赵秉文题词 金朝把人分成五等

金朝等级观重，《三朝北盟会编》引赵子砥（赵匡胤的曾孙，靖康时被金兵掳至今北京一带，后逃回）的《燕云录》，称：

虏得南人，视人立价卖之……有兵权、钱谷，先用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汉儿虽刘彦宗、郭药师，亦无兵权。契丹时不用渤海，渤海深恨契丹，女真兵兴，渤海先降，所以女真多用渤海为要职……每破州郡，用一金人、一燕人（指“汉儿”）、一南人，同共镇守。

可见，第一等是女真人，第二等是渤海人，第三等是契丹人和奚人，第四等是“汉儿”，第五等是南人。

渤海国亡于辽，在金辽战争中，渤海人是女真人的盟友。渤海人有“三人渤海当一虎”之称，渤海大族与金宗室累世联姻，金朝9个皇帝中，3个是渤海人生的（海陵王、金世宗、卫绍王）。

契丹与奚是北方古族，或同源，唐时常并肩作战，却非一体。金灭辽后，格外提防契丹与奚，“俾与女真人杂居，男婚女聘”，以“渐化成俗”。

“汉儿”是原辽国的汉人，不通中原上百年，习俗与南人异。金世宗说：“南人矿直敢为，汉人（指‘汉儿’）性奸，临事多避难。异时南人不习词赋，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东人中第者多，殆胜汉人（指‘汉儿’）。”

“汉儿”归附早，较顺从，得金人喜欢。南人则在北宋灭亡后，坚持抗争。

张中政在《汉儿、签军与金朝的民族等级》一文中钩沉，从战利品分配，也能看出等级，即：“金人得锦，渤海得绫，契丹得□织之类，而九州（指‘汉儿’）所得者，杂色而已。”

“剃发令”为什么失败了

金朝也曾“留发不留头”。1128年占领河北、河东后，下令：“今随处既归本朝，宜同风俗，亦仰削去头发，短巾左衽，敢有违犯，即是犹怀旧国，当正典刑，不得错失。”

1129年，金太宗吴乞买再下令：“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

“汉儿”为向新主效忠，特别卖力，知代州（今属山西代县）刘裪（音如陶）在市场上抓到一名士兵，经测量，顶发稍长，不合样式，便将其处斩。刘裪后出使南宋，得知岳飞被处死，立刻嘲讽：“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用刘邦语）。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汉儿”对南人不屑，还体现在左企弓诗谏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上，金朝与北宋约定夹击契丹，据“海上之盟”，事成后燕京归北宋，左企弓却认为：

并力攻辽盟共寻，

功成力有浅和深。

君王莫听捐燕议，

一寸山河一寸金。

左企弓本是辽国大臣，后在金朝任官，阿骨打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

然而，金朝的“禁服削发”政策完全失败，百姓“人人怨愤，日思南归”，大量人口流向南宋，土地荒芜，金朝经济遭重创。

“汉儿”多依附粘罕等权臣，对皇权构成威胁。金朝早期“君臣宴然之际，携手握臂，咬头扭耳，至于同歌共舞，莫分尊卑而无间”，大臣上朝时均可带刀，直到1138年，金熙宗才禁亲王以下佩刀入宫，此后发生亲王宗磐与宗干在朝堂争吵，宗磐竟拔刀就砍。

金朝皇帝试图削弱宗族的权力，所以抑“汉儿”，挺南人。

金朝官吏收入高

从金熙宗起，金帝便试图引入中原政体，替代传统的勃极烈制度（贵族集体议政），汉人官员总数开始超女真人。金朝皇帝有偏见，但用人很开放。

比如最尊贵的配享太庙，39功臣中竟有4名汉臣（韩企先、石琚、张万公、高汝砺），多于渤海人（张浩、李石），去除22名宗室，女真人也只有11人，且绝大多数是武将。清代26名配享太庙的功臣中，汉臣仅张廷玉一人。

韩企先曾任宰相，金世宗完颜雍称：“本朝典章制度，多出斯人之手。”石琚是金朝状元，完颜雍时任宰相，以廉洁、知人善任著称。张万公“醇厚刚正，门无杂宾，典章文物，多所裁正”。高汝砺任官46年，任相10余年，深得金章宗赏识。

在待遇上，金朝很大方。王德朋在《金代汉族士人经济来源辨析》中钩沉，在金朝，正九品的俸给是：

朝官，钱粟12贯石，麦2石，衣绢6匹，绵35两。

外官，诸警巡判官，钱粟13贯石，曲米麦各1称石，衣绢6匹，绵11两，职田3顷。

这还没算日常赏赐的钱。退休后，五品以上“给俸禄之半”，70岁退休，升两级，给半俸，60岁退休，升一级，给半俸。

当官待遇好，当吏也不错，中央吏员能任令史、译史，月薪达钱粟10贯石，绢4匹，绵30两。地方吏员略低，但有职田3顷，职田免税、免徭役。此外，金廷还给官吏发各种生活用品，日常用度几乎都包了。

尊重人才，难怪在金朝，汉人官员忠诚、努力，很快就完成了血缘制到封建制的升级。到金章宗时，“一时士大夫争以敢言、敢为相尚”。

“京漂”似乎机会多

只看收入，到金中都当“京漂”确实诱人。

据《金代汉族士人经济来源辨析》，在国子监当生员，“给民佃官田，人六十亩，岁支粟三十石”，国子生则“人百八亩，岁给以所入”。金末，在蒙古大军压力下，军费艰难，退休官员工资减半，尚书省建议罢国子监，金宣宗立刻拒绝：“自古文武并用，向在中都，设学养士犹未尝废，况今日乎？其令仍旧给之。”

直到灭亡前，金朝仍每月给学子五十贯，只是此时纸币约等于废纸。

金中都也适宜手艺人。当时官作也请民间匠人，工资甚佳，据《金史》：“诸局作匠人请俸，绣女都管钱粟五贯石，都绣头钱粟四贯石，副绣头三贯五百石，中等细绣人三贯石，次等细绣人二贯五百石，习学本把正办人钱支次等之半，描绣五人钱粟三贯石，司吏二人三贯石。”

都管、都绣头、副绣头等类似技术职称，连最初级的“描绣”都收入可观。与北宋、元朝不同，金朝管理宽松，基本不限制人身自由。

金中都税收低，房山古洞坡产银，“许民开采，二十分取一为税”，到后来，连这5%也取消了。金中都的酒名扬天下，本应由官营工场生产，但很多酒户逃走，去私酿工场干活。中都立法禁私酿，但从未认真执行过。

金中都的纺织、印刷、铜镜制造、铁器、铸币、采煤、武器制造等都是优势产业，金朝放水养鱼、不与民争利，很快便“士民辐凑，宫阙井邑之繁丽，仓府武库之充实，百官家属皆处其内，非同曩日之陪京也”，俨然成了机会多、赚钱容易、生活质量高的所在。

给官给钱不给面子

“表面的丰满”难敌“内在的骨感”。

金朝重科举，肯用南人，涌现出不少进士家族，如浑源刘氏、日照张氏、河中李氏等，还有中都的大兴吕氏，吕忠翰、吕造父子先后中状元。但金朝只许汉人学文，不许习武，“凡汉人、渤海人不得充猛安谋克户”，在覆灭前，仍“机密谋谟，虽汉相不得预”。

金朝发生过三次党狱

第一次是“皇统党狱”，金兀术在亲信蔡松年鼓动下，将吏部侍郎田瑴（同珏）等40多人指为“朋党”，8人被杀，34人被流放，背后是勋贵与皇权冲突，被“汉儿”利用，打压南人，半个世纪后才平反。

第二次是本文开始提到的“明昌党狱”，赵秉文劝金章宗勿杀完颜永中、完颜永蹈等皇叔，提醒勿信“小人”，误会“君子”。金章宗的目的就是清除宗室，遂厉声反问：“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赵秉文一时语塞，被下狱究察，他只好乱咬人，说是听王庭筠、周昂、潘豹、郑赞道、高坦所说，致5人下狱，赵秉文反而被放了出来。

第三次是“贞祐党狱”，蒙古大军已入中原，不少名人逃到河南，与河南府治中高庭玉有往来，女真同僚“诬以有异志，辄收赴狱”，此案牵扯了孙伯英、雷渊等5人，高庭玉离奇地死在狱中。

三次党狱，体现出金帝的不信任。南人能当官，但不轻松，金朝不顾“刑（指肉刑）不上大夫”，动辄打官员板子，还要脱裤子打，并让同僚参观，以示侮辱。金海陵王说：“既无廉耻，当以小人之罚罚之。”在金朝，再大的官都随时可能尽失体面，谁还对它忠诚？

米价竟然高于银价

金帝不信任宗室和官僚体系，发展出“个人官僚体系”，即近侍局。

名义上，近侍局只负责收发奏折等杂务，如金世宗所言：“近侍局官须选忠直练达之人用之。朕虽不听谗言，使佞人在侧，将恐渐渍听从之矣。”

近侍局成了金帝耳目、参谋、特务，将宰相之权收到皇帝手中，可近侍无行政经验，又无特别才能，只会绝对忠诚。刘祁斥责说：“职虽五品，其要密与宰相等，如旧日中书，故多以贵戚、世家、恩幸者居其职，士大夫不预焉。”

近侍局令“中外蔽隔”，“至于大臣退黜，百官得罪，多自局中，御史之权反在其下矣”。权臣却不拿他们当回事，大臣纥石烈牙忽带镇守宿州等时，常“下凌上”，“凡朝廷遣使者来，必以酒食困之，或辞以不饮，因并食不给，使饿而去”。

混入近侍局，不等于进保险箱，还要看皇帝的素质，金熙宗“平日嗜杀，晚年尤甚。左右近侍，少不如意，即手刃之”。

金中都到后来，可能也出现了住房困难的问题。金中都比辽燕京大一倍，辽燕京约30万居民，有学者认为，金中都超100万人（一般认为，金中都人口超40万），是前者的3倍多。辽燕京是陪都，常驻机关少，金中都则增加了园林、宫禁、仪式性建筑等，且宗室、高官、贵族、功臣等均由金政府提供住房，普通百姓的空间反而变小了。

在蒙古大军冲击下，周边民众避入金中都求庇护，城中人口暴增，食物匮乏，甚至白银三斤换不到三升米。虽非常态，但传统城市易生波动，不太适合“漂”，金中都也不例外。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蔡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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