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 | 女性书写的力量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3-07-20 10:51

原标题：阅读 | 女性书写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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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星璀璨的法国文学史上，柯莱特也许不是那颗最耀眼的明星，但她以其独特的风格散发出了别样的光彩。

原文：女性书写的力量

作者 |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陈凌娟

图片 |网络

今年是西朵尼－加布里埃尔·柯莱特（Sidonie－Gabrielle Colette, 1873—1954）诞辰150周年，法国文学杂志《读书》（Lire）为此出版了特刊《柯莱特，火一般的女人》（Colette, tout feu, tout femme)。主编亚历克西·布罗卡（Alexis Brocas）在特刊的序言中强调了柯莱特创作中的自我书写特质，这位传奇的女作家“始于勃艮第的乡野，终于巴黎皇宫区的国葬”，在不断的自我书写中铸就了不凡的一生。

初涉文坛

1873年，柯莱特出生于法国勃艮第省的圣索夫尔昂皮泽镇。她自小生活在相对开放自由的家庭氛围中，在家人的影响下，柯莱特培养了对自然的热爱及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她6岁开始阅读巴尔扎克，7岁阅读拉比什，大量的阅读为日后的写作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岁时，柯莱特嫁给了昂利·戈蒂耶－维拉尔（被称为维里）。在维里的鼓励下，柯莱特创作了克罗蒂娜系列，获得巨大成功。然而，维里把这些作品据为己有，并且在感情方面多次背叛柯莱特。1907年，柯莱特发表小说《情感退隐》（La Retraite sentimentale，1907），这部作品为克罗蒂娜系列画上了句号，也宣告了柯莱特与维里的彻底决裂。然而，获得自由并不意味着柯莱特的作家生涯就此踏上坦途。

1904年，柯莱特首次以“柯莱特·维里”为名发表了《动物对话四则》（Dialogues de bêtes，1904），拉希尔德在杂志《法兰西信使》上首次介绍了这位文坛新人，并称之为“文学女性”“文人”。尽管不少评论家对这部作品赞赏有加，但对于柯莱特的作家身份仍有所保留，仅仅以她的名字“柯莱特·维里夫人”称呼作者。1908年《葡萄卷须》（Les Vrilles de la vigne，1908）问世，这部散文集与之前的作品有明显的不同，表明了柯莱特决意在创作上摆脱维里的影响。她用生动的笔墨将琐碎的日常生活和斑斓的动植物世界融合在一起，娓娓道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而这种独特的风格在柯莱特之后的创作中不断演化、精进，最终成为其作品中不可磨灭的印记。

文坛沉浮

尽管柯莱特的作品在文学界引起了一些反响，对其作家身份的质疑声并未由此消失。评论界针对柯莱特最常用的评语是女性化和直觉。在吉特里、拉希尔德、保罗思科、费尔桑，以及阿波利奈尔的评论文章中都强调了柯莱特创作的女性化特征，声称她没有刻意模仿男作家的写作风格。莱昂·布鲁姆把柯莱特定义为依靠直觉和天赋的作家，她的创作缺乏理性思考和结构技巧。儒勒·贝尓托在其著作《当代女性文学》中把柯莱特誉为“迄今最女性化的作家”，他认为女性化的作家缺乏想象力，一旦直觉和天赋在作品中占据主导地位，结构与和谐便会缺失。这些评论在承认柯莱特创作才华的同时，却又把一切归功于直觉和天分。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柯莱特在这一时期的写作主要以第一人称叙事为主，加之故事情节与其个人经历的相似性，她的作品很容易被视为一种“自我再现”，是依靠女性“直觉”的创作，而不是真正的文学艺术。此外，这与当时文学评论界的男性话语霸权也不无关系。即使对于之后受到一致好评的《谢里宝贝》，仍有评论认为柯莱特的创作越界了，因为客观描述与道德评判应是男性作家的专属。

然而，《谢里宝贝》无疑是柯莱特文学生涯的一个顶峰，至此评论界对柯莱特的态度开始出现转变。她收到了来自纪德、普鲁斯特的祝贺信，他们在信中毫不掩饰对于这部作品的赞美。不少文学杂志也纷纷刊载关于柯莱特的评论文章，甚至向来无视柯莱特的《新法兰西杂志》也对这部作品及其作者表达了由衷的敬意。

风格问题

随着评论界对柯莱特的认可，她已跃升为当时的一流作家，对她的研究也开始逐渐涌现。1920年至1930年期间，共出版了6本关于柯莱特的研究著作，而之前的十年中仅有一本。作者中不乏当时的评论大家，如保罗·勒布、让·拉尔纳克等。当时的评论除了对作家生活的描述，在作品研究方面，风格问题成了被关注的一个重点。蒙泰朗于1929年6月在《女性杂志》上刊登的《柯莱特的奇迹》一文中，描述了这样一种风格：“她是‘真实的’，她拥有一种难以定义的风格，许多没有天分的作家使我们习惯于把‘风格’理解为一种规定的、人为的，甚至艰涩的措辞。而柯莱特的文学创作就是将她的思考、感受和话语忠实地呈现出来，她的文字与其所思、所想及所言之间不存在任何距离，这就是自然的风格。”（Montherland， 1929）这种“自然的风格”在当时的评论界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另外还有两个词的出现频率也很高，即“经典”和“法式”。旺贷朗认为她“具有纯正的古典主义血统”；安德雷·热尔曼认为柯莱特继承了几个世纪以来的法国文学传统，她把这个传统完美地融于文学创作中。写作用词的精确性，生活中对自由的不懈追求，勇于突破规则，无论在文学创作中还是在个人生活中，柯莱特都充分诠释了法兰西民族的特性。

20世纪初，随着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柯莱特在作品中展现出的女性意识受到了一定的关注，其中就有《第二性》的作者西蒙娜·德·波伏娃。波伏娃认为，柯莱特是一位女斗士，是“法国唯一伟大的女性作家”，她在作品中细腻地展现了女性的“受虐心理”和年轻夫妇的苦难。波伏娃还十分欣赏柯莱特对于女性性欲及女同性恋的大胆描述。她在《第二性》中多次引用柯莱特的作品，她认为柯莱特塑造的许多女性形象都十分具有代表性。然而，她同时也指出，柯莱特和大部分女性一样，在“虚假的自由”中无法真正抓住存在的本质，由于她勉强接受了“人类的处境”，所以她也无从对此表示质疑。但无论如何，波伏娃仍然捕捉到了柯莱特作品中的自由主义气息，并把它置于女性主义的语境中加以阐释，为柯莱特作品中的女性意识赢得了关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女性的地位有了相应的提高，但是女性的处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女性作家要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坛获取一席之地实属艰难。为了获取独立和属于自己的作家身份，柯莱特经历了一段异常艰辛的路途。也正因如此，她更加珍惜手中这枝来之不易的笔，她在创作中坚持以女性的角度来揭示长期以来被男性作家遮蔽的女性经验。在不断的自我言说中，人们已经分不清小说中所描述的那些女性形象是作家本人还是虚构人物。从克罗蒂娜到茜多，柯莱特与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在虚实之间一起经历，一起成长。正如玛丽·雅格布森所说的：“当作家的生命与作品的生命汇合一处，消除了主体与客体之间、写作的妇女与被写的妇女之间、阅读的妇女与被读的妇女之间的种种界限，生命才得到最充分的展现。……那些虚构的（fictive）、多样化的（multiple）自我，才是唯一的自我，唯一的真理：这一点，只有作者心里最明白。”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62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宋献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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