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级富豪为什么喜欢标榜自己“对钱不感兴趣”？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3-08-22 09:28

原标题：顶级富豪为什么喜欢标榜自己“对钱不感兴趣”？

题图：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剧照

在大众文化的常规描绘里，富豪们总骄傲地挥霍着常人望尘莫及的财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在大街上飙豪车，在海上打高尔夫，在城堡里开奢华派对，往来都是政商首脑、名流巨星，是普通人想象的富豪生活值得炫耀的资本。

然而，《不安之街：财富的焦虑》（Uneasy Street：The Anxieties of Affluence）这本书却挑战了这一传统的富人形象。本书作者，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瑞秋·谢尔曼（Rachel Sherman）通过对纽约前1%富豪的深入访谈，研究这些“既得利益者们”的消费行为，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自己拥有的庞大资源。

她发现，这些富人热衷于给自己套上“普通人”的人设，且对这一人设有很明确的界定——工作勤勉认真，消费理性克制，积极回馈社会，重视后代培养。

为什么这些富豪如此有钱，却那么渴望“普通”？他们为何喜欢标榜自己“对钱不感兴趣”？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当下，本书不仅为读者展示了顶级富豪们的真实人生，还揭示了普通人如何在极端的社会不平等中日渐麻木，趋于“躺平”。

不安之街英文原版（右）和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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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得利益者

”如何看待财富和收入不平等？

文| 瑞秋·谢尔曼

译文来源 | 普林斯顿读书汇微信公号

年支出80万美金的家庭

Scott 和 Olivia 是一对39岁的年轻夫妇，他们与三个孩子一起居住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座宽阔的豪华公寓里——公寓本身还是一座历史建筑。周末或假期时，这对夫妇会在他们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另一个家享受静谧的田园风光。他们聘请了一名保姆、一名兼职的个人助理，有特别需要时，他们还会雇佣私人厨师。

Scott 和 Olivia 出行都是商务舱。孩子小的时候，他们还常包私人飞机，“但都是为了孩子”。他们也担心丰裕的物质生活会让孩子耽于享乐，所以很注重对孩子价值观的培养，希望他们热爱工作、理性消费。

Scott 的祖父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而他本人在常春藤名校取得了本科与 MBA 文凭。Scott 从小就意识到，财富让自己与众不同。小时候，同学们会因为他家的大房子议论纷纷，这让他极度敏感：“是啊，我和他们确实有些不同，而我需要隐藏这种不同。”后来他总是条件反射地掩盖自己的家境。即使如此，大学里，他仍被同学们发现是个“秘密富豪”，被嘲讽他的家族公司侵犯工人权利。

毕业后，他投身金融业，却并不满意于这几年的工作经历：“我工作非常勤奋、付出了很多时间，但它没有回报给我同等的价值。”离职后，他创办了一个小而精、服务于非营利组织的科技公司。此外，他的孩子们都就读于一所精英私立学校，而他则活跃于这所学校的董事会。

妻子 Olivia 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也是藤校毕业的高材生。她很少工作，大部分精力都用来照顾孩子、维系家庭内部运转。Olivia 坦言，嫁入豪门后，家庭主妇的生活并不自在——为慈善事业和孩子花钱很容易，但为自己花钱很难：“毕竟不是自己挣的钱。”

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剧照

过多财富带来的苦恼

2009年，我采访 Scott时，他正忙于装修上西区一套价值 450 万美元的公寓，但他却会这样抱怨：“难道我想住在这么一个高档的地方吗？邀请朋友来家里，他们总是一进门就很夸张地：‘Wow！’ ”

Scott 觉得异常尴尬，他向我倾诉：“我完全没有炫耀的意思，我不是那种人。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买房的初衷只是为了孩子能有自己的房间。”

几年后，当我采访 Olivia 时，“豪宅”引发的心理不适仍困扰着这对夫妇。虽然在同一社会圈层的人看来，这间公寓很普通，但日常往来的亲朋好友不会如此看待：“邀请朋友来家里之前，我得花很多功夫做心理建设。就算这样，他们真正来我家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难堪，” Olivia 说道。

除了受他人眼光的困扰，这对夫妇还会主动控制个人消费。在财富自由的情况下，规划生活开销这一行为脱离了现实层面的考量，承担着的更多是精神层面的寄托。

Scott 如此回忆自己的节俭事迹：“刚来纽约那两年，我们一直没下定决心买空调。”

我很困惑：“为什么明明不缺钱，还要这么紧巴巴地过日子？”

Scott 答：“消费时必须深思熟虑。你知道的，我们其实过着再普通不过的生活——我们也坐地铁上班。”

“我可以认为，你们非常需要这种‘普通’的感觉吗？“

“从某种意义而言，是的。” Olivia 补充道：“虽然这种纠结看起来是‘故作姿态’，但它会给我们一颗平常心。虽然‘拥有很多’，但我们还是‘普通人’”。

如何看待“既得利益者”的身份？

Scott和 Olivia夫妇的故事反映了一个现象：当意识到自身是既得利益者时，富豪们内心是有很多波澜的——他们会从道德的角度审视自己：我是否真的值得如此庞大的资源倾斜？为了成为“值得”的人，他们话里话外总在暗示自己是“好人”（good people）。访谈了五十位富人后，我总结出了富豪眼中“好人”的三个标准。

首先， “好人”工作勤勉，致力于为社会作贡献。

第二点，“好人”不迷失于物质，有节俭的消费观。但“为了孩子”，一切开销都是值得的。正如“纠结两年不买空调”的 Scott 和 Olivia 夫妇，却能因为“孩子还小”而包下私人飞机。

顺理成章地，“好人”的第三个标准在于精心教育后代，其中就包括灌输要成为“好人”的价值观。因此，买房、择校等问题常踩中富豪们的痛点。而它们也是访谈过程中，我重点关注的问题。

本质上，这三个“好人”标准最终都落脚于身份认同问题：如 Scott 所说，“普通人”这个形象至关重要。为了显得普通，富人们甚至避讳谈钱。大多数受访者坦言，自己从未与伴侣、商业伙伴以外的人谈过钱。当我问及开销、资产相关问题时，他们会非常抗拒，且常给出比实际更低的数据。

为何顶级富豪们如此有钱，却那么渴望显得“普通”？他们为何标榜自己“对钱不感兴趣”？想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溯美国社会的发展历程。

日渐消失的中产阶级

“美国梦”塑造了几代美国人的理想：只要勤勉上进，人人都能成功。这种机会均等的核心社会价值让阶级与金钱成为禁忌，政治家们尽量不用任何与社会阶层相关的词汇，有一个词却是例外——“中产阶级”。

美国曾有过一个人均中产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济腾飞，政策开放。劳工组织的壮大促成了广泛的工资增长。得益于此，几乎每个人都能考上大学，找到工作，购得住房。扶贫不再是政客们关心的问题，他们的主张往往集中于为“中产阶级”谋福利。

然而好景不长，1960年代起，战后繁荣走向尾声。科技革新，无形资本崛起，经济支柱从制造业转向知识服务业。经济大动荡导致社会安全网衰弱，国家权力失控。政局动荡之下，工会式微，税收政策越发倾向于保护富人的利益，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自此，社会结构不再平衡，中产阶级悄然萎缩：向上流动，则成为书中访谈的顶级富豪；而更多人口则向下流动，不再负担得起中产阶级原有的生活方式。即使是教师、公务员等传统中产阶级职业从业者，也不得不受困于购房、育儿等人生大事的开销。

根深蒂固的中产价值观

虽然在现实层面，中产阶级人口紧缩已带来社会结构转型，但是“中产”的象征意义却依旧是美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政客们至今仍声称“中产阶级”为美国的支柱，将他们描述为努力工作、谨慎消费、重视家庭的人。这些要素构成了美国社会的道德基石。

与“中产”的光辉形象相反的，是大众眼中势利、懒惰的富人形象。上流阶层常被看作一个神秘的“他者”世界。普罗大众的好奇心催生了娱乐产业中千姿百态的富豪故事：真人秀节目里有钱人纸醉金迷的生活；小报杂志大肆宣扬的名人 “天价婚礼”和“亿万豪宅”；以及影视剧热衷于设计的富豪们利欲熏心、勾心斗角的桥段。

这一切使得富豪常与“不道德”的形象挂钩，“富裕”、“上层阶级”等词也暗含负面意味。1899年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是研究消费行为的不朽经典。在凡勃伦的理论里，富人疏于工作，却沉浸于“炫耀性消费”——通过炫耀财富来确立社会地位。社会心理学研究也曾得出“富人比其他人更不慷慨、更自私、更冷漠“的结论。

当然，仍有一些富豪与上述形象截然相反、广受喜爱，譬如股神巴菲特、苹果创始人乔布斯。但事实上，他们的正面形象与所谓“富豪”的负面形象背后的评判体系是一致的：工作是否勤奋？消费是否理性？

尽管身家上百亿，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巴菲特一直住在奥马哈一所简陋的房子里；不论发布多么震撼世界的产品，乔布斯都低调地穿着黑色高领毛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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