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一部跨越宏观微观的电影
原标题:《奥本海默》:一部跨越宏观微观的电影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冯新平
克里斯托弗·诺兰痴迷于时间。他在《信条》中颠倒了它,在《盗梦空间》中将其分层,在《星际穿越》中令它漂流,在《敦刻尔克》中以三种不同的速度穿越它。他对角色和观众的操控一样自如,而在《奥本海默》中他同时做到了这两点。
1924年,年轻的罗伯特·奥本海默从剑桥大学退学,前往德国学习量子物理学;1947年,施特劳斯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欢迎奥本海默,邀请他担任研究所所长时,奥本海默已是世界闻名的战争英雄,被称为原子弹之父;1954年,原子能人员安全委员会听证会在一个幽闭的会议室里秘密举行,他们决定取消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从而剥夺他的政治影响力,他是数千名遭受麦卡锡主义迫害的人之一;1959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施特劳斯为商务部长的参议院听证会成为一场公共奇观,后者发现自己有可能面临几十年来第一次被参议院拒绝内阁任命的危险。
在一次又一次回归两个叙事框架的过程中,这几种相互关联的叙述相互包裹,不同时期的信息被重新语境化,在量子层面上纠缠在一起。影片巧妙地在鲜艳的色彩和令人惊叹的黑白之间来回切换,以此呈现不同的时代氛围,从而引发某种连锁反应。20世纪20年代的一次偶然相遇改变了40年代的世界,然后在60年代毁灭同一个世界。虽然四幕结构对观众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我们的耐心和专注得到了充分的回报。不知道诺兰的粉丝们会对《奥本海默》这样一部令人兴奋、对历史充满好奇、以庄重为基础的电影有什么反应,这与诺兰的《蝙蝠侠》系列中那种深沉的威严,以及《盗梦空间》和《信条》中的烧脑游戏几无共同之处。就其激动人心的庄严而言,它可能最接近《敦刻尔克》,而它对科学与情感的融合又让人想起《星际穿越》。
电影《奥本海默》海报
奥本海默之所以能完成他的壮举,是因为周围有许多杰出的思想家,而基里安·墨菲也得到了一群顶尖演员的支持。马特·达蒙把他的明星魅力带到了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身上,这位曼哈顿计划的军事首脑粗暴的魅力掩盖了他别有用心的动机。小罗伯特·唐尼饰演奥本海默对战后核政策控制权的竞争对手刘易斯·施特劳斯。这是唯一没有从奥本海默的视角来设置的场景。施特劳斯对奥本海默的智慧感到敬畏,但对他的傲慢和政治态度颇为不满。唐尼的角色在影片第三幕变得越来越重要。希区柯克式的追捕伪装成法律程序,奥本海默对美国的忠诚受到无情的审视。
小罗伯特·唐尼(左)饰演奥本海默对战后核政策控制权的竞争对手刘易斯·施特劳斯。
扮演物理学家伊西多尔·艾萨克·拉比的克鲁姆霍兹,给这部电影带来了一种犹太历史感。当主人公不断谈论在纳粹之前制造原子弹的必要性时,拉比对此持怀疑态度:“我不希望几十年的物理研究最终以一枚炸弹告终。”另一位对利用原子弹对付纳粹的行为持批评态度的犹太人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汤姆·康蒂把他扮演成一个老派传奇人物,他目睹了自己最伟大的成就以一种他不喜欢的方式改变了世界。影片结束时,奥本海默明白了他的感受。毕竟,原子弹最终不仅打败了日本法西斯,而且还焚烧了日本平民。
扮演物理学家伊西多尔·艾萨克·拉比的克鲁姆霍兹(右),给这部电影带来了一种犹太历史感。
就像诺兰的其他电影一样,“曼哈顿计划”基本上是一个男性俱乐部。在这位大获成功的导演的职业生涯中,最令人反感的是其女性角色往往是“死去的妻子”,她们幽灵般的后遗症只是作为男主角的动力。但艾米丽·布朗特饰演的凯蒂·奥本海默经历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全球危机,仍然顽强地活着。凯蒂远非一个“忠诚妻子”的原型,她并不羞于表达自己为人母的沮丧或对政治的不满。布朗特是墨菲的好搭档,在他飘飘然时将其带回现实,在他坐享其成时提醒其战斗。这部电影既成功地让亚原子理论变得冷静性感,又在情爱场景中植入诺兰标志性的存在主义不安。
艾米丽·布朗特(右)饰演凯蒂·奥本海默
另一个女性角色吉恩·塔特洛克由弗洛伦斯·皮尤饰演。这位冉冉升起的新星在年长而富有经验的演员身边,感觉有点格格不入,但皮尤给奥本海默带来了性和政治的大量帮助。这是诺兰早期电影中经常缺失的两个方面。塔特洛克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奥本海默一起参加了几次私下聚会。奥本海默对纳粹种族灭绝主义的兴起深感不安,并希望在西班牙内战中支持反法西斯的左翼联盟。
基里安·墨菲总是能够在他棱角分明、天使般的外表下传达出一些令人不安的东西。他扮演的奥本海默是一个迷人的矛盾体:坚定而冷漠,当下而遥远,聪明而盲目。从墨菲锐利的淡蓝色眼睛中,我们可以看到物理学家超常的智慧、顽强的决心,以及在承认自己的天真并面对后果时所受的折磨。当奥本海默思考20世纪最棘手的问题时,墨菲脸上的特写镜头和电影中的原子弹爆炸一样引人注目。他遥远的目光不仅让你相信,他确实看到了亚原子粒子之间发出噼啪声的无形力量,还让你看到了他将这种力量释放给世界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安静沉思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好像被银河系的黑洞吸引,而在愤怒或紧张的时刻,他的虹膜犹如两个微小的钴色蘑菇云冠。这双眼睛是诺兰及其演职人员所取得成就的最简洁的概括:《奥本海默》是一部同时在微观和宏观尺度上发挥作用的电影。它既是一辆飞驰的过山车,又是一幅辛辣的精神肖像。
《奥本海默》电影剧照,奥本海默在“三位一体”核试验现场。
诺兰用《奥本海默》的开场来唤起普罗米修斯神话,一如玛丽·雪莱给她的小说《弗兰肯斯坦》所起的副标题“现代普罗米修斯”,二者是对观众和读者即将看到东西的警告,也都指科学家释放了一个其无法控制的怪物,而奥本海默在看到原子弹爆炸时,脑海中闪现的是印度史诗《薄伽梵歌》的诗句“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在“三位一体”试验令人紧张的倒计时中,在路德维希华丽无情配乐的冲击和悸动中,诺兰巧妙地增加了悬念,让那一刻的重量笼罩在演员和观众身上,然后让他们瞬间目睹了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爆炸。大画幅胶片拍摄的效果带来了非凡的质感和景深,令观者身临其境,有种见证历史本身被分裂的感觉。那样的震撼不是以轰炸日本本土的场面来呈现,而是通过广播报道和洛斯阿拉莫斯社区的欢腾来展示。爆炸释放出来的恐怖气氛则巧妙地由奥本海默脑海中翻腾的蒙太奇画面来暗示。
《奥本海默》对政治、历史的关注和反思使其颇具时代感。片中人物积极讨论工会和反法西斯组织的重要性,现实生活中,演员们甚至在美国演员工会暨美国广播电视演员工会联合会罢工开始后就离开了电影的盛大首映式,而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威胁,又让人想起冷战时期的恐惧。婴儿潮一代和X一代的童年时期,毁灭似乎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前景。一个被奥本海默的创造所定义的时代,以及它作为概念和威慑的方式,影响了国际地缘政治和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人类的进步是双向的,当年走上火刑架的布鲁诺绝不会想到,几百年后,他为之献身的理性会成为血与火结局的科学推导。人们做事的能力几乎总是超过其决定是否应该做这些事情的能力。《奥本海默》是关于他那个时代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所有时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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