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人 以艺通心
原标题:以文化人 以艺通心
本报记者 袁云儿
昨天,2023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人:文艺价值与社会生活”平行论坛在京举行。围绕文艺作品的作用与意义、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文艺工作者的职责使命等话题,来自文学、影视、舞蹈、文化研究等不同领域的6位嘉宾发表演讲。
文艺作品是“以文化人”的载体
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都离不开文艺作品提供的精神引领、支撑和滋养。文艺作品是“以文化人”、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载体。针对文艺作品的作用和意义,演讲嘉宾从各自研究和实践的领域出发,分享他们对文学、绘画等不同文艺形式的认知。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格非既是著名作家,也是清华大学教授,他认为,文学在今天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说,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为人们提供了越来越便捷的生活方式、越来越丰富的交流途径和手段,但并没有让人与人之间心灵靠得更近,甚至在某些方面,人们对各类知识纷至沓来的无所适从,反而加剧了交流的困难。“在这方面,文学作为一种心灵交流的特殊方式,在今天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真正优秀的作家那里,不同类型的读者都可以参与到文学提供的广阔空间中,展开心灵之间的交流。”
针对讲好中国故事,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陈平原认为,相比小说、诗歌、戏剧等文体,散文同样拥有“想象中国”的能力、趣味及境界。他回顾了晚清以来中国散文的演进脉络,认为散文在21世纪有可能重返文学舞台中心。各类人物传记、历史叙述、风土记忆、文化随笔乃至人文社科的专门著述,共同组成了一个多世纪中国人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变迁史。
通过大量中外绘画作品的展示和对比,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客座讲席教授包华石认为,图像也有助于塑造人的行为和意识形态。比如,无论中国绘画还是欧洲绘画中,都有用横行构图法表达贵族与平民平等交流的手法,平等思想在东西方都拥有悠久的历史。
文化是北京不断创新的动力
北京历史悠久,文脉绵长,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有力见证。演讲嘉宾从不同角度阐述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实力与魅力。
“北京有北京人、山顶洞人遗址,有大葆台西汉墓,还有金中都遗址、元大都遗址、明清北京城,这构成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首钢园曾是京西古道南边的起点,近代成立钢铁厂,又改成首钢集团,再后来,首钢搬迁,改造后的首钢园有冰雪大跳台、科创园……一系列不断推进的转型升级,突出了创新性。从元朝开始,北京就是大一统国家的首都,这是统一性。北京坐落在农牧交界处,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反复碰撞交融,体现出包容性。‘双奥之城’向全世界传递和平理念,体现和平性。”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说,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蕴和青春洋溢的文化活力,是北京不断创新的动力。
北京电影家协会主席、著名导演、监制黄建新通过讲述《定军山》《末代皇帝》《建国大业》等影片的创作故事,回顾了北京电影发展历程中的几个动人历史瞬间。他介绍,北京汇聚了大批电影人与电影制片的头部企业。一直以来,北京始终把繁荣电影事业与推动电影产业作为首都文化建设的重点。今年,由北京选送的多部影片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北京市文学艺术奖,持续展现出电影创作的实力与活力。
在舞台艺术方面,北京正在通过“大戏看北京”等品牌,积极打造“演艺之都”。“北京文艺资源丰富,文艺人才济济,既是佳作‘集散地’,也是精品‘孵化器’。”北京舞蹈家协会主席、著名导演陈维亚说。
文艺工作者应追求“德艺双馨”
“以文化人”“以艺通心”,对文艺工作者的道德修养、思想倾向、专业能力等提出了要求。演讲嘉宾认为,文艺工作者要扎根人民,守护人类的心灵和精神家园。
黄建新说,文艺工作者应该追求“德艺双馨”,崇德尚艺、立德修身。“养德与修艺是分不开的,须从基本出发,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他说,近年来,中国文化市场的蓬勃发展为电影创作提供了肥沃土壤,提供了历史机遇。电影人则需要以“明德修身”为先,不懈进取,寻求进步,精益求精,花大力气拍出好影片,用电影精品回馈人民。“电影切忌孤芳自赏,想要作品接地气、入人心,就要坚持寻找作品中的人民性。”他建议,创作者要在“主流”“温情”和“匠心”这三个关键词上下功夫。
通过一段短视频,陈维亚介绍了今年8月北京舞协联合北京影协组织艺术家赴黑龙江创作采风的情况。他说:“对当下的青年舞蹈创作者来说,选择很多、诱惑很多,越是如此,越要少一些功利心,多一点诚实劲,踏踏实实地俯下身子,走到人民生活中去,以现实生活为蓝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敏锐的观察力、接地气的创作手法开展创作。”
与会嘉宾论坛间隙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方非摄
圆桌对话
文艺精品应与时代脉搏相契合
从电视剧《觉醒年代》到《狂飙》,从暑期档电影《长安三万里》到《封神》,热门影视作品从来都占据着话题的核心。围绕新时代影视创作的精品化,来自一线的编剧、导演、演员与平台方代表展开圆桌对话,给出了各自的思索与答案。
编剧何冀平从话剧《天下第一楼》开始,创作了包含《新龙门客栈》在内的多部优秀电影作品。何冀平表示,她的创作从来没有受到过类型的限制,也不会追着热度走,而影视作品大多数的问题并不是因为类型错了,而是“出在了剧本上”。在她看来,作品要成为精品,故事和人物很重要,而很多经典作品的关键在于塑造人物,“作家的笔往往在写人物的门口就停了,不想深入进去,因为深入进去很难。”她从业多年,认为编剧应该在恪守责任的同时,注意提升个人修为。“作者满怀真情写出来的作品才可能感动观众,真实或者虚假,观众一眼就能看清楚。写不写得了是技巧,而写不写得好则是心。”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北京电影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演员吴京对此十分赞同,他认为创作者要把自己心里最痛的那个疤拿出来给观众,真诚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还是要抓电影的质量,创作者要把你的真诚和热爱传递到银幕上去。”他也留意到今年暑期档出现了不少新人新作,这些作品激励他也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电影理念,同时会将大家总结的经验用到他最擅长的动作电影中去。
《觉醒年代》导演、北京歌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艺术总监张永新回忆起当初的拍摄经历,不无动情地说,“一部戏用不用心是天差地别,当时与《觉醒年代》同期拍摄的剧组有86个,我们是现场少有的强调道具美学的剧组,关注一个茶几一个灯的美学和格调。”在张永新看来,文艺精品应该是能够和时代脉搏相契合的作品,能够反映出时代的精气神。
作为平台方代表,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爱奇艺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龚宇表示,平台方认可的精品一定从思想上、艺术性上和制作上都必须达到优秀水平。他用“一慢两快”来概括爱奇艺的创作原则,“慢就是在创作前期要慢节奏,坚持长期主义,如果一个剧本始终没有打磨成熟,那么我们可以等,不怕慢。但到了开机后,杀青要快,上线也要快,这是从制作播出的环节去确保成本可控。”在他看来,如今的市场环境已经逐步走向正规,作品不再扎堆,平台和市场更愿意接纳新的演员和主创;作品“由古转新”,大量的古装剧创作转向现实题材;表达“从天转地”,故事从悬浮变得更加接地气,剧集长度则由长变短。他坚信,伴随着行业与平台的共同成长,国产影视行业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正稳步向前。本报记者 李夏至
“中国文学与世界对话”为主题的圆桌对话现场。 本报记者 方非摄
中国文学走出去要加强作品译介
新时代的中国文学面临哪些挑战?如何更好地反映当下?如何积极“走出去”?围绕“中国文学与世界对话”,莫言、梁晓声、刘庆邦等著名作家与中国文学译者、研究者展开圆桌对话。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文学只有和家国、民族共振,才能彰显其价值。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梁晓声说,在开展中国叙事时,他的态度比较开放,他认为古今中外任何一种方法都可以为我所用,来讲好中国故事。著名作家、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刘庆邦更关注“为谁而写”这一问题,他认为文本只有通过阅读,才能实现人文价值。“虽然写作不是对象化、不是盯着哪个人写的,但是我们心里要有读者,要尊重读者。”
著名作家、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认为,好的文学可以跨越时代,作家既要关注当下,又必须不受当下束缚。“讲故事是作家的职能,但他们的最终追求,是通过艺术手段和故事来表现人性,塑造栩栩如生的、具有独特价值和个性的人物。塑造人物、刻画人的情感、描写人的命运,任何一个搞艺术的人都应该把它当作孜孜不倦的方向。”
近年来,中国文学被翻译成世界各种语言的数量大大增加,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越来越引人瞩目。对于这一客观事实,参与对话的嘉宾都有切身感受。他们认为,要想把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学经典推广到全球各地,必须加强作品译介,做好海外传播。西安外国语大学俄语教授、俄语语言与文化中心主任杜布阔娃·奥莉卡与荷兰翻译家施露从事中国文学研究与翻译工作多年。在她们看来,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较强的多元化,不同背景的作家创作了大量不同题材、风格的作品,她们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很享受这种趣味。因此,要珍惜和发扬这种多元性,给作家更大的空间。 本报记者 袁云儿
用活传统元素讲述东方故事
文艺作品种类纷繁,面对“如何用文艺作品讲好中国故事”的主题,来自绘画、舞蹈、音乐、戏剧等多门类的从业者展开圆桌对话,共同探讨艺术创作的方法论。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许江以画葵闻名,他以自己近二十年的画葵经验做类比,认为从绘画领域来说,讲好中国故事其实不应该拘泥于一事一物的细枝末节。在他看来,画葵不仅是因为葵中承载了他的个人童年记忆,更是因为葵能够象征一代中国人向阳花开的精神气质。“不管我们采用哪种创作手法,最终要达到的目的依然是弘扬中国精神。”许江认为,中国精神不仅应该存留在传统里,更应该“活在日常里”;不仅应该活在可见的现象中,更活在不可见的深处;不仅活在一己的感受中,更活在共同的集体经验和历史情怀中。
音乐剧制作人李盾曾先后制作出《白蛇传》《蝶》等多部融汇中西文化的音乐剧,作品屡屡走出国门得到海外观众的认可。他认为,在自己多年的音乐剧创作经验中,其实对于中国叙事有过理解的误区,“最早我们做《白蛇传》借用了中国戏曲的概念,《西施》采用了双反串,这是一种直接借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做法。到了《蝶》这部剧时,我们和世界上顶尖的艺术家交流创作,就开始提出要‘站在世界中心去讲述东方的故事’。”
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舞蹈学院院长许锐则以近年来优秀的舞剧作品《五星出东方》为例,讲述了中国故事的表达应该如何找到与时代的连接点。据他介绍,这部舞剧的起点其实源自织锦护臂的出土事件,但最初在创作时其实相关素材很少。当主创团队走入考古发现的遗址,意外发现一个上书“奉谨以琅玕一致问春君,幸毋相忘”的木简,古人朴素的情感瞬间击中了他。“它让我感受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一个虚空的概念,历史其实是有温度的。”这种创作的起点恰恰就是中国故事的开始,许锐说,“创作者一定要从点点滴滴的细节中,去看到一个生动的中国。”
“北京人艺自建院之初,我们的使命就是实现中国话剧的民族化。”北京戏剧家协会主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回忆起北京人艺71年的历史进程,从早期的《蔡文姬》借用京剧锣鼓点说起,到《司马迁》《荆轲》吸取中国大美学的理念,多年以来的实践其实一直都是在讲好中国故事。“我们既要去吸收先人留给我们的艺术瑰宝,同时要与时俱进与当代相融合。我们没有照搬,而是经过多年的消化,去不断地探索新方式。”在冯远征看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用好中国叙事,从中国美学来讲,其实就是“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传统文化”,“过去我们一直在向外看,有时候回头看也很重要。你在回望自己的传统和文化时,有时反而会发现传统的先进性。”他将北京人艺的叙事策略总结为“讲好人的故事,讲好中国人的故事”。从《天下第一楼》到《玩家》,从《全家福》到《社区居委会》,冯远征认为北京人艺创作的宗旨都是要深入生活、发现生活,从观察生活开始,寻找生活中的元素并加以提炼,这些讲述北京人的故事、讲述中国人民变化的故事,最终成为了北京人艺金字招牌得以延续的动力与源泉。本报记者 李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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