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 | 托马斯·哈代：裘德般的“顽抗者”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3-09-22 09:28

原标题：开卷 | 托马斯·哈代：裘德般的“顽抗者”

开卷

托马斯·哈代是“十九世纪的小说家和二十世纪的诗人”。他受徐志摩推崇，被伍尔夫视为文学榜样，与狄更斯齐名，韦伯称他是“英国小说家中的莎士比亚”。小说家哈代生涯功成名就，却因《无名的裘德》不堪恶评。今年是哈代逝世95周年，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文学纪念碑”丛书最近推出的《托马斯·哈代传》（王秋生译，2023.7）中，传记作家迈克尔·米尔盖特评论哈代是一位“悲观的社会向善论者”，而他的作品则是对“人对人的不人道”的抗辩。

原文：《哈代：裘德般的“傻瓜”和“顽抗者”》

作者 |迈克尔·米尔盖特

图片 |网络

《无名的裘德》饱受恶评

1895年11月1日，《无名的裘德》单卷本由奥斯古德麦基尔文公司出版，随着出版和发行业务的全行业变化，维多利亚时期常见的三卷本小说版式已经消失殆尽。同一天，乔治·道格拉斯爵士到麦克斯门进行了短暂的拜访，当第一本小说寄达时，他正好独自和哈代待在书房里：“我记得并无吉兆，天气阴沉，而哈代夫人此前在学骑自行车时遭遇了意外，正在忍受其苦。”此外，道格拉斯相信哈代并没有“因感觉工作做得好而受到鼓舞”，并且“他几乎不期待其新作大获成功，也不期待读者的大肆诽谤，这将会是作品的一部分”。哈代对《无名的裘德》的期望值或许比道格拉斯所意识到的要高，但是他过去遭遇到的负面批评，仍然让他对现在所遭遇到的敌意的深度、直接性和程度准备不足。

13日的《卫报》称其为“可耻的噩梦，人们只希望尽可能尽快彻底地将其忘掉”。刊登在12日的《蓓尔美街报》上的评论的标题为“淫秽的裘德”，作者沉湎于对哈代热情叙事的一种完全庸俗化的解读中。伦敦的《世界报》以“堕落的哈代”为题，收回了其早先对连载版小说中的删减的抗议，并不得体地取笑了诸如杀猪这样的场景：“由于该小说最初设定的读者群是美国读者，或许所有这些关于猪肠和‘内脏’的谈论都是为了向俄亥俄州波科波莉斯的居民致意。”接着，文章以崇高的、正经的口吻，指责哈代通过苏这一人物为“现实生活中为数不少的神经质的准女主人公”树立了一个不妥当的榜样，并指责他模仿了“左拉和托尔斯泰的创作手法——《土地》的作者左拉和颓废的社会学家托尔斯泰……哈代先生所设想的人性，主要是由贪婪利己和歇斯底里组成的”。

哈代对这些攻击的痛苦反应出现在了他11月写的许多书信中。对亨尼卡夫人、热恩夫人、道格拉斯、克洛德和高斯这样的朋友，他一次又一次地用几乎相同的话语坚持说：《无名的裘德》压根就不是一部目的小说，尤其不是一部“关于婚姻问题的宣言”的小说，杀猪场景既是一种故意的人道主义姿态，又是对艾拉白拉本质上的动物性的戏剧化体现；而且他唯一担心的是，人们不是认为该小说对道德有敌意，而是恰恰相反，认为它过于强烈地赞同基督教对仁慈的劝诫，并认为它在强调苏最终回归正统信仰时是彻头彻尾的“高教会派的”。尽管有些异议毫无疑问是夸大其词的，但它们几乎无法与一些评论家的奇怪的曲解相提并论。

在这段不愉快的插曲中，哈代再次彰显了他自己能够既是“傻瓜”，又是“顽抗者”，就像裘德一样。他对编辑和评论家们对其作品的反应表现出的明显惊讶，与他的一处明显失败是一致的，即：他没能意识到他对男女关系的直接处理——由于他不愿接受把婚姻作为小说情节的必要目标和结论，这一处理方式又得到了强化——必然会遭到批评和抵制。毕竟，奥列芬特太太在“反婚姻”的背景下讨论《无名的裘德》完全有正当理由。

当哈代在连载出版之前就这些问题受到质疑时，他总是准备执行战略性撤退。由于当时的出版体制要求连载的最后一部分发表之前以书籍形式出版一部小说，所以除了从一开始就写下他最终打算出版的内容外，哈代实在别无选择。无论从财政角度而言连载有多么重要，它在文本上的存在都是短暂的，因此在有必要进行无限的改编甚至是毁损之前，实际上它是可利用的和可任意处理的。一旦恢复的文本以卷册的形式出版，哈代就不太愿意让步了，即使是在纯技术性的细节上。

商业出版体系让他赢得表达自由

在受到不公正的攻击时，哈代没有过多或深入思考他自己的第一次自卫反击的正义感或适当性。他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区分对作品的攻击和对作者的攻击，他也不情愿忘记或原谅伤害过他的人。哈代个人对公共引文的生动运用源于一则要烧掉《无名的裘德》的声明，该声明出现在威克菲尔德教区的主教威廉·沃尔沙姆·豪写给《约克郡邮报》的一封信中，豪是一位有一定声望的牧师和赞美诗作家，却被哈代认为是一个不屑一提的“悲惨的二等教士”。从某些方面来看，这是一个喜剧情节，《生活和工作》确实注意到，烧一本厚厚的书绝非易事，既然主教选择在盛夏时节来表达他的姿态，他大概就不得不为了烧一本书而专门生起炉火。

哈代多年来在大都市的俱乐部和友情上的投资，终究没有在他的职业上发挥良好的作用。许多比哈代更自信的作家都很难忽视亲密的朋友所说的伤人的话，哈代的工作和个人生活如此难以区分地交织在一起，几乎别无二致。他如此执着地汲取已知的和经历过的现实，他的生活主要就是每天集中大量的时间待在麦克斯门的书房里，这几乎是他唯一的生活方式，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他在接受批评时，最终受到威胁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成功或社会声誉。在最直接的层面上，哈代将带有敌意的评论视为对他的专业精神的直接的、故意的反应，它们是在声称从实践能力方面而言他不擅长创作故事连载、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因而损害了其声誉，并危及了其作品的销量。引申开来，这种批评还倾向于给他因文学上的成功而业已取得的地位蒙上一层阴影，使他受到个人的嘲弄，使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更清晰地进入人们的视野。

要评论他对负面批评表现出的敏感的生硬性，实际上就是要承认那种不可分割性，就是要主张一种令人紧张的、可疑的、来之不易而紧紧抓住不放的正直，正是凭借这种正直，哈代努力实现了自己成为一名艺术家的目标，不是在他本希望过的那种理想生活的背景下，而是在他个人命运中的咄咄怪事和商业出版体系中的紧急情况强加给他的“肮脏的现实生活”的背景下，而只有通过那种商业出版体系，他才可以赢得更充分的自我表达。哈代从一开始就珍视艺术家角色的崇高理念。他对雪莱敬慕有加，视其为英雄般的艺术家；他可以称赞亨利·詹姆斯为敬业的艺术家，“一个真正的文人”，尽管他不喜欢他的为人。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无情地苛求自己，也苛求不能完全理解他的艾玛。当他为自己的作品辩护时，他迂回曲折，争论中或夸夸其谈，或闪烁其词，这是因为带着近乎恐慌的心情，他感受到了一种威胁，不仅是对他作为一个文学商人的财富的威胁，而且是对他艺术家自身的完整性的威胁。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69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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