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灿然：诗能留下真实，还能留下真理

原标题：黄灿然：诗能留下真实，还能留下真理

黄灿然

年度诗歌： 《黄灿然的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诗歌学会会长杨克为黄灿然（右）颁奖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楠

致敬辞

沉着，细腻，超然。黄灿然在凡庸生活实践中，探索一种安静而闪光的诗学。他以一流翻译家的身份，追踪诗界最新动态，却在自己的诗歌写作里收敛先锋的翅膀，用平白的手法描摹日常，发掘义理。他的诗歌不避俚俗，大道至简，深得语言精妙。

黄灿然一直在练习一种带着温度的、词语的通灵——在快节奏的都市里，他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好整以暇地分泌出一层智慧的筛网，过滤去红尘的臃肿与倦怠后，抽炼出一丝生命中罕见的神秘之光。

个人简介

黄灿然，1963年出生，福建泉州人，1978年移居香港，2014年迁居深圳。著有诗集《十年诗选》（1997）、《游泳池畔的冥想》（2000）等；专栏结集《格拉斯的烟斗》；翻译大量文学作品，以诗歌与文论为主。

感言

深感人的才能

非常有限

——黄灿然

人是观念的产物，但诗不是。人从小就被灌输观念，而诗歌是用灵感浇灌而成的。我认为灵感是一种瞬间的、神妙的、出乎意料的东西，这种灵感让人好不容易摆脱了观念的约束和控制。

在创作《奇迹集》时，我已经写了21年的诗，第一次感到一种持续长时间的、“如有神助”的状态。在写东西的时候，我甚至难以相信自己能写出这样的诗，但汹涌而来的灵感，让我的笔不间断地流出这些句子。

我觉得这种“如有神助”的时刻并不是一种荣耀，我恰恰想说人的才能是非常有限的。中外古今的伟大诗人，他们的才能同样是有限的，但他们在高度专注的情况下创作出不可思议的真正的好作品。

文字整理：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楠

访谈

“我就是个南方诗人”

羊城晚报：在《黄灿然的诗》中有很多颇生活化的诗，比如《蟑螂》《不上班多好》《苍蝇》《不要抹死一只蚂蚁》，很有南方气息。您似乎喜欢观察这些很多人常见而忽略的事物？什么都可以入诗？

黄灿然：我的诗几乎都是在南方写的，主要在香港、广东，有一小部分是在福建泉州写的。我就是个南方诗人，六本诗集中，四本是在香港岛上写的，两本是在深圳的洞背村写的。

我不仅对地方性感兴趣，也会在诗歌中呈现我所生活的小地点。例如《发现集》的最后一部分有50首诗，它们的总题是《鰂鱼涌》，鰂鱼涌是我在香港生活、工作的地方。写《洞背集》的时候，我两次回香港将军澳照顾生病的母亲，所以里面有一部分就叫作《将军澳》，而且和医院有关。

写小动物和花花草草，甚至写蟑螂其实也不是大不了的事。古典诗有花鸟山水诗的传统，被称为宋诗开山鼻祖的梅尧臣就无所不写，写苍蝇，乌鸦吃虫子，等等。所以，现代诗人写这种很零碎的、微不足道的东西也不足为怪。

羊城晚报：在琐屑生活中提炼出诗意、意象的关键是什么？从技术上来看，有何技巧？

黄灿然：关键是诗人能够让精神处于警醒的状态，这时所见的事物、意象就会变得生动起来，变得有生命，简单地说是“有感而发”，即产生一种交会、相互碰撞的感觉。谈不上什么技巧。技巧是平时在观察、阅读、翻译过程中积累的，并不是在写诗的时候刻意搬弄。真正写作的时候，就不会想着技巧了。

羊城晚报：有的诗用俗语、粤语，例如《咁辛苦》，长时间生活在香港，这种生活经验和地方气息自然而然地融入诗歌中，这是有意为之？想要达到一种怎样的效果？

黄灿然：方言的应用其实要很小心，因为方言往往没有经过提炼。如果全用方言写作，语言可能会显得没有诗意。但总会有特殊的人能够写得特别好。

我偶尔使用方言，这时它必须得有一种可信度。比如“咁辛苦”并不普遍使用，但哪怕完全不懂粤语的人，也不难猜到“咁辛苦”的意思。因此这种可信度是一种说服力，“咁辛苦”如果换成“这么辛苦”，就失去了我所需要的效果。我有另外一首诗叫《厚德村的红花》。坐在轮椅上的妈妈说这些花很漂亮，漂亮得像假的。我在许鞍华的纪录片《诗》中朗读的时候，读到诗的结尾，就把它转成闽南话了。

45岁以后写诗感觉“如有神助”

羊城晚报：您为什么从香港移居深圳？

黄灿然：离开香港搬到深圳，是有点因缘巧合。朋友在深圳洞背村租了房子，我就去那边看看。然后，辞职不干了，也搬到洞背村。

比较重要的因素有几个，第一、香港的房租特别贵。我书多，需要更多空间。在香港开销也大，收入不怎么够用。洞背村当时的房租很便宜，能住得很宽敞。

第二、我长期日夜颠倒，工作是夜班。离开香港之前的那两年，一直梦想有一份不用上夜班的工作。我当时跟女儿一块住，她说她要离开香港回内地，我就想，那我还留在香港干嘛？

羊城晚报：这对您的诗歌创作有什么影响？

黄灿然：搬到深圳，对写诗和翻译影响都蛮大。翻译的成本很高，我有了更加舒适、宽敞、安静的环境，满屋子的外文书、工具书。而写诗的改变也立刻产生，外部环境的转变带给我新的题材、新的精神维度。《奇迹集》都是写城市的，来洞背村之后，观察事物的视角倒没有什么变化，但书写的景物和意象变成了农村。

我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变化。当时我彻底从疾病的阴影里走出来，恢复健康。我对世界感到惊奇，城市中那些看上去无感情的建筑、招牌，在我眼中都像是有生命的。街头的一张张脸会引起我无穷的联想。在洞背村，我仿佛回到童年，对外部环境感到新奇。

羊城晚报：您现在还在写诗，年届六十写诗，和30岁、40岁、50岁写诗，感觉有何不同？

黄灿然：人会逐渐成熟，诗也会。45岁之前，个人的努力成分更多；但写《奇迹集》，以及最近的创作，我都感到“如有神助”。

羊城晚报：20年前您曾说“诗人是一家之主、翻译是家庭支柱”，写诗、翻译、评论，您如此排序。20年过去了，这三者对您而言的“优先级”有发生变化吗？

黄灿然：基本上没什么变化。来到洞背村之后，我就以翻译为生了，这是我工作中很重要的部分。诗歌不能量化，也不能计划，所以诗歌还是一家之主，也是精神支柱。

诗歌翻译得好不好，很大程度取决于我写诗的水平。随着我对诗歌理解能力的提升，我的翻译质量也会受到影响。翻译也会给我提供营养，让我得到休息。

从《奇迹集》开始，我逐渐减少写评论，现在我基本上不写评论了。写评论要有能够抽象的头脑，要知识广博，深入思考。这对写诗也有帮助。但写评论也需要专注力，写得多了也会影响诗歌创作的数量。

羊城晚报：真实在消失，诗歌能留住真实？

黄灿然：“真实在消失”，我不知道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办法判断。但是，“诗留下真实”，这是肯定的；进一步说，诗还能留下真理，因为诗主要处理个人感受。个人感受都是比较独特的，它不会受历史、社会潮流等各种各样的东西影响。

保持纯粹和独立性是成为诗人的关键

羊城晚报：您心目中最伟大的中外诗人有哪几个？

黄灿然：我阅读很广泛，如果要说谁最伟大、对我影响最大，很容易挂一漏万。

羊城晚报：您曾讨论符合大诗人资格的5个条件，概括起来就是“写得多、题材广泛、风格独创、诗歌技巧、持续的成熟过程”，如今这种观点有发生变化吗？

黄灿然：关于“大诗人”的定义和条件，这是奥登提出来的，到现在我还很同意他的说法。

羊城晚报：您认为自己是“大诗人”或离“大诗人”还有多远？

黄灿然：一个人是不是“大诗人”，并不是自己能够判断的，哪怕自己认为是也没有用。我想可以多加一个条件：一个诗人无法在他的有生之年成为“大诗人”。

羊城晚报：有些网络平台上的诗歌，可能如您所说是由没有“大聪明”但简单、朴实智慧的素人写成的，他们有的是外卖员，有的是农民、工人，您如何评价这些诗歌？

黄灿然：我认为诗人就是诗人，是不分阶层也不分身份的。他所从事的职业、谋生的手段并不重要。诗就是诗，跟出版或发表的平台关系不大。你不能因为你是个农民工，因为你是个媒体人，或者因为你是个高官，你的诗就能得到特殊待遇。

羊城晚报：成为诗人的关键是什么？

黄灿然：保持独立性、保持纯粹，这些在我看来比较重要。

羊城晚报：对于想要成为诗人的年轻人有何告诫或赠语？

黄灿然：对年轻人我没有什么忠告，如果有忠告，就是要反叛前辈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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