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艺70周年｜莫言：称我“一个写剧本的人”，此生圆满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2-06-16 17:01

原标题：北京人艺70周年｜莫言：称我“一个写剧本的人”，此生圆满

6月15日，纪念北京人艺建院70周年学术论坛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曹禺剧场隆重举行。来自文学界、戏剧界、人文社科界的25位专家学者代表汇聚一堂，其中莫言、刘恒、何冀平、廖奔、曹林等5位专家线上参会，共同为新时代北京人艺的发展建言献策，这也是纪念北京人艺建院70周年系列活动的重要活动之一。

论坛由北京人艺副院长冯远征主持，共分为三个专题：“作家与剧院”、“经典与时代”、“剧场与城市”。其中，“作家与剧院”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主持。

论坛”作家与剧院“现场

论坛现场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陈彦，以“游动的大鲸”为题做发言。“在我的印象当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就是游动在深海中的一条大鲸。从容而淡定，悠游而自信，无论戏剧文学、演剧风格还是丰富多彩的戏剧美学探索，都呈现出既有异峰突起，又有高度综合性的整体勃发态势。70年过去，水盆显影一般越发清晰起来。剧院始终善于在历史中勘探现实需求，也善于在现实中整体把握历史的脉动与朝向，并能从人类的演剧创作结晶中汲取广普的美学与精神营养，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价值追求和生命样貌的形塑。首先向剧院表示致敬。”

北京人艺副院长冯远征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陈彦

“话剧就是写对话。把对话写好，话剧就站起来了。”

作家莫言身在家乡山东高密。他先就感慨，这两天一直在线上关注人艺70周年庆祝系列活动，尤其看到前几天网络上的活动有五千万人参加，令人震撼。“说明话剧的观众和喜爱者数量越来越多，也说明北京人艺在全国的话剧爱好者、戏剧爱好者，以及文学爱好者，以及普通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作为一个跟北京人艺有过一段合作关系的一个写作者，感觉到与有荣焉，非常荣幸。”

由莫言编剧、任鸣导演，北京人艺青年演员王斑、宋轶等主演《我们的荆轲》，是北京人艺2011年首部原创大剧场剧目。以下为莫言的发言实录，有字句调整及删减。

作家莫言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70周年以来，为我们国家、人民奉献了无数好戏，可以说是好戏连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剧作，一直热切关注国家的发展和现实生活，与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劳动、生活密切相关，与人民的情感紧密相连，说出了老百姓想说没有说出的话，表演出来老百姓想表演没有表演的姿态，这些丰功伟绩历历在目。所有中国话剧爱好者、中国观众心里都有对人艺的一个高度评价。

我对话剧虽然是门外汉，但一直是近乎痴迷的热爱者。我曾经说过50多年前，当我初次拿起《李白》学习写作的时候，我写的不是小说，而是一部话剧，当然这部话剧后来也没有上演，原稿因为我羞于再见到它，就把它扔到火炉焚毁了，现在看也是遗憾，没准现在还有一定价值，可能再上演。

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我之所以用话剧开启自己学习写作的道路，是因为观看了上海的话剧《云雾深处》，以及从我的部队图书馆阅读到了郭沫若先生、曹禺先生的剧目，还有莎士比亚的剧本，使我对话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感觉到话剧是说话的艺术，也是语言的艺术，这跟文化水平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在我的乡村生活经验中，很多妙语连珠、出口成章的人，实际上并没有上多少学，有的甚至还是文盲，村子里最会说话的人，往往是没有读过书的人。这不由的让我产生一种思索，就是人的语言首先是跟生活经验密切相关，未必先跟文字建立某种关系，这也坚定了我写作的信念。因为我是个只认识几百个字、来自农村的青年。刚开始不要写小说了，学着写话剧吧。当然这是我半认真、半开玩笑的说法，后来我在部队里还是慢慢地开始学文化，多认识了几个字，现在认字大概三千字左右，已经足够用了。

总而言之，我始终认为话剧就是写对话，把对话写好，话剧就站起来了。对话写不好，就可能是别的剧。

对于中国的小说家来讲，跟话剧有一种天然内在联系。中国古典文学、古典小说的看家本领就是白描，没有像西方文学那么多的心理描写，也没有什么意识流的描写。当然，有梦境的描写，但我们更多地是依靠人物语言、动作、行为来塑造人物的性格，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我想中国的小说家跟话剧，与西方的小说家跟话剧相比更没有障碍，更容易转行。当然我一直在写小说，可关于话剧梦想，想成为剧作家的梦想，一直没有破灭。

1996年之后，我开始学习写话剧，先写《霸王别姬》，后来又跟人艺合作写了《我们的荆轲》。现在回头来看，当然话剧有我自己一些感受，更多的是遗憾。2019年，我跟北京师范大学几位同事，第二次来到英国莎士比亚的故乡，那天下着很大的雨，但来到莎士比亚旧居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跟我上次来的感受一样。来到英国的人，如果没去过莎士比亚的故乡，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缺憾，不管是什么样恶劣的天气，都有人前来瞻仰、参观。我在这样一个地方，对我们同行说，我要用后半生的时间，努力地完成一个从小说家到剧作家的转变，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创作，会使人们对我的称呼加上一个定语，就是他是一个剧作家，或者他是一个写剧本的人。这就会让我感觉到此生非常圆满。

我今年一直在构思几个剧本，我想我的剧本未必能够适合人艺搬上舞台，未必能够在别的剧院搬上舞台，但我想还是要写出来，写出来自我欣赏也可以。我想好多话剧剧本首先应该是一个文学作品，即便不搬上舞台，纯粹的阅读，也会对读者带来很多的艺术享受，因为话剧是语言的艺术，剧本是文学，产生话剧才是表演的艺术。

北京人艺的好话，大家说的太多了，不多说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毫无疑问有足够的老本可吃，但我也希望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要吃老本，更要立新功。

“我把剧院当做自己语言创造的检验所、实验所”

作家、北京人艺荣誉编剧刘恒此次也是线上发言，“隔着屏幕跟大家交流，可能会有一些障碍，希望我的表达能够完整地传递我的一些想法，首先向伟大的人艺表示祝贺。一个剧院在70年的时间里，能够走到这一步，我觉得在中国文化界绝无仅有，它的地位和取得辉煌成就，以及未来的发展情景，都是非常值得期待，而且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文化上的享受。”

2009年，新中国六十周年华诞。由刘恒编剧、林兆华导演，何冰、宋丹丹、濮存昕、杨立新、徐帆等主演的《窝头会馆》，作为献礼剧目上演。以下为刘恒的发言实录，有字句调整及删减。

作家、北京人艺荣誉编剧刘恒

我和剧院的关系就是一个受惠者，向施惠于我的剧院表达感恩之情，我的不成熟的文字经过伟大的剧院和伟大的艺术家们的创造，在观众那里产生了超出我个人预料的好的反馈，我那些干巴巴的在纸上趴着的文字，经过你们的表演活跃起来，变得有血有肉，变得生动，变得意味深长，我要向大家表示我衷心的谢意。

如果作家和剧院的关系，在我心目当中有答案的话，我觉得可能有三个象征性的比喻：一是我把它视为我的语言检验所。当我在纸上用台词来刻画人物的时候，实际上是我自己在代替那个人物发出声音，用它说的话表达一些我认为有价值的内容。文字在纸上的时候没有声音，只有到了剧院，通过不同的演员，通过不同的角色发出的声音，有的是我所期待的，有的则完全超出我自己的期待。

我的语言创造，最后达到什么结果？主要是诉诸听觉。我觉得在剧院里，我自己的看法可能不太准确，我觉得视觉都是次要的，听觉极其重要——哪怕坐在最后一排，看不清演员的脸，看不清具体的身材，但他的台词我能听清楚，我通过我的听觉来接触这个人物的内心，接触他的灵魂。这种享受只有在剧院，其他地方你得不到，所以我把剧院当做自己语言创造的一个检验所、实验所，它会给我们一些出乎意料的答案，让我来修正自己的创作。

二是我把它比作我的伊甸园。可能这话有点洋气，按照中国的说法说成世外桃源也可以。我自己的创作像一颗种子一样，在伊甸园里被培育、发芽、成长、结果，而且也有春夏秋冬。如果我的比喻恰当的话，我觉得每一场演出都是这个种子的一个轮回，在开幕的时候，它被播种下去，当落幕的时候，果实已经呈现给观众了。所以每次演出都是一次成长的过程，这个感觉非常幸福。我创造了一个种子，这个种子是不死的，而且是可以被反复利用的，我觉得这个只有在伊甸园里，在世外桃源里才能发生，在真实的生活当中不可能发生，所以这个对创作者是极大的回报和鼓舞。

三是我觉得对于作家来说，一个伟大的剧院就是一个名人堂，如果我们的创作能够达到一定的水准，有它值得信赖的一个深度，而且有持久的生命力，在这种情况之下，创作者的名字会在这个名人堂的角落里占一个位置，我希望我创作的作品，虽然微不足道，但我期待着伟大的演员们、伟大的导演们，伟大的管理者、制作者，伟大的舞台的各个行业的工作者，我希望今后他们的培育能让这个作品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深刻的痕迹。

在这个铭刻的过程当中，我自己的身影也会在这个名人堂的角落里闪现，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鼓舞。创作者，我觉得付出了心血之后，都希望得到回报。我希望自己以后还能写出更好的作品，在这个名人堂里，在地板缝里，给我留一个位置，我哪怕像一粒灰尘一样，也要在名人堂里赖下去，享受它带给我的幸福感。

“把人艺办成学者型剧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

郭启宏本就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级编剧，兼任北京文联副主席、北京戏剧家协会主席。在北京人艺期间，他先后创作出《李白》、《杜甫》、《大讼师》、《天之骄子》等名剧。以下为郭启宏的发言实录，有字句调整及删减。

朋友们，我发言的题目叫"标配"，这个词我是从网上学到的。多年以来，人们戏称北京人艺为“郭老曹”剧院，“郭”是郭沫若，“老”是老舍，“曹”是曹禺，三位都是剧作大家，他们的作品，比如《蔡文姬》、《茶馆》、《雷雨》、《日出》、《北京人》等等，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常演不衰，早已成为经典。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级编剧郭启宏

作家与剧院到底是什么关系？70年来，专家学者偃武修文数以千计，或者说是珊瑚玉树交相辉映，或者说强强联合相得益彰。这些说法可能有些老式，有点过时，但用“标配”我也不是很满意，那就表达其中的一个意思。

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到的人艺，那时剧院似乎已经过了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但还是为霞尚满天，望其项背深感余晖还在。那个时候管创作的是第一副院长于是之，我到人艺之后，他没给我派任务，只在闲聊的时候淡淡地说了句话，他说卡壳的时候，不妨聊一聊，或许对你有帮助。老爷子谦恭温良，我知道他私下里不喜欢剧作者指哪打哪。我听他说完了之后，酝酿了几十年的《李白》正在构思，我自觉地加快进度，半年之后，我带着初稿敲开他的办公室，他愣怔，《李白》，我来！

我本来就是个比较木讷的人，突然这一激灵，就抖了一机灵。我说这就是为你写的。我说这话多少有点夸张，因为我还不知道剧院到底是看上看不上。我剧中写的李白正处在暮年，他若想演那再好不过了。事后反思，我抖一机灵，后来一想为了创作，即使落得个人人品有点瑕疵，改正就完了。再说对方是君子，应该能够原谅。他说努力搞好本子，这是正途。

再过了一段时间，我到剧院，在走廊遇到了老于，他说中午别走，一块吃个工作餐。我当时一听，猜他大概想聊聊了。我进他屋之后，看到苏民导演已经坐在沙发上了，正在开啤酒，老苏乐呵呵开口了，说看过《李白》本子了，好，写得好！

我一听，估计老于多半是已经给老苏派活了。那一刻，我突然想起苏民老师跟我讲过一句话，院长、书记是干什么的？他说在人艺两个事儿，一个是厨子，一个是车夫，派车接艺术家——另一个厨子，让食堂多炒两个菜犒劳艺术家。他跟我说这话当年是曹禺还是赵起扬说的，记不清了。我一听这不正是印证了留着这顿工作餐的意思吗？就这样，老于喝了一口酒，掏出一本笔记，散页子，我一看写了十多页，有准备的。他这个笔记提纲很是丰富，从恩格斯写给敏娜·考茨基的信，到莎士比亚的信等都谈了，我很佩服他，他对中国的古今文人也很精通的。

于是之先生的笔记里，乃至台词的斟酌都推敲了，他写得很细，有的段落很具体，有细节，句子不能太空，太空了就不足以写出感情的跌宕，可以看到风格的文雅和粗俗等等。听他讲后，我说老于，服了你了。他散文写得很好，有篇散文（《祭母亲》）收进中学语文课本，写他妈妈，写得很好。

听到他谈了意见之后，我觉得我更得勤奋工作了。我们创作室一个同事王志安，王志安告诉我，有一次他跟老于到郊区什么地方开会，无意中拉开老于抽屉，抽屉里都是李白的书，他当时纳闷，老于开会带《李白》的书干吗？他后来明白了。

刚刚有的同志讲过，人艺“四巨头”、“42小时谈话”，也就是就人艺将来的规划问题，我对其中两个东西特别感兴趣。一个是，是否把人艺办成学者型剧院？我说大概全中国好像没有剧团、剧院提到过这样的方针，办成学者型剧院，我觉得这一条非常重要，远见卓识。第二个，在很多剧院听到指令或者讨论，都没有什么学者味，更不用说剧院是学者型剧院了。

我有时候想起来，我毕业之后干这一行，我的老师王季思先生跟我说过一句话，你要把创作当成一门学问来对待。开始我还不太理解，后来明白了，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我到人艺后体会到什么叫做“学者型”。

后来有一次聊天的时候，老于（于是之）突然皱眉头，他说我有个想法，但没想透，他觉得可能是难为作家。苏民老师说，你说吧。因为他们俩岁数差不多，平常是哥们，说话不太计较。他（苏民）说你就道出来吧，启宏也不是那种经不起提醒的人。后来老于就慢吞吞地说了，他说我琢磨李白跟杜甫不一样，跟王维、高适也不同，应该有他独特的东西。我听完后说对啊，什么不同呢？比方说“空灵”这两个字，李白应该写空灵。他（于是之）又说，我还没想好，直觉。我当即表示，我再做几年功课，再考虑考虑。我觉得我好像读懂他了，又好像不太懂。

说李白空灵，我绝对同意。但我觉得空灵是属于诗的范畴的东西，诗讲意境，空灵是属于意境，戏不一样，戏没有矛盾、冲突，没有高潮，没有期待，没有戏剧性，没有戏剧的这些基本东西，恐怕是不行。所以我觉得空灵跟诗意、戏剧是有矛盾的，但我觉得他提的肯定有道理，于是就重新再读史书，重新考虑。

后来我突然从郭老（郭沫若）的一篇著作，写《李白与杜甫》。郭老那本书好像也有不同看法。我从他的一句话得到启发，他说李白是一种情投意合的诀别，我得到启发，既然是诀别，前头肯定是要分手的。因为诀别的话，那就不是一般的，以后不会再见了。但又是情投意合的？我从中得到一种启发。我不管当时人们对郭老文章的评价如何，这一点跟我的想法一致。

既然是诀别，又是情投意合的诀别，可以这么去设想，这里头有戏剧因素在里面。通过我多年研究和分析李白，他的思维有时候是一种间断式，说走就走，是这种思维方式。皇帝召见他，他诗性来了，就仰天长啸，很跳跃的，杜甫不是这样的思维。这种跳跃性的思维不正是诗家的空灵吗？所以空灵在这里，近乎诗，远于戏。我们可以做出鱼和熊掌兼而有之的办法，这恰恰是李白独特的东西，写出来不就是独特的东西吗？所以，《李白》后面的两场戏基本上是按这个思路考虑的。

过一段时间，我又和老于讨论，他点头了，但我看他不是很兴奋，我想也只能这样了。对我不是太满足，也没有办法。他说我以前的意见收回，我听这个话特别感动，我也是没什么本事，当了一辈子编剧，给很多剧团写戏，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领导说过这样的话：我的意见收回了。

老于有几句话我说一下，人与剧本不是领导抓出来的，是作者写出来的，要尊重他们的劳动，要敢于承认自己不如作者，至少在他所写的题材上，你不如他们懂的多。他鼓励创新，创作是创造性的工作，这就决定了他们总不能太安分，总要探索一点新的东西，既然是探索，就会有成与败、得与失、对与错。老于严格要求自己，认为一个剧本不看三遍以上，领导是没有资格发言的。他说有意见，可以用铅笔改稿，如果作者不同意，用橡皮一擦就算了。

作者与剧院的关系，其中重要环节是领导、剧院怎么对待作家和作品。老于总结过几条：首先就是不搞命题作文。编剧创作过程不相同，有人愿意谈谈提纲、听听意见，有人不愿意过早公诸世人，情绪很脆弱，也许就会毁掉一部作品。面对这样的作者，我不催促，不要当教师，剧本的修改不是绝对的，如果提什么改什么，指哪打哪搞不出好作品来。要跟作者交朋友，作者碰到麻烦，卡壳都愿意找领导聊聊，没有什么约束。尊重剧作家，以人为本，对待创作同样以人为本。“请观众允许我代表他们，感谢这些用笔支撑着剧院的人”——这是他给何冀平的书写的序言，有这样一句话。

人艺首演结束之后，编剧通常要上台谢幕，好像这是人艺在1949年后的首创。这是尊重创作家的表现。所以，我说戏在人艺就是有这样的魅力。莫言虽然是大家，也喜欢写戏，写戏成瘾。人艺领导让作家、导演谢幕不是很大的事，但我觉得这种做法是对作家的尊重，我每次去都为之动容。

“北京人的谦逊、有礼、客气、谦和、周到、有面子，讲礼数的质素和人品”

北京人艺荣誉编剧、剧作家何冀平身在香港，通过连线同大家见面，她先就感慨“很难得。”“我现在在香港，这几天一直关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庆典。说到作家和剧院的关系，我很想说的是，我是人艺栽培出来的编剧，我20多岁的时候，还在工厂做工人，赵起扬书记让我到剧院做编剧，但那个时候我想上大学，大学四年，他们都没有忘记我，后来把我从中戏接到剧院，六年当中上演了我的两部戏，对一个年轻编剧这很难得。” 以下为何冀平的发言实录，有字句调整及删减。

北京人艺荣誉编剧、剧作家何冀平

我是人艺惯着长大的编剧，后来，再也没有谁这样惯着我，惯得我，不懂得职场上的人情世故，倒也保留了一分单纯。在人艺做编剧，我很幸运，和剧院中多位“大家”相遇相识，受到他们的亲授，要说到人太多，主要说两个人。

曹禺院长看完《天下第一楼》剧本，他在生病，是特意从医院回家，他坐在我和两位导演的对面，很兴奋地谈剧本，从下午谈到掌灯，直说了三四个钟，我是一个发怵别人提意见的作者，但他本身是编剧，他了解编剧，和编剧笔下的人物为什么这样写，所以每一句都说在点上。他不掩饰情感，为《天下第一楼》写下长诗。他对我说，写戏是清苦的，你要坚持下去。

于是之是创作组组长，我生来不太会和人相处，和于老师的接触只是谈剧本。对我们在写的剧本，他心里着急，但从来不催不问，我从表情眼神中看到他的急迫。收到剧本，决不轻易提意见，更不会改，写意见都是用铅笔，意思是可以随时涂去。《天下第一楼》首演，于是之写了文章《贺何冀平》，最后一句：“感谢剧作家，这些用笔支撑着剧院的人。”人艺给作家的是“尊重”，千金难买。

几十年过去，我总记得，此生不会忘，他们是人艺的支柱，良心，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是做人和文化，不论我走到哪儿，写什么，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有这个底子，扬起的就不是浮尘。

有一位比马可波罗更早来到中国的传教士，记录了那个时候的中国。他说，“礼貌、文雅、恭敬、忠厚，随处可见，车子和财物不用锁，牲畜如果走失了，大家会帮助找，粮食虽然少，但对于救济贫民人人都十分慷慨。而那时的欧洲，整天都在打斗、流血、酗酒。”现在社会出现的很多情况，大多都出在文化的缺失。文化，在现今的中国被提得很高，“文运与国运相通”，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魂，传统文化的美德，是经过一代一代认同、确定，沉淀而来。一个剧院的背景是文化。

多数人提起人艺，就说北京味儿，我觉得不准确，应该是那种北京人的谦逊、有礼、客气、谦和、周到、有面子，讲礼数的质素和人品。这些文化在，人艺才在，没有了这些，人艺也就不是人艺了。

曾经的那一代人差不多都走了，我和他们有过很多接触，他们谁也没跟我说过“要按照人艺的路子走”这样的话，但只要他们在我们心里，火炬就不会熄灭，人艺就不会不见了。感谢剧院、导演演员，所有人，是你们把我笔下的人生的刻痕，注入生命，永久地留在舞台上。

创作一部好作品，呈现于舞台，得以流传下去，不是靠物质金钱，是一个有文化的剧院。孟子说：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

祝愿一个有文化、有良心的剧院，走向一百年。

“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孩子，我长大了，成为编剧。”

中央歌剧院编剧、北京人艺荣誉编剧万方，是北京人艺首任院长曹禺的女儿。她在发言中感慨道，“我既是编剧，或者是作家，我还有一个身份，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孩子。作为孩子客套话就不说了，前年我写了一本回忆我爸爸妈妈的书《你和我》，有一段专门谈到我爸爸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关系，以及他对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爱。其中我说到我自己，我觉得一个生命的孕育不光在母亲的子宫里，还有另外多次孕育，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就是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就是在首都剧场，我从这里孕育出来的。”以下是万方的发言实录，有字句调整及删减。

中央歌剧院编剧、北京人艺荣誉编剧万方

很荣幸我的第一个话剧作品《有一种毒药》，是北京人艺任鸣导演导的。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首演那天，我到剧院路上，特别激动，那个时候我爸爸早不在了，我一边开车，一边跟他说：爸爸，我的戏要在人艺演出了。我从一个孩子进入到北京人艺创作者的行列，这是我这一生都难以忘怀的时刻。

我的另一部作品《关系》，也是任鸣导演导的。本来这次70周年还要演出，因为疫情关系没有演成。但是《关系》这个戏给我更深的一种体会，不光是剧本和演出当中展现两性关系等等，还有编剧和观众的关系。这部戏是在人艺的小剧场演出，三面有观众，我坐在最靠边的地方，演出我看了好多遍。后来我在看观众，看观众对于一个编剧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滋养，你能够感觉到观众的喜乐、情绪，他们对你，对剧本，对舞台上人性表达有什么反应，对于一个编剧都是非常重要的滋养。

说到文学与戏剧，我爸爸写《雷雨》，上世纪50年代人艺排演的时候，很长一个阶段，戏剧都是以现实主义的形式呈现的。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近些年来，不仅仅在人艺舞台上，在中国戏剧舞台上，看到了各种各样风格的表达和呈现的戏剧形式。我作为一个写小说、剧本的编剧或者作家，我觉得戏剧自由、文学表达的自由，在做一种深层次融合，戏剧变得越来越自由，戏剧的呈现变得越来越自由。

人艺首都剧场邀请展看到文学作品改编成的戏剧，契诃夫作品《安魂曲》，屠格涅夫《父与子》等，这些都是一种戏剧和文学融合，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带有强烈戏剧魅力能够打动人的力量。

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孩子，我长大了，成为编剧。面对70岁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有一个感受，一个剧院越老就越年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实际上我们在舞台上看到了更多的新面孔、新人，从我爸爸的《雷雨》说起，我看到过很多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有三代演员，现在有新的《雷雨》，看到新的《日出》……祝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越老越年轻，希望以后能够继续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者行列当中，我自己加油努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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