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大状王》当天花板仰望不如当标尺比齐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4-01-19 07:33

原标题：把《大状王》当天花板仰望不如当标尺比齐

◎尚晓蕾

2023年年末，音乐剧《大状王》在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甫一上演便收获大量好评，几乎一夜之间成为真正的爆款。不仅近一个月的所有场次余票一抢而空，更吸引大量内地戏剧从业者和音乐剧爱好者专程赴港一睹真容。

《大状王》是西九文化区首部委约创作的原创粤语音乐剧作品，集结作曲、编曲及音乐总监高世章，作词岑伟宗，编剧张飞帆，导演方俊杰等香港音乐剧创作的中坚力量，再加上香港话剧团驻团演职人员通力合作创排而成。该剧于2019年5月预演，2022年9月在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开始第一轮演出。其间虽然因为疫情屡屡推迟或取消场次，但已经在香港舞台剧界形成口碑，并且在第31届香港舞台剧奖评选中获得十个奖项，成为当年也是有史以来该奖获奖数目最多的剧目。

本轮上演的是主创团队再度精修打磨过的“重演版”，距筹备之始已经过去八年。该剧上演前并无铺天盖地的宣传造势，也不以明星担纲站台捧场为噱头，能够带动华语戏剧圈如此程度的热捧，让人有些好奇。时长近三小时、包含19首曲目的一台戏看下来，唯有感叹真正优秀的作品确实能让人有“久旱逢甘霖”的舒畅与愉悦，而这部剧的成功也绝非偶然。

一个好故事

善恶倒转，人鬼相映

《大状王》的故事发生在清末，讲述广东“状师（即诉讼律师）”方唐镜屡屡于公堂上强词夺理，颠倒是非，助纣为虐；更有厉鬼阿细从旁怂恿引诱，意图让方唐镜继续多行不义直至万劫不复，借以索其性命。方唐镜得知真相后大惊，为求活命，更名宋世杰，在阿细的协助下成为了伸张正义的“状王”，并替阿细的心上人秀秀翻案。而方唐镜与阿细的一桩往日恩怨也在这一过程中真相大白。剧中出现的“方唐镜”和“何淡如”均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与陈梦吉、刘华东合称“广东四大状师”。“宋世杰”则是虚构人物，其故事最早见于明朝民间鼓词，之后随着戏曲改编流传开来，后又经过影视改编，在粤语文化圈中具有相当的知名度。

《大状王》以这些人物为原型进行全新演绎，迅速将观众带入人物所处的年代、相关人设以及主要情境——传统戏曲中常见的升堂审案戏，顺畅展开故事主线。诉讼戏码本身具备正反两方对战的冲突和张力，如果写得好，已经可以是好看的情节剧。然而《大状王》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将热闹的公堂作为试炼场，把从方唐镜到宋世杰逆天改命的人物成长和转变作为核心。其最终想要传达的主题，正如方唐镜的扮演者刘守正在一次采访中一语道出的——“如何做一个好人”。

在娱乐至上的今天，能回到这样一个代表人类社会最基础的普世价值的立意点，已经具备了一个好故事的基础。这个看似简单的主题，其实是超越不同时代、地域、种族和宗教解读的终极追问。它会永恒存在，也与每一个人的安身立命息息相关。

在剧作手法上，如果说方唐镜忙碌周旋的现实世界是一条外化的明线，那么他与只有他自己能见到的鬼魂阿细之间的纠缠则是一条内化的暗线。阿细作为一枚东方鬼，却带有西方鬼的特质：除了索命这一传统任务之外，他引导方唐镜作恶时很难不让人想起《浮士德》中的梅菲斯特，诉说沉冤时又仿佛《哈姆雷特》中老国王幽灵的化身——他既是方唐镜转变的诱因和推动力，某种层面上也是方唐镜自我思辨的反照。如果说所有鬼神傍身的故事多少都可以理解为主人公内心的反省与人性的再造，那么阿细与方唐镜从憎恨到争吵到原谅再到最终“和解”的表面之下，就是方唐镜经过灵魂拉锯最终达成“自我救赎”的心路历程。这种人鬼相映的设定，也将人物转变过程中的思虑、矛盾、选择呈现得更为饱满。

剧中其他登场人物及支线众多，情节铺陈交错且无闲笔，三个小时里看尽亲情、友情、爱情、是非、善恶、取舍、生死、进退、因果。更为难得的是，所有的支线叙事最终都可指向方唐镜个人转变这一主题，虽多样但不散乱。编剧的用心剪裁与架构，亦保证了故事骨架坚实的同时血肉丰满。

最紧要好听

中西贯通，声声有情

好故事无疑是《大状王》成功的起点，但以这部剧的叙事体量来看，要以音乐剧的形式完美呈现，在词曲创作上面临的挑战也非常艰巨。作曲家不仅要通过音乐完成勾勒情节脉络、刻画人物性格、抒发场景情绪的戏剧任务，还要在保持主调整体和谐统一的同时兼顾各个支线的风格差异。如果要说的事情太多，三个小时可能都不一定够用——所以我们更常看到原创作品要么叙事相对简单但情绪饱满，要么大量叙事通过对白完成，音乐只承担部分功能。在填词方面，中文作为世界常用语言中唯一一种表意文字，虽然有文字效率上的优势（用最少的字词能够表达出最多的意思），但作为唱词，经常会出现因为文字本身的声调与曲调冲突而产生歧义或表达不清的问题。

粤语有九声六调，相比普通话的四声调已经丰富不少，但遣词的灵活性仍然会受影响。更何况音乐剧对填词的要求也不是“能押韵，能上口”那么简单——抒情曲目或许还可以放放水，但叙事曲目不仅要把事情唱清楚，还要让观众听得懂并且觉得好听。要说的事情越多，让观众听入耳的难度也就越大。

然而，《大状王》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把这些难点变成了优势。作曲高世章凭借西方音乐剧、粤语传统戏曲和音乐剧的丰富创作经历，此次尝试以剧情为指引，调动丰富的音乐储备，在西方音乐剧的基调中融入梵音、南音、粤曲和香港年代流行歌曲元素，以找到最适合场景的表达方式，同时重复强调人物主题动机和剧情重点。十几年来一直与高世章密切合作的作词岑伟宗同样学贯中西，既有坚实深厚的文字功底，又有填词及剧本、歌词翻译的丰富经验，无论中西曲风，均能用粤语特有的古雅文韵写出最贴合的歌词，让19首曲目各有特色：群像合唱的七嘴八舌中不时冒出几句传统粤曲或者古早剧集的口水歌（《福临门》《正义朋友》），表达爱情与思念时则是古典诗词与百老汇大歌奇妙结合的空灵流动（《细雪》《有阵时》），公堂对峙以及人鬼斗嘴时夹杂俚语的Rap风诙谐风趣节奏感爆棚（《申冤》《最衰都是你》），收尾及点题的曲目因加入宗教音乐吟诵而恢弘肃穆、荡气回肠（《撒一把白米》《道德经》）。

最重要的是，每一首都好听。在观众的评论里，每一首歌都有自己的粉丝团。一部华语音乐剧能有一两首让人念念不忘的曲目已属难得，《大状王》却做到了声声有情，曲曲入耳，余韵绵长，翻开场刊随附的歌词，就能立刻回想哼唱起旋律。

如果再多想一步，香港产出这样融汇贯通的创作者本就有文化优势和传统。以早期的香港流行乐坛为例，一边是引进诸多西方流行音乐并进行粤语填词，一边有黄霑、顾嘉辉的“侠风古韵”推动传统音乐流行化。中西方影响力对撞融合，才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土壤与传承。

演而优则唱

一组卡司，声台形表

《大状王》是一出没有卡司排期表的音乐剧。

全剧只有一组卡司，19位演员，其中多一半是香港话剧团的驻团演员——虽大部分是表演系科班出身，但只有三位主修音乐剧专业。近一个月的演出周期，这一群人场场连打——这在内地音乐剧界属于较为罕见的操作。或许还会有人怀疑：他们能唱吗？实话说，如果只从音色和音高来评判，确实能听出来他们不是专业声乐演员，个别乐句也有吃力的地方。然而就角色塑造的完成度、声音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对白与演唱时表演状态切换的连贯性而言，他们不仅完全胜任，甚至相当出彩。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唱功”成了评价音乐剧演出和演员的黄金标准。在挑选演员的时候，“会唱”也往往优先于“会演”。其实，“声台形表”的表演基本功训练中的“声”就是“声乐”，着重训练演员的吐字发声技巧和声音表演技巧，并把演唱作为表演基本功的一部分，而不是附加技能。此外，对于演员是否能唱，也要根据曲目音域的要求具体分析，并不是所有的音乐剧都必须唱到一定的音高。

《大状王》虽然歌曲风格多样，但是并没有（也没有必要有）冲破天灵盖震碎玻璃杯才算罢休的乐句。相反，一些演唱段落因为唱词速度快需要吐字清晰气息匀称，而且要配合舞蹈和调度；另一些曲目则需要保持一定的声音稳定性并贯穿足够的情绪；此外，还有对白和演唱交织、角色转换等等复杂的场景——这些都更依赖于表演而不是演唱的经验与功底。

一台音乐剧成功的关键是“唱”还是“演”，这本不该是一个两相对立的问题。《大状王》的成功经验是“演而优则唱”。创排期间，所有演员都接受声乐训练的加课，保证在演唱上不失分，同时表演加足分。

此外，《大状王》里只有演员，没有明星。剧终时观众的掌声与欢呼是献给全体创作者和作品本身，而不是把音乐剧当成演唱会或者粉丝见面会般欲罢不能。散戏后演员与观众的交流也没有常见的大呼小叫搔首弄姿，而是饱含真诚的赞赏与感谢。

隐秘的宝藏

匠心舞台，灵动高雅

在所有肉眼可见的精彩之外，《大状王》还有一处隐秘的宝藏，显示出创作者的匠心独具和高雅审美。开场时，舞台空荡荡，冷光下只有后区正中一面巨大的鸣冤鼓，虽然精致，但也让人感觉舞美是不是太会省钱。然而戏一开场，才透出玄机，上方下圆两层旋转台分别或同时开动，以不同速度和角度变化出多种舞台纵深、高低和区隔，既保障了场景转换的流畅和戏剧节奏，也能在演唱环节帮演员节省了跑调度的体力。气派威严的公堂上，危机四伏的悬崖边，檐前归燕的寻常家，甚至阴阳两界，均无大片实景的限制，而是留出灵活的空间，配合灯光的勾勒与界定，让整台戏虽然情节铺满但干净利落——看多了堆满舞台、要在其中寻找演员踪迹的实景，以及颜色过饱有损视力的LED景片“PPT”，《大状王》的舞台真的具有洗眼又吸睛的功效。此外，精确的舞台装置运转本身就形成了某种奇观，比如剧中那位神秘的“八爷”是如何飘在空中的，至今仍然是个谜。

简洁有效的舞美一直是香港话剧团的特色：《天下第一楼》《从金钟到莫斯科》以及更早的音乐剧《顶头锤》，舞美都是灵动巧妙，四两拨千斤。《大状王》在排练阶段就让演员熟悉转台设置，并且留足合成时间，供演员与电脑编程控制下精准移动的舞台磨合熟悉。在保证舞台效果的前提下，用高技术含量的设备寻求高效，真正做到了在该简化的地方简化，在该花时间的地方花够时间。

有几多邂逅

文化孕育，知易行难

“有几多邂逅会终生也未忘记”是《大状王》的一句歌词，也是海报上的一句宣传语，若用来形容看完戏走出剧场之后的感慨，也很贴切。

2023年年末在东方之珠与《大状王》的这一场邂逅，给很多“苦烂戏久矣”的观众心中刻下了“什么才是好戏”的不灭印记。“中国音乐剧天花板”“华语音乐剧新希望”“一定要巡演做个榜样”的呼声不断，也让人思忖：在随时能有大大小小十几个甚至几十个音乐剧在创排上演，市场规模、人才储备和硬件资源让香港同行羡慕有加的内地，为什么鲜有这种水平的作品？

翻开《大状王》免费提供给所有观众、包含全部中英文版歌词的精美场刊，看到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潘惠森先生致辞中看似寻常的六个字“香港文化孕育”，一时间，《大状王》所有让人赞叹之处，都与这六个字有了关联。说起“香港文化”，可能有人还记得香港过去也曾被称为“文化沙漠”。然而，按照曾任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演艺术行政总监的茹国烈先生的解释，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上世纪初北方南来的文人，形容作为转口港的香港欠缺精致文化。事实上，当时香港有丰富的庶民文化，而且是东西方文化的大熔炉”。

《大状王》正是从粤港地区庶民文化中耳熟能详的人物入手，将民间传说演绎成全新故事，宣扬人类最基础朴素的道德观，传递“做一个好人”“弃恶扬善”的信念。同时运用融汇中西方文化的艺术手法，在剧作、音乐、填词和舞台呈现上，于传统中见新意。值得一提的是，促成这一切的并非灵感与天赋，而是创作者多年经验的厚积薄发，也是《大状王》从剧本围读到工作坊到不断听取意见完善修改的长期磨合“孕育”而成。

文化是基础，孕育是过程，是从业者的耐心、专业与敬业，以及行业生态环境对于创作者的有效支持与爱护。这是一个良性发展的体系，对于优质作品的产出，其中各个环节都不可或缺。然而真正遵循起来，却是知易行难。正因为《大状王》八年来每一分的踏实努力，才能最终成就舞台上精彩的每一分钟。

演出后，《大状王》获得种种赞誉。但与其把它当作“天花板”来看待，不如把它视为一把标尺：比照《大状王》，内地每年大量原创音乐剧走马灯般的产出，仅从是否真正注重“文化”、是否愿意花时间“孕育”这两个方面来看，已经值得从业者深思。摄影/ThomsonHo

供图/西九文化区香港话剧团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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