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只耳朵”的音乐家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4-02-29 07:13

原标题：“四只耳朵”的音乐家

聂耳故居，在昆明市甬道街72号。一个天才音乐家的故居，没有我想象中的飞檐翘角、高楼阔屋，只是一座商用的二层小楼。

眼前的甬道街原来是清代云贵总督衙门前大照壁以南的一条狭窄通道。聂耳的父亲是个中医，他带着妻子及两个孩子来到昆明，租下了甬道街72号的一间，在楼下铺面开了一间小医馆，取名“成春堂”。4岁时，聂耳的父亲就永远离开了他。

小心翼翼地上了阁楼，屏住呼吸，凝神聚心，我似听到小聂耳穿越时空的琅琅读书声，由阁楼飞向旷亮高远的天空。

聂耳母亲彭寂宽是傣族人，她给小聂耳讲故事的方式很奇特。她是先唱后讲，手里拿着一个木刻板的小唱本，用当地的民调“全十字”或“洋琴调”，把故事唱给小聂耳听。聪明的小聂耳很快把当地流传的“洞经调”“扬琴调”“花灯调”等哼唱得有板有眼。他经常从楼上跑到楼下，戴着妈妈缝制的虎头帽，晃着脑袋唱《三字经》和当地的童谣：“矮板凳，上鸡台，我的姑爷不成才，吃好酒好打牌……”逗得前来买药的顾客哈哈大笑。

最有趣的是“四只耳朵”的故事。聂耳原名聂守信，后来因为他的耳朵特别灵敏，听过的音乐很快就记住了，从一个耳朵里面进来，就会从嘴巴唱出来，笔下写出来，因此他有了一个很雅的绰号“四只耳朵”。再后来，他干脆把聂守信改成了“聶耳”。

小楼里回响着浪漫主义音乐诗人舒曼的《梦幻曲》，这是聂耳离家前夜演奏的曲子。有了音乐，这栋小楼便有了灵性。多少年过去了，他演奏的音乐依然是那样鲜活、激越、深邃和博大。悬挂在厅堂的那张黑白半身照里，聂耳身着西装，剃着20世纪30年代时髦的分头，气宇轩昂，两道浓眉微微向上扬着，下颚低垂作沉思状。他的形象镌刻在昆明这座四季春城，镌刻在风起云涌的中华大地。

聂耳在这个世界上只走过了24个春秋，但他在短短的一生中，却写下了37首名垂青史的歌曲。

聂耳故居的一面墙上，一张图片把聂耳创作的37首歌曲分为5个章节，里边有逃亡曲《码头工人》《打桩歌》《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大部分都是反映底层劳动人民的心声和呐喊。如果不放下架子，与工人、农民、学生、士兵广交朋友，倾听他们生命挣扎的心曲，聂耳就不会创作出那些历久弥新的歌曲。“我要为这苦难的中国疾呼，我要为这卑微的民众疾呼”，这是聂耳立下的誓言。在民族存亡之际，聂耳和他的战友们蹬车揽辔，振臂一呼，唤醒麻木的民众，救中华于水火之中。他的歌里有奔驰的生灵，有生命的翔舞，有脉搏的跳动，有偾张的激情。这种灵魂像一团火焰在燃烧，那耀眼的光华超越了时空，把层层黑暗照亮。

在聂耳创作的歌曲中，最雄壮、最有震撼力和感召力的当数《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由聂耳与他的入党介绍人、年长他十岁的田汉合作而成。田汉在反动当局逮捕他之前急急草成，在一张香烟纸上写下了这首歌词，夹在电影剧本《风云儿女》中。聂耳看后如获至宝，主动请缨，为电影主题歌作曲。谁会想到，这首在暴风雨中诞生的《义勇军进行曲》，历经岁月淬炼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由美国国务院批准的第一套盟军胜利凯歌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国代表歌曲而收录其中。

1935年7月17日，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汹涌的海浪吞噬了一个年轻蓬勃的生命。聂耳之死一直是谜，当时从日本传回国内的消息是聂耳游泳时溺水而亡。但上海的报纸很多这样报道：“聂耳的遗体满脸是血，检视医师认为死因是出血。”当时同样在日本旅居的中国名人郭沫若，痛彻心扉写下一首悼亡诗：“大众都爱你的新声，大众正赖你去唤醒，问海神你如何不淑？为我辈夺去了斯人！天地同悲，九州当哭，问苍茫大地，是谁夺走了中华最优秀的儿女？！”

踏步在聂耳的故居，靠近和仰望这位音乐大师，我禁不住屏住了呼吸。聂耳的作品既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聂耳的歌是历史与现实的交融，远古与未来的绝唱，悲烈与哀怨的低吟，天地与自然的交响。假如生命再给他延长10年、20年甚至50年，那他的音乐才华一定会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华。

聂耳故里有一面木板墙展贴着名人的题词。胡乔木这样评价：“聂耳同志留下的歌声永远鼓舞着人民前进！”艾青说：“你的歌声唤醒了一个民族起来抗争。”在众多的题词中，贺敬之的题词更有诗意和感染力：“无产阶级音乐的前驱不朽，中国人民大众的歌手永生。你的歌，是唤醒民族的号角，你的歌，筑成人民心的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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