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晓星谈金庸的人生与他的武侠世界

原标题:严晓星谈金庸的人生与他的武侠世界

严晓星(章静绘)

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香港报章连载以来,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风行于华人世界,影响至今不衰,诸多人物和情节已然形成全体华人的集体记忆,其间引发的种种争议、讨论,也成为华语文学、文化史的重要事件。2024年3月10日,是金庸先生的百年诞辰。苏州城市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员严晓星先生长期从事金庸研究,著有《金庸年谱简编》《金庸识小录》,从金庸生平的梳理到金庸作品典故的考证,他都做出了独到贡献。在《上海书评》的专访中,严晓星从不同角度为我们回顾了金庸的生平与他的武侠世界。

1958年7月26日,金庸(左二站立者)、胡鹏交流电影《射雕英雄传》的拍摄意见

先从金庸诞辰3月10日聊起。这个日子最早应该是您在《金庸识小录》中提出来的,之后逐渐发展为一种共识。与此同时,也不断有研究者提出质疑。金庸诞辰为什么成了具有争议的问题?

严晓星:今年是金庸的百年诞辰之年,许多媒体与广大读者,还有金庸的家乡嘉兴、成就他毕生事业的香港以及一些机构,都在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纪录片、学术研讨会、翻拍电视剧,都可见读者对他的感情。作为一个资深的金庸读者,看到这一切是很欣喜的。关于金庸本人的生日,你用了“共识”一词,非常有意思。一个人出生在哪一天,就是哪一天,他自己都决定不了,原本不应该有社会意义上的“共识”。但现在看来,好像还真的只能以“共识”来表达它了。

《金庸识小录》最早是2012年8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这本书附了一个三万字的《金庸年谱简编》(占全书的五分之二),金庸出生于3月10日,就是这里面最早提出来的。在此之前,我搜集到的所有的金庸生平资料,他的生日要么写作2月6日,要么写作二月初六,关于他的出生年,也有1923、1924、1925三种说法。到底哪一种准确呢?2000年11月,我在北京大学参加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金庸也参加了。茶歇间隙,我就问他是哪一年出生的,他答是1924年,又问生日二月六日到底是公历还是农历,他答:“农历,农历。”1924年二月初六,换算成公历就是3月10日。这个日期是这么来的。按理说,当面采访,应该没有问题。

2012年已经是互联网非常发达的时代了,金庸的生日是3月10日形成“共识”,我想首先就是互联网的功劳。这么多年来,我看到一些公众人物给金庸祝寿,往往就是这一天。这次《明报月刊》的“金庸百年诞辰纪念专辑”也安排在3月号推出,显然也是认可这个生日。之前,关于金庸的出生年当然有各种说法,待会儿我还会提到,但权威性无论如何都不能和金庸本人的亲自认证相比。

到了三年前,我准备把《金庸识小录》增订出版,原来附在后面的《金庸年谱简编》另作增补,篇幅增加了几倍,作为单行本出版,这时候就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嘉兴友人范笑我介绍了一位查玉强先生给我认识,查玉强先生与金庸同一家族,长期搜集整理家族史料,很热心。他告诉我,家族在新修《海宁查氏族谱》时,联系了金庸本人。为了给金庸减少一些麻烦,他们拟好了金庸的小传,打印出来,给金庸自己修改。他给我看了金庸亲笔改动的小传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金庸先把出生年“民国十二年(1923)”改成了“民国十三年(1924)”,又把生日“二月初六日(西历3月22日)”划掉了几处,仅保留“二月六日”。也就是说,他认可的是公历生日是1924年2月6日。

金庸亲笔改动的小传片段

这么一来,我当然很纠结。金庸具体出生在哪一天,对读者来说,当然差别不会太大,但写年谱必须尊重史实。年谱一上来就是谱主某年某月某日生,总不能“提笔就错”吧?我想来想去,最终采纳了这个金庸亲笔改定的说法,写到了单行本《金庸年谱简编》之中。理由主要是两个:第一,相对而言,形诸文字的,总比口头说的要正式一些,特地写错的概率,要小于口头说错的概率;第二,在金庸这样的江南巨族里,修家谱是一件极其郑重的事,金庸这个改动,是要写进家谱,面对列祖列宗的。《金庸年谱简编》出版于2021年9月,至今两年半,可能知道这个信息更新的读者并不多,而3月10日已经成为网上最为流行的说法,用你的话,已经形成“共识”了。

应该说,金庸的出生年月出现争议,当然有二十世纪普遍出现的周岁虚岁与公农历混用导致错误的因素,但可能多少也有一些原因是金庸本人造成的。原本,在清代科考与官员任用过程中,就常有改动年龄以适应需要的做法。民国时代甚至到当代的身份证制度严格执行之前,为了求学或就业,将自己的年龄改动一点,是很常见的,与金庸齐名的梁羽生也存在多种生年说法。现在还保留着一些金庸二十多岁时亲笔填写的工作表格,有的写1923年生,这成为一些至今仍然保留意见的研究者的依据。导演张纪中有一次接受采访时提到,金庸曾亲口告诉他,他是猪年出生的,也就是1923年。金庸在不同场合对自己年龄的不同说法,也是争议的来源之一。我也算亲身经历了其中的一次,现在又推翻了它。

金庸填写的东南日报社职工登记表(浙江省档案馆藏)

刚才说有些研究者坚持认为金庸是1923年生,也能举出一些证据。客观地说,我觉得他们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他们面对金庸晚年一再“认证”的1924年,也都很无奈。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是普通的“乌龙”事件,还是金庸有什么难言的隐衷,目前还真说不清楚了。今天(3月9日),一位精通命理之术的友人联系我,说他把1923年2月6日、3月22日和1924年2月6日、3月10日这四个“嫌疑对象”都推算了一遍,发现1923年3月22日与金庸本人的经历最接近,比如显示此人从事文化行业,才思敏捷,南方大利,以及逢八转运(金庸1948年南下香港,2018年去世)。他推测,是不是金庸在遭逢重大的人生变故之后,受到懂命理的人提示,通过改变出生年月,以期达到某种改变命运的效果?这当然不妨姑妄听之。我很难想象青少年时代的金庸会相信命理,但香港社会相信命理的风气很浓,中晚年的金庸经历了种种人生磨砺,这时候他会不会有“姑妄信之”的想法?恐怕也可能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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