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我们的时代 | 《反求诸己：历史社会科学的实践方法论》新书荐读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4-05-17 07:15

本书尝试从“认识实践”这一新的分析视域重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路径，极大扩展了“历史”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意涵。通过对具体理论与经验研究问题的深入剖析，展现出方法论的创新如何激发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想象力，从而可能揭示出中国政治文明从传统到现代发展道路的历史性特质。蕴含于本书“方法”讨论之中的，是对“为己之学”与时代命运关系的求索。本书希望启发学者思考，身处大时代变革中的“我们”该如何在“反求诸己”的学术精神生活中，不断理解自身的角色、胸怀与坚持。

—— 编辑推荐

—— 历史社会学文库 ——

反求诸己

历史社会科学的实践方法论

罗祎楠著

ISBN：978-7-100-23503-7

定价：66.00元

商务印书馆 2024年5月新书上市

一部具有时代意识的历史社会科学方法论作品

内容简介

本书探讨的主题是学者如何反观并分析自身的认识实践过程，照亮被“实证思维”长期遮蔽的方法世界。作者尝试以“史观”与“历史质性分析”勾勒这一方法世界的基本形式，以新的方法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转型”“士大夫政治”等经验问题与“治理现代性”“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等理论问题。在“反求诸己”的认识实践过程中，“历史”可以获得远比“研究对象”丰富的意涵，为理解自身时代提供更多可能性。由此，本书以“方法”为切入点，讨论了时代变革中“为学”者可能的精神生活。

目录（滑动阅读）

引言理解我们的时代：社会科学“历史转向”的兴起

第一章“认识实践”视域中的历史社会科学方法论谱系

一、“实证统计”逻辑的研究实践及其困境

二、“比较历史分析”超越“实证统计”的努力及其局限性

三、“理论建构”方法论对“因果识别”路径的超越

四、回到研究者自身实践过程的“反身性分析”

五、走向实践主体性自觉的历史社会科学方法论

六、本章小结

第二章史观：进入“历史真实”背后

一、实证社会科学对“国家”与“个体行动者”关系的解释

二、超越实证：“史观”视野中的历史存在论

三、“认识实践”的方法之论：“史观”的特质

四、本章小结

第三章历史质性分析：领会“事实”与“理论”意涵

一、从实证思维到质性思维

二、历史事实的质性分析

三、理论意涵的质性分析

四、本章小结

第四章国家“现代性”研究的方法论

一、消极的现代性：理论视角与历史叙事

二、独特的现代性?

三、中国现代性研究的方法分析

四、本章小结

第五章长时段历史再认识

一、“郝若贝-韩明士”唐宋转型研究的方法模式

二、蕴于情境中的历史质性之变：新的认识模式

三、在新的方法论自觉中呈现中国历史的整体性

四、本章小结

第六章国家治理权力生成机制再探讨

一、“个体性权力”视角与宋元明国家治理权力研究

二、“制度性权力”视角

三、“制度性权力”视角中的国家治理“内生性演化”

四、本章小结

第七章传统士大夫政治中的“天下情势”

一、从青苗法到“定国是”：对“天下情势”的三种理解

二、“取舍异道”“大归则同”：“天下情势”内外的人情世态

三、张力与动力：“天下情势”的历史辩证

四、本章小结

第八章实践方法论自觉中的士大夫政治研究

一、史料感受与常识性理论的不契合感：研究的开启

二、“想象性”理论视角与“青苗法事件”：历史事实的构建

三、历史质性分析：对历史辩证运动状态的体会与表达

四、本章小结

结语“历史”与我们的时代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罗祎楠，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博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以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路径，探索中国政治文明的历史性发展道路，以及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世界的创造性转化等问题。多篇论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读书》、Modern China、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等中外刊物。

“历史”与我们的时代

节选自罗祎楠：《反求诸己：历史社会科学的实践方法论》，商务印书馆2024年5月版，第313—324页。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如何通过感受“历史”来理解我们自身所处的时代？“反求诸己”的方法论回到“认识实践”的本真过程之中，超越将历史对象化的“当下主义”思维束缚，揭示出“历史”根植于实践中的多层意涵。……

在“认识实践”这个新的方法论维度中，研究过程不再被简单想象成研究者按照规程或理念利用遗存的资料复原历史客体。当作为研究者的“我们”，将自身认识世界的行动纳入反观与分析时，就极大扩展了“方法”的意义。本书中的“史观”和“历史质性分析”两章，着重探讨了“认识实践”方法论的基本内涵：我们如何在对历史资料切身感受的激发中，自觉理解自身与学术世界的“历史性”关联。

“历史”由此在实践维度获得了远比“对象客体”丰富得多的意涵。“历史”内生于我们在认识世界过程中不断延展的主体性之中，这是“万物皆备于我”的感受。“认识实践”方法论勾画出“历史”在研究者主体感受中的多重意涵，进而揭示了“历史”如何随着我们自身研究的推进而不断改变意涵。具体来说，本书从五个层次呈现出“历史”在实践者主体性中的不同意义。

第一，历史是我们从史料中感受到的“现象”。比如，当我们仔细阅读熙宁四年（1071）神宗皇帝和文彦博、吴充、王安石等人关于“与士大夫治天下”的讨论后，一种不同于以往研究的历史之“象”浮现出来：历史人物并非在关切“与谁治天下”，而是“如何治天下”，即他们不断商讨如何在个人具体的事情经历中判断作为社会“整体现实”的天下大势。作为所“现”之“象”的历史，其样貌乃是因人而异的。不同的研究者即使面对同样的文字或图片素材，也会感受到不同的“历史现象”。即使同一个人，当他的人生阅历和理论学养发生改变时，也会从同样的素材中看到不同的“历史现象”。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在感受到“现象”时，某种“不契合感”也会油然而生。比如，当我们从史料中看到历史人物如何讨论“天下”时，会隐约感觉到这个现象似乎不符合以往对“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历史之象”解读。后者将这句话的历史场景描述成：士大夫中的变法派和反变法派为了争夺治天下的权力而千方百计地争取皇帝的支持。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契合感”呢？因为我们的生活感受超出了“权力争夺”等“个体主义”理论视角所呈现的现实，而史料中的某些记载又激发了我们的这些感受。比如，我们感受到熙丰新法时期历史人物对彼此分歧的理解是多层次的，他们并非如“个体主义”视角以为的那样将不同观点者视为敌人，而是从更加丰富的交往情境中理解彼此的关系。我们由此开始从历史人物如何“理解”分歧入手展开研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前者更加符合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交往感受。生活告诉我们，每个人对他人的理解总是复杂的。我们经常能够感受到，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事情中，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不同的角色“形象”。这种“意味”就是我们“理解”他人的过程。日常生活经验不会让我们只是从抽象的权力、利益或信仰看待他人。研究者在阅读原始史料时，眼前总是浮现出一段段历史现象，并感受到这些现象与惯常认识的不同。历史以“现象”的形态首先进入我们的认识实践之中。

第二，历史是生成理解现实“框架”的过往情境。这种框架便是“理论”。“当下主义”思维将“理论”或是视为世界的客观属性，或是视为研究者的主观概念。“认识实践”视角则将“理论”视为我们从自身情境经历中生成出的对世界特点的抽象，是我们用来理解新的情境经历的“暂时适用”框架。比如，我们将阅读历史素材时感受到的历史图景抽象为理论概念；我们从理论著作中感受到思想家如何设想“世界是什么样”的图景；我们感受到一些概念如何在特定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在我们的主体感受中，“历史”正是上面这些“历史情境”。

比如，在“史观”等章节中，我们对实证国家研究背后的“存在论”进行了分析：我们探讨了“理性人”这一理论视角的基本意涵，分析了以往学者如何从具体历史案例中抽象出这一视角，反思了这一视角如何塑造了我们对“国家-个体”关系的惯常认识，追溯了此种对“人”的理解如何在西方现代个体主义的世俗伦理中产生，如何在“二战”后成为英语世界的主流观念，又如何扩散到中国研究之中。这些历史“情境”都是以“我们”自身为主体而看到的学术世界。当我们感受到“治天下”的历史现象与此种“存在论”之历史意涵的不契合之处时，便会寻找新的“存在论”来理解历史资料。当我们选择新的理论时，同样需要理解产生这些“框架”的历史情境。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可以阐明不同理论视角的差异。情境也便是我们眼中的“学术世界”。当我们不断反观如何从“学术世界”中选择理论视角时，也便感受到自身和世界的连接。

第三，“历史”乃是被我们呈现出的具有“质性”的事实。在“历史质性分析”一章中我们提出，“质性”指的是研究者将分散的现象整合成对世界的系统性呈现。实证思维将“事实”视为自证属性的客观存在，质性思维则强调，“质性”只有在比较分析中才能被领会和呈现。比如我们通过“想象性”理论的诸要素整合田野现象。这些“要素”之所以能够凸显出来，源于我们将“想象性”理论与“目的-手段”理论相比较的意识。当我们围绕“行动者如何不断改变在彼此关系图景中的角色特点”这一要素来构建“历史事实”时，实际上是要将此“事实”区分于“将行动视为达成目的的策略手段”的理论。“比较”思维强调新的理论可以整合原有理论无法涵盖的历史现象。研究者需要根据生成这些理论的“历史情境”，决定选择什么理论、展开比较以构建不同的历史事实。我们的选择借鉴了美国“实用主义”社会学理论三十年来对“目的-手段”理论的持续批评。这些批评使我们充分把握二者的不同。

第四，抽象“理论”概念在“历史事实”中获得意涵。实证思维将理论概念视为具有明确定义且可以自证其含义的客观实体属性。实践方法论则认为，理论“概念”是被研究者所理解的符号。概念的“意义”源于我们对历史事实的感受，理论的意涵通过“比较”得以呈现。比如，在“历史质性分析”一章中，我们比较了美国某社区工作人员交流时的“共在状态”与北宋士大夫政治中的“推断”状态的差异。我们从宋代史料中感受到行动者并不关心可以和具体共在者感受到什么样的共同情境，而是关切自身所处的整体性社会现实是什么；他们不会寻求对情境认识的妥协，而是勇于争论彼此对时势的推断过程是否合理。在对历史事实的比较中，我们感受到了“推断”与“共在”这对概念的实质性差异。由此展现出中国传统士大夫政治的理论意义：我们可以超越西方政治想象理论勾勒的身处突变中的人们那无可避免的揣测、观望与误解状态，探讨历史行动者如何穿越突变世界的重重迷雾，自主体察时代大势的整体变化。

第五，“历史”乃是超越了物理时间区隔的世界整体运动状态。“当下主义”思维将“当下”与“历史”视为两个彼此独立且相互稳定的物理时间区段。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时间的流逝将一切当下瞬间变成过往。在物理时间意义上，我们难以对“当下”或是“历史”的属性给出界定，因为时光的流逝使一切暂时的界定都将面对即将到来的改变。因此，我们打破物理时间意识对“历史”与“现在”的区隔，将“历史”视为世界整体的永恒运动状态。在“天下情势”一章中，我们探究了“青苗法事件”所蕴含的历史辩证运动。行动者从“天下情势”的视角理解他们所遭遇的现实冲突，从而获得克服不确定感的自信；这种改造天下的自信却又必然催生出新的历史冲突。苦难与希望相伴而生，彼此塑造。我们感受到“历史”的整体运动，感受到我们的时代也处于历史运动之中。

认识实践主体性的自觉打破了历史对象化思维的局限性，照亮了多层次的历史感受。正是这些复杂的“历史感受”交织在一起，引导我们看到理解自身时代的更多的可能性。本书通过“现代性”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两个研究领域呈现出实践方法论如何将“历史”与我们的时代沟通起来。……

历史的整体运动使那些关于“现代”或“前现代”的学术标签沉沦于狭隘与局促。所谓现代性的“阴暗”或“光辉”在历史中也只是转瞬而逝的色彩。当我们开始感受到“逝者如斯”的历史意涵时，一个更为根本的困惑也由此出现：如果我们不再以诸如“现代性”“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标签将我们的时代归于某种稳定的“历史阶段”，如果我们不再能够依赖“规定时代”来寻求当下的秩序，那么我们该如何在永恒运动的历史中寻找到自身的秩序？“历史”在我们不断追寻的内心秩序中又意味着什么？

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引导我们在历史辩证中理解自身的“创造性”。我们在对自身“历史感受”的自觉中想象着历史整体运动状态的图景；当历史图景浮现在眼前时，我们更加意识到自己也身处图景之中，这推动我们再次探寻自身在历史运动中的实践“主体性”问题。当我们不再拘泥于物理时间意义上的“过去”和“现在”时，那么“历史”也便对我们意味着永远的“未来”。我们对“未来”的期待恰恰植根于切身实践着的“现在”：理解我们的时代。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获得关于所谓“时代特征”的标准答案，因为历史永恒的运动使得一切答案变得僵硬而短暂。只有投入“理解时代”的认识实践之中，我们才能自信地面向未来的无限可能。一种文化的生命力，也恰恰源于身处其中的人们那面向“未来”又践行于“现在”的创造活力。“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关节之处并不是转化出什么具体的文化产品，而是“为学”者在永无止境的实践历程中逐渐理解如何激发自身的创造性。“创造性”并非止步于获得某个“新”的知识并论证其可推广性。在实践方法论中，没有一种固定的知识可以成为研究的出发点。“认识实践”乃是我们不断地选择研究“出发点”，进而将这种“选择”再次视为自觉超越的“惯常”。在人们认识世界的无尽过程中，永远的“出发点”恰恰在于，我们要不断地将某种具体的“出发点”置于实践中来给出反观与分析。

这种创造性使学术共同体以“我们”（而不是“我”和“他”）的角色登上历史舞台。“认识实践”方法论筹划了学术共同体成员的共在、共行与共生之道。所谓“方法”，并不是强迫人们遵守的权威规定，也不是只能“心传”的默会知识。方法乃是学术共同体成员的“生活方式”。他们在共同的“为学”实践中连接成“学术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我们”的角色不是论证自己的成果可以如何推广，也不是去验证或推翻“他人”建立的知识，而是将自身置于与他人的“主体间对话”之中。“我们”不断了解其他成员如何理解“我们”，就好像“他们”可以知道“我们”如何理解“他们”。实践方法论将“差异”“可能性”“希望”视为构建学术生活的一种可能方式，学者的实践“创造性”也与此种生活样态相伴而生。

以上，本书呈现出作为研究者的“我们”，如何通过感受历史获得理解自身时代的不竭动力。这也正是“反求诸己”的意涵。孟子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本书希望阐明，“反求诸己”不是指向隔绝于世的孤立的自我，也并不是要在“改变世界”的“雄心”中丧失反观自身的诚意，并最终陷于迷茫无措。我们可以在“反求诸己”的认识实践中不断获得自身前进的胸怀、活力与坚持。同样地，当理解、创造与对话成为学者共同的“为学”生活时，一个属于“我们”的时代也将孕育而生。

历史社会学文库 已出书目

本书是基于西双版纳田野的一项历史人类学研究。“双重时间体系”指的是该地区社会由于历史上长期受缅甸和中原文化的双重影响，形成了一种二者并接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表现为双重仪式周期交叠而成的社会节奏。从明代以来中华帝国对边疆地带的多重封建是“双重时间体系”形成的主要原因。该书回应了基于民族主义和认同政治对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的指摘。诸如版纳这类社会是多重文明关系的结果，这种情况在中国边疆广泛存在。中国历来的边疆治理都充分宽容文化混杂的特点，其制度核心精神恰恰是为边疆提供文化与社会发展的空间。

近年来，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转向，引发了围绕历史社会学的学科属性、问题意识、方法论自觉等层面的诸多讨论。本书从历史社会学的理论传统、问题意识与方法路径层面，对历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与历史学的关系展开了详细讨论；同时，本书将当前围绕历史社会学的诸多争论置于经典社会学研究的学术史脉络中，并结合一系列经验研究进行论述。本书认为，历史社会学并非分支社会学，而是一种正在复兴的、具有总体问题关切的研究传统。本书对经典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传统的再发掘，揭示了通过重返经典思想资源进一步激活中国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可能性。

“新女性”的命运是中国现代化历程的一个重要缩影，她们身上的精神性追求及其内在困境，能最真切地反映中国现代人格重塑过程中的张力与缺失。本书以“离家”作为新女性生命史与精神史的起点；离家在开启她们追求独立之路的同时，亦使得“归属感”问题始终如影随形。独立与归属这两方面的紧张关系在此后的“学潮”“爱情”“革命”以及“物质”等历史环节中都有充分体现。在这—过程中，亦可感受到现代人格内在的主观性倾向，及其得以形成的复杂的社会历史情境。而“革命”与“物质”作为两种典型的选择，在展示新女性群体某种现实出路的同时，亦以新的方式使“独立与归属＂的结构走向了“一端”。

自晚清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借助文明比较讲出中国自身的道理，以增进文化自觉，就成为历代学人的追求。然而，比较历史研究长期在所谓的普遍主义和封闭的特殊主义两端徘徊，难以达到和而不同的文明比较效果，也就难以在普遍历史中对中国文明予以准确定位。鉴于德国古典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内在地带有和而不同的文明比较特点，本书详细考察了这套方法的逻辑与得失，尝试发展一种和而不同的比较历史社会学，以期助力思考全球化时代的文明比较与文明互鉴问题。

租佃关系是近世以来中国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本书总结历来对于租佃关系的诸种理解，引入“关系”视角，利用清代晚期四川巴县衙门的档案文书，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的租佃关系，尤重于探讨租佃关系之中的“情理结构”，即“情理”穿梭在租赁系的复杂实践之中、所呈现的“主客关系”“社会习俗”“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等各个层面上的运作逻辑。从个人性的“拟伦理”到社会的“习惯”，市场的“影响”，再到政府的“裁断”，“情理”不断塑造着地方秩序，也塑造着时人的心态与行动方式。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