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与《钟山》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4-05-23 07:27

爱好写作一辈子，我如今已高龄八十有五，仍痴心不改，劳心费神地笔耕不停。乍看上去像是不甘寂寞、追名逐利，其实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日常爱好太单一，多年养成的写作读书积习难改，唯此为大，感到快乐，还想借此防止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与我相处时间长的朋友都了解这一点，他们甚至知道，正常情况下，近年来，我大致一个月要写一篇文章，意在借新作为信，向关心我的亲友报平安。无锡一位当年曾与我共事好几年的朋友，有一次，看到我有两篇文章的刊出间隔近60天，带点调侃道：“你这次间隔时间太长了，让我有点不放心了。”

最近，趁热打铁写了本篇，说汪老。如今写汪曾祺的文章太多。凡欢喜动笔的朋友都知道，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汪老19岁就离开高邮，跋山涉水到昆明考上西南联大，拜沈从文为师发表作品。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的、政治的、文学的多方面因素，汪老长期搁笔改行当编辑，直到改革开放后，60岁才复出文坛，特别是以《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等为代表的以故乡高邮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享誉文坛。

汪曾祺文坛复出的前前后后，很多人不太熟悉，而我却比一般人了解得多，不是我先知先觉，是我与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汪曾庆（海珊）高中同班（1957—1959）读书，且相处得很好。对于新时期的汪曾祺，我凭借从海珊那里探听来的信息和平日有心收集的资料，在许多人打听“从哪里冒出一个汪曾祺”时，就迅速写文章研究汪曾祺了。

单说汪曾祺成名后，向他求稿的报刊逐步增多，为得到汪曾祺新作纷纷出奇招。就在这样的热潮中，当时还在苏北高邮工作的我，因为写了几篇关于汪曾祺的文章，引起人们的注意。那一天，我忽然接到在江苏文坛享有相当威望的章品镇先生的一封亲笔信，意思是《钟山》初创，急需汪曾祺这样的名人以壮声望，最近连续读到我发表的宣传研究汪曾祺的评论，想请我约汪曾祺赐稿支持。章老在信中特别表示：现在就请你写关于汪老作品的评论，约得汪曾祺新作后，你写的评论，将与汪曾祺的新作同期一道发表！

接到章品镇老先生的亲笔信，我真有受宠若惊的感觉，特别是他在信上允诺我的评论可以与汪老的新作同期发表，这对我太有吸引力、鼓舞力了。我不敢怠慢，立即给汪老写信，请他为《钟山》写稿，他也答应了，但迟迟不见交稿。大约又过个把月，《钟山》编辑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再与汪老联系催稿。我对汪老说的话已说过，一急，就在信中问：您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了？为什么我代表《钟山》向您约稿，您却迟迟不写呢？这些话不太妥当，作用却非常明显。汪老很快复信，解释说：“我没有对你有什么不快，请勿疑心。只是我今年实在太忙，又东跑西颠，不遑宁处，收到的信又很多，实在没有时间回。大概人出了一点名，都有这点苦处。”

这信说的是实话，汪老也真的把《钟山》约稿的事放上日程了。但他没有积存稿，写的都是陈年往事，他要想写新作，得积累一些素材，还要构思，一字一字地写下来。就这样，5个月后，1983年5月18日，他写信告诉我：“我已给《钟山》三篇短短的小说及一篇创作谈。如刊出，望指教。这一半是你的敦促之功也。一笑。”我长吁了一口气，有轻松感，《钟山》交给我的任务总算完成了。

汪老“一笑”，编者自然是高兴的。很快，汪老的三篇新作（《求雨》《迷路》《卖蚯蚓的人》）被冠以《小说三篇》总题目在《钟山》第4期杂志一字不改刊出了。但我却有点“苦恼人的笑”，因为与汪老的新作同期发表的评汪老作品的评论，作者不是我，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专职评论家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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