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之后自我认识的提高和文学摆脱经学控制导致写景抒情文章增多

原标题：汉魏之后自我认识的提高和文学摆脱经学控制导致写景抒情文章增多

从两汉到六朝，我国的文学在体裁和内容上都有很大的变化，就体裁而言，叙事、记人、写景和抒情的作品逐渐增多，而就内容而言，表现人情和个性的作品增多了。与此同时，这段时间的文章还更加注意修辞，骈俪形式逐步增多。这种情况是怎么产生的呢？

两汉至南北朝散文的发展演变及其特点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有两个方面：

自我认识的不断提高，要求自身人格、个性、价值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

原始社会的人们的认识水平低下，他们无法理解和掌握自己的生死祸福，对宇宙间的一切感到神秘莫测，于是，产生出种种神话迷信观念：宇宙的一切事物及其运动变化，都是由一个最高的神安排和指挥的，他的下属有日月山川、风云雷电等各个方面或各个系统的神。

被天命论统治着的人们，根本不去想人的尊严、人格的独立和个性的自由，他们实质上是神的奴隶。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水平的提高，人们支配自然的力量的增长，从春秋时期开始，这种天命论的统治逐渐发生了动摇。

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子产不信天命，认为天道管不住人事，孔子则对天命和鬼神表示怀疑。

到了战国，荀子反天命的思想尤其强烈。正是在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摆脱天命论的桎梏，通过自己的力量和活动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历史条件下，《左传》、《国语》和《战国策》的作者们，才明白了在着重记叙重大历史事件的同时，应表现重要历史人物活动的道理。

陈胜

从春秋大国争霸、战国七雄对峙到秦的统一这一历史巨变，空前显示出人的活动的巨大威力。不可一世的秦王朝很快就被陈涉所点燃的燎原星火烧为灰烬，则再一次显示了人对历史的巨大作用。

这两次巨大的历史事变，使汉代人受到极大震动，引起了他们深深的思考。贾谊等人通过对秦朝兴亡原因的探讨和总结，终于认识到：秦的兴亡纯属人事，与天道无关，这标志着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汉朝的统治者用新的方法来观察世界，在总结秦王朝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国策，经过七十年左右的努力，国力空前强大。人们进一步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和价值，对前程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大一统”的哲学理论、汉赋的雄伟气魄和高歌腔调、《史记》的宏大规模，就是其突出的表现。

《史记》之所以能开崭新的修史体例，也与人们对自身存在价值的新发现有关。先秦的编年体和国别体史书的编者们，着重事件叙述，而作为纪传体的《史记》则以人为重，反映了史家观点的变化，开始注意到人的重要历史作用。

《史记》

同时，先秦史书很少记录社会下层人物的活动，而《史记》则为历史上各个阶级的杰出人物都立了传，这也反映出汉代人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天命论的束缚。在国运昌隆的西汉，人们对自身的力量充满自信，追求事功成为一时的风气。

被鲁迅称为“西汉鸿文”的贾谊、晁错的政论文、董仲舒的对策，甚至以阐述道家思想面貌出现的《淮南子》，都无不表现出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因此，有北逐匈奴、南平南越、西通西域、东灭朝鲜、开发西南的壮举。

但另一方面，那时的人们是从政治角度来看人的价值的，这反映在散文上就表现出写人们政治活动、政治观点的多，写个体人格和个性的少；议论性的作品多，叙事性的作品少，抒情性的更少，而记叙性的文章中，也是叙事的多，写人的少。

从东汉后期开始，情况慢慢起了变化，记人和抒情的作品增多了。比如，从蔡邕起出现了不少碑传文，他个人就写了大约40篇，在他以前基本上没有这种文体。

到了魏晋南北朝，情况就与汉代很不一样了。人们从根本上意识到了自己不是为上帝而存在，也不是为某种观念或原则而存存的，而是为自己存在的，因此，个体的人、人格和个性应该得到尊重。

竹林七贤

建安曹氏兄弟与竹林七贤等人那种“则连舆，止则接席”的友谊和“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的文士生活，他们觉得是极有意义的。

“竹林七贤”的无视礼法、放浪形骸和任性自适，也极有价值。例如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认为做官会束缚人的个性和自由，从而断然拒绝了山涛（即文中的山巨源，七贤之一）的推荐，并宣布与之绝交。

他后来遭司马氏集团杀害，直到临刑时还索琴弹《广陵散》，惋惜乐曲的失传和自己的自由生活的结束，可见他对人生价值的看法同传统观念的相去甚远。

再如，陶渊明的《闲情赋》虽然含有政治寄托，但他用抒发恋情的形式来表达，还是反映了他的爱情观。

他在文中，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对意中女子的思慕和追求的痴情：

“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而不同。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悲扶桑之舒光，奄灭影而藏明……”

像这样无视礼教，无所顾忌地热烈歌颂纯贞执著的爱情的作品，在两汉文人中是找不到的。

陶渊明

从陶渊明的为人，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人格的重视。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田，躬耕自资；他把官场比做“樊笼”，田园比成自由生活的天地，认为退隐恢复了白然的“质性”，保全了独立的人格，所似他欣喜雀跃，怡然自乐。

《世说新语》里用赞赏的口吻，记叙了魏晋社会上层人物的气质风度，也表明人们对自身价值的新认识，例如《德行》篇里写道：

“阮光禄在刻，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日：‘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

这则故事说明，那时的人，以自己的思想品德被别人了解信任为乐，以不被人了解信任为忧的思想。

还有如《言语》篇里的：

“司马景王东征，取上党李喜，以为从事中郎。因问喜日：‘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来？’喜对日：‘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

司马师

这个故事则赞美直言不隐、不媚权贵的言语，两则故事都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对人格独立的尊重和个性自由的肯定。

总之，魏晋南北朝是人的又一次觉醒，其重要标志就是对人性、人格和个性的价值的自我意识，反映在文学上就是描写、表现和歌颂人格尊严、人性高尚和个性自由的作品大量出现。

文学逐渐摆脱了经学的控制，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有益于社会和人生的精神劳动事业，改变了人们的文学观念

“文学”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先进》，但这里的“文学”是指学术、学问或文物制度，与今天所谓文学的概念相差甚远。

到了汉代，人们则用“学”或“学术”来称先秦的学术和文献，即先秦人所称的文学，而以“文”或“文章”称文学之文。如《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

“汉之得人于兹为胜，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肖望之、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

汉代虽然从理论上开始将文学和非文学加以区分，但从创作实践来看，除了诗歌和辞赋，散文还很难分清哪些是文学作品，哪些是非文

学

作品。

刘向

例如《史记》的人物传记，虽说可视为传记文学作品，但它毕竟又是历史散文；又如刘向的《新序》、《说苑》本是历史故事的纂辑，可有的故事又可说是寓言文学，其中的《叶公好龙》一篇就很典型。

到了魏晋南北朝，不管是在理论上或创作实践上，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都分得比较清楚了。

那时人们将有感情、有文采、有韵律的作品称为“文”，将无情、无采、无韵的作品称作“笔”，将说理论述性的作品称为“论”。

例如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

“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末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省，谓之学。至于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慧，笔端而已。至如文省，惟须绮榖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

以上言论充分表明，当时的人对于文学和非文学的概念离我们今人的理解已经不太远了。

中国最早的诗文总集，由萧统组织编选的《昭明文选》就是按照文笔划分的理论来选文的，它将文章划出经、史、子书之外，以标明文学作品是另一类。

《文心雕龙》

刘勰的《文心雕龙》以《明诗》、《乐府》、《诧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讔》、《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的次序名篇，显然是把《谐讔》以前的文体列为“文”的一类，以后的列为“笔”一类的。

此时，人们不仅区分了“文”和“笔”，而且开始对各种文体特点和创作要求进行研究。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就将文章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指出：“奏议谊雅，书论谊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体不同，创作要领各异。

从人们对文学功能认识的发展变化，可以理解到两汉至南北朝文学面貌发生变化的原因。

先秦儒家文学观的总特点是尚质重道，注重功利和实用，以尚文为手段，致用为目的。到了汉代，司马迁则提出“发愤著书”的理论，强调创作中感情的重要性，但这种观点在当时并不占主要地位，统治文坛的仍然是讲功利的文学观。

《毛诗序》说诗是用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是进行政教的工具。

到了王充那里，文学观则有所进步，他在《论衡·书解》说：

“人无文则为朴人……人无文德不为圣贤。”

既而又在《论衡·自征》中补充说：

“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

王充

他的高明处是在提倡尚用的同时主张尚文，两者并重；但他的“用”还是没有越出儒家“厚人伦，美教化’的范围。

可见，两汉的文艺思想虽比先秦有所进步，但并未从总体上突破先秦的框架格局。因此，这时期的散文基本上还是“质木无文”的尚用文字，引发文学理论真正飞跃的是魏晋南北朝。

曹丕就在《典论·论文》中，以洪亮的声音宣布：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他把写文章说成是治国的大业、千古不朽的盛事，其地位至少不在经学之下，这说明在建安时代作家的心中，文学是独立于经学之外的一项有益于国家、社会和人生的事业。

到南北朝，宋文帝立四学，即他正式将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列，标志着文学的独立性已得到国家的认可。

在人的价值和文的价值重新发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作家们有意识地、自觉地、大量地创作出写人性、人格、人的各方面生活和思想感情的散文作品就是必然的了。

当然，两汉至南北朝散文发展的形成，还对历史上文学创作经验的积累和艺术技巧的继承与发展，也有着极大的关系。

这个是普适性原理，适用于对任何文学艺术，乃至于任何文明发展历程的探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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