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汉族客家语言文化认同感的构建与族群整合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2-09-28 00:36

原标题：中原汉族客家语言文化认同感的构建与族群整合

族群的形成除语言、经济、文化等条件外，自我意识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嘉庆镇平（蕉岭）举人黄钊，著有《石窟一征》一书，他在卷七、八《方言》中，记载了镇平县方言读音，这些方言词涉及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用语。黄钊在他的方志中用包括《尔雅》《说文》《左传》等先秦古籍论证本地方言与正统文化的关系。但纵观全文，黄钊只是通过记载语音考其来源。他称通行的官话为“官音”，然而对于自己的方言读音，称之为“土音”，有的称之为“俗呼”，如：“富曰发，土音读作褒字，放声，如官音之拨。贫曰括，土音读作平声，言空诸所有也。揖曰唱喏，诺，土音读如也。”但没有一处提到他们的方言是客话，这说明，黄钊在考释蕉岭方言时，并没有客家意识。

清代开始，以嘉应籍客家士子为核心的一大批知识精英纷纷著书立说，力图系统建构客家自身文化。随着客家精英论著不断地面世，客家群体心目中的文化核心逐渐形成。客家知识分子通过对客家语言源流的考证，把“来自中原”作为自身文化历史的起点和根源，在很大程度上强调其与中国文化的一脉相承，这其实与文化正统观念的发展密切相关。如客家文人徐旭增在《丰湖杂记》中说：“客人语言，虽与内地各行省小有不同，而其读书之音则甚正。故初离乡井，行经内地，随处都可相通。惟与土人风俗语言，至今仍未能强而同之。”林达泉在其《客说》中详细论述了客家起源问题，“客为唐虞三代之遗，避乱而南，而大江以南因有客家。” “盖官韵为历代之元音，客音为先民之逸韵，故自吻合无间。”“客之源流，殆讬始于汉季，盛于东晋六朝，而极于南宋。”

清末民初，中国传统文化民族主义与舶来的西方近代种族观念交织在一起，成为各种社会文化的思源。客家方言的称谓此时传入粤东北客家人聚居的核心地带，并被客家知识分子接受与传播，客家话这个称谓才渐渐被客家核心区的民众认同与接受，从“土音”变成“客话”，“嘉应州及所属兴宁、长乐、平远、镇平四县并潮州府属之大埔、丰顺二县，惠州府属之永安、龙川、河源、连平、长宁、和平、归善、博罗一州七县，其土音大致皆可相通。然因水土之异，声音高下亦随之而变。其间称谓亦多所异同焉。广州之人谓之以上各州县人谓‘客家’，谓其话谓‘客话’” 。此时客家意识经过晚清粤东客籍知识分子的宣传，已经在知识阶层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关于 “客家” 这一称谓，也是从外来者的称呼那里得来的。

随着有关客家族群知识的普及，“客话”一词逐渐被固定下来。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兴宁人罗其霭的《客方言》一书，从语言上论证“客家音” 为中原古音，为客家方言的正式定名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本。章炳麟在介绍《客方言》时，说兴宁人罗翙云《客方言》十卷，“上列客语，下以小学故训通之，条理比顺，元所假借，盖自是客语大明，而客籍之民亦可介以自重矣”。与前述黄钊《石窟一征》不同的是，尽管都是证明自己语言中的中原古音之遗韵，但《客方言》在论证时有明显的自觉意识，也有明确的族群色彩。清朝大臣黄遵宪（广东梅州人）将西方传教士基于人种学和民族学而形成的客家论述与客家士族的“中原之说” 结合起来，系统性地论述了 “族群”这个客家文化的特殊模式，诠释了客家历史与文化的当下价值。他在《梅州诗传序》中说：“此客人者，来自河、洛，由闽入粤，传世三十，历年七百，而守其语言不少变。有《方言》、《尔雅》之字，训诂家失其意义，而客人犹识古义者；有沈约、刘渊之韵，词章家误其音，而客人犹存古音者；乃至市井诟谇之声，儿女噢咻之语，考其由来，无不可笔之于书。”

由此可见，清末“客家话”一词最初并不是粤东北地区“客家人”自创的，而是由外传入客家聚居核心区的，其族群特征也是在客家人文化系统构建过程中缓慢形成的。自客家学者徐旭曾起，“来自中原”一说的观念已不单纯是一种学术观念，实际已成为一种社会群体的文化意识。在当代方言群中，通过客家学者罗香林条理化和理论化，大大加强了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力，从而加速了客家理论研究成果大众化的过程。当中国传统文化在２０世纪发生明显变异时，这些带有“地域士大夫”色彩的移民文化经验，无疑为客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表达方式、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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