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对话余隆∣北京国际音乐节背后的故事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2-10-22 18:00

原标题：钱颖一对话余隆∣北京国际音乐节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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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集了钱颖一在2011年到2018年任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期间举行的20场“院长对话”的实录，包括了一些当今世界知名度很高的创业家、企业家、投资家以及国内著名的人文艺术人士。

钱颖一对话余隆：

北京国际音乐节背后的故事

2011年4月27日，余隆先生应邀与钱颖一教授在清华经管学院“人文日新沙龙”上进行了一场精彩的对话，给我们讲述了开创北京国际音乐节背后的故事。

2011年4月27日，钱颖一与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首席指挥余隆（左）在清华经管学院对话

钱颖一：你不仅自己境界已经到了，现在还试图使全国人民的境界都提高。你的名字是和北京国际音乐节连在一起，也同中国爱乐乐团连在一起，这是你大概在90年代末本世纪初做的两件事。当时怎么想的？怎么做的？

余隆：坦率说，做这两件事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当你没有任何特别强的目的性的时候，就只有专业诉求。那个时候还是音乐节的早期，只是觉得像北京这么一个文化城市，应该有一个相应的国际音乐节。当然我是搞音乐的，如果我搞美术的话，我就搞美术展去了。我认为北京需要这么一个国际化的活动。没有任何其他想法，就直接去做。一开始起点非常高，从一开始我就不相信逐步完成什么，我认为做事情就应该是一步到位。

当然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至少理念要一步到位，明确要的是什么东西。

钱颖一：你当时想要的是什么？

余隆：必须是国际最高标准的音乐盛宴。

钱颖一：最高标准。

余隆：最高标准。所以北京音乐节从一开始。邀请来的艺术家都是世界级的、一流的。我们进行的工作都是开创性、划时代的工作：第一次引进瓦格纳全套的《尼伯龙根的指环》是北京音乐节；第一次委约世界级的作曲家是北京音乐节；第一次把一些现代的作品展示在舞台上也是北京音乐节；第一次推动中国音乐家在全世界的作品展演，也是北京音乐节。不能功利，做事情完全凭着专业的知识去做，是会有好结果的。去年我们委约中国作曲家周龙写了一部《白蛇传》。

钱颖一：“委约”是什么？“委托”的“委”？在我们这里“违约”的意思是破坏合同。你说的是commission？

余隆：你说得对。上个礼拜接到通知，《白蛇传》拿到了普利策音乐奖。

钱颖一：那是最高的奖项。

余隆：当时这个作品拿奖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当时申请经费都没兴趣，因为是部现代作品，有的领导经常说：你们要委约一个作品的话，这个作品能不能成为《梁祝》和《黄河》？经常问这个问题，如果能成为传世作品就给钱。我说，还没写出来，怎么知道传不传世呢？说那得保证它是传世作品。我说那等于说我生一个儿子出来，我问这个儿子：你将来能不能哈佛的MBA毕业？要不能毕业，我就不给你吃饭。作品《梁祝》和《黄河》也是千百部作品淘汰下来、积累下来的，只有经过大量地创作，才能够有经典作品留下来。像《白蛇传》这个作品，当然是一个碰巧的事件，我们当时觉得，首先作曲家是可信任的，是一流的作曲家，是在学术上非常严谨的一个作曲家。第二，这部作品是讲述中国的故事，我们非常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西方学者了解中国的故事。第三，这部作品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亮点，是由西方导演来导演中国的故事。

去年音乐节，我们有三部作品，一部叫《塞魅丽》，亨德尔的一部歌剧，是由一个中国导演导演的，中国导演眼里的西方歌剧；第二部是《白蛇传》，是西方导演眼里的中国歌剧；第三部叫《咏•别》，是中国导演眼里的中国的京剧故事。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个文化活动最重要的意义是，要从不同角度看到大家对文化视觉或者思想上的感觉。恰恰《白蛇传》得了普利策音乐奖，很多人现在回过头就觉得，当时为什么眼拙了，咱们没去参加。我说一句话，是考虑的视角问题，考虑的不是艺术，考虑是不是在市场上有结果。有的事情不完全是这么来的，艺术跟市场不一定完全能够画等号。

余隆生于上海，现任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挥、广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和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

他是第一位应邀指挥美国五大交响乐团之一，也是最早到中国来演奏的费城交响乐团的中国指挥家，与世界顶尖级交响乐团合作最多的华人指挥家。他于2010年11月获得中央音乐学院荣誉院士称号,是我国艺术家中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钱颖一：太功利这个事儿，现在还是比较普遍，会伤害艺术。所以当时你不是从功利的角度去考虑的。

余隆：做一件事情绝对不能从功利角度出发。所以回到你最初的问题，北京音乐节1998年开始第一届的时候，还比较简单，如果是今天的话，估计音乐节连建立都建立不起来。

钱颖一：那时候简单？

余隆：那时候还是简单。爱乐的情况不一样，音乐节更加民间一点，爱乐有一点官方背景的，需要打造一个中国最好的交响乐团。我听说，那时候我们领导说，中国足球老踢不出去，乐团能不能出去？我就跟领导说，到今天为止我还说这句话：你把给中国足球的十分之一的钱给我的爱乐乐团的话，我何止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乐团。

钱颖一：结果球没踢出去，乐团确实出去了，你前天刚从美国回来。

余隆：这个倒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爱乐乐团2009年被世界最权威的伦敦《留声机》(Gramophone)杂志评为世界上十个最优秀的、最具影响力的乐团之一。

钱颖一：这是很大的荣耀。

余隆：包括了伦敦交响乐团、纽约爱乐乐团、柏林爱乐乐团。对乐团的评价不是说琴拉得好和坏的问题，是评判乐团对社会的影响力和责任有多大。中国爱乐乐团是作为唯一的亚洲乐团进去的，其他全是西方的。

钱颖一：那是非常厉害的。当时你接这个乐团的时候，咱们有不少乐团。

余隆：我不是接，我是参与创建这个乐团。我们在原来中国广播乐团的基础上，全部打散重新创建。

钱颖一：所以也是新的机制。

余隆：在当时算是,现在不能完全算是。

嘉宾合影　

图源：北京国际音乐节

钱颖一：你刚才说的三部作品里面，你说你对文化互相的融合非常在意，你觉得这很重要，是吗？

余隆：我从来觉得，文化不应该被划分，我觉得没办法划分。很多人一定强调西方和东方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应该是更加开放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更加开放了，尤其是经过这么多年，大部分坐在下面的老师，都是从国外学成回来的，我们也有人出去，世界的交流，资讯的打开，根本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划分得这么清楚。

我个人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但说得稍微大一点，我越来越感觉到文化只能都属于全人类的。不要把自己的文化区分到另外一个文化的对立面去。我曾经跟某位比较激进的同事一起开会，他说：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抵御西方文化对中国的侵入。我想问几个问题：改革开放30年了，今天穿的衣服是中式的吗？发型也不是吧，你怎么不梳一辫子扎一鬏儿？第二个问题，我说：你今天来政协开我们这个会，开的宝马车来的，还是奥迪车来的？是骑头驴，还是坐车来的？今天的社会，大家应该有一个……

钱颖一：包容？

余隆：其实不单是包容，你得承认一个现实，我不愿意说“普世文化”这个词，但是的确是存在。像今天我们穿的衣服，没人再说是西装，大家可能说是正装。我们今天所有生活的用品已经不说只是中国或者美国的，或者德国的，是大家的，人类的，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果。

文化上当然可以有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大家带着欣赏的眼光看待对方，找到互相可以学习、借鉴的事情，这样的心态可能更好一点。如果到今天还这样，说应该抵御某个情况，尤其在文化界，再讲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有点……我今天当然没有说划分界限的问题，但是我希望大家都有包容性。

节选自《钱颖一对话录：有关创意、创新、创业的全球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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