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面对苦难？来自王小波、黑塞、薇依们的回答

原标题：拿什么面对苦难？来自王小波、黑塞、薇依们的回答

一个普通人，面对无数磨难，不抱怨也不爆发，顽强地活了下去……

《活着》和《平凡的世界》已经面世三十多年，但它们仍然比现在的大多数图书都要畅销，它们所代表的苦难叙事仍然被许多人所喜爱。这一方面说明「面对苦难」仍然是社会的真实需求，另一方面却令人怀疑，难道只有默默承受，才是面对苦难的好方法吗？

与 《活着》和《平凡的世界》的时代不同，我们所在是一个苦难在相对隐 形的世界，「面对苦难」在世界范围内也有了新的意思，比如怎么面对价值的颠倒，怎么对抗凌驾于人的程序，怎么维护自己的生活空间，怎么争夺对自身遭遇的解释权。仅仅是当一个善良、坚韧的中国人（不论这本身多么困难）已经不足以应对这个日日有来自全球各地真真假假的坏新闻发生的世界了。

今天单读分享七段关于「面对苦难」的书摘，让我们想看看别的时空的他们——王小波、陀思妥耶夫斯基、黑塞、乌尔曼、昆德拉、李沧东、薇依或者他们笔下的人物是拿什么来面对苦难的， 希望能够启发或者安慰到正在苦恼的你。

01

王小波：

人是一种会自己骗自己的动物

王小波的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收录了一篇名为《人性的逆转》的评论，认为把痛苦崇高化是不对的。不论有多高的目的，苦难本身仍然是苦难，为了合理化苦难而强加意义就更荒谬了。贾樟柯导演在电影手记《贾想》里也有相似的观察：“我们的文化中有这样一种对‘苦难’的崇拜，而且似乎获得的话语权利的一种资本......‘苦难’成了一种霸权，并因此衍生出一种价值判断。”

《人性的逆转》说得更加直接：“这种想法不仅有害，而且是有病。”我们也许该首先自己搞清楚苦难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七十年代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个看法和一些同龄人是一样的。七十年代的青年和现在的青年很不一样，更热情、更单纯、更守纪律，对生活的要求更低，而且更加倒霉。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是一种极难得的际遇，这些感受和别人是一样的。有些人认为这种经历是一种崇高的感受，我就断然反对，而且认为这种想法是病态的。让我们像奥威尔一样，想想什么是一加一等于二，七十年代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个极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轻人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而且这种牺牲毫无价值。想清楚了这些事，我们再来谈谈崇高的问题。就七十年代这个例子来说，我认为崇高有两种：一种是当时的崇高，领导上号召我们到农村去吃苦，说这是一种光荣。还有一种崇高是现在的崇高，忍受了这些痛苦、做出了自我牺牲之后，我们自己觉得这是崇高的。我觉得这后一种崇高比较容易讲清楚。弗洛伊德对受虐狂有如下的解释：假如人生活在一种无力改变的痛苦之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把它视为一种快乐，以便使自己好过一些。对这个道理稍加推广，就会想道：人是一种会自己骗自己的动物。我们吃了很多无益的苦，虚掷了不少年华，所以有人就想说，这种经历是崇高的。这种想法可以使他自己好过一些，所以它有些好作用。很不幸的是它还有些坏作用：有些人就据此认为，人必须吃一些无益的苦、虚掷一些年华，用这种方法来达到崇高。这种想法不仅有害，而且是有病。

02

陀思妥耶夫斯基：

不愿受到只许做聪明事这一义务的束缚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长篇小说《地下室笔记》里写了这么一个地下室人，他看上去与世界格格不入，过得完全不像是个正常人。但他试图论证，他的“非正常”正是他存在的根基，一个不容许理性算计之外的“非正常”（用今天的话来说，“非必要”）的社会才会带来真正的苦难。

在地下室里，他对所谓的“先生们”发问：“人的利益是否都早已计算得准确无误了呢？”什么是不惜一切利益，不论有怎样的大局观，每个人都需要保全的呢？地下室人在这一段论述中给出了他的答案。

你们瞧：先生们，理性是好东西，这是毋庸争议的，然而理性却终究只是理性，只能满足人的理性能力，而意愿却是整个生命的表现，也就是人的整个生命，既包括理性，也包括一切内心骚动。而且，尽管我们的生命在这一表现里往往显得十分糟糕，但它毕竟总还是生命，而不仅仅是求平方根。要知道，就以我为例吧，我极其自然地想活着，是为了满足我所有的生命机能，而非仅仅为了满足我的理性能力——它只是我全部生命机能的二十分之一。理性能知道什么呢？理性仅仅知道它已经知道的东西（有些东西，理性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这虽然并不让人快慰，但为什么不把它据实说出来呢？），而人的本性却是调动一切，整个儿活动着的，其中既有有意识的活动，也有无意识的活动，即便是撒谎，但它毕竟活动着。先生们，我怀疑你们正不胜惋惜地看着我。你们反复对我说，一个有学问、有教养的人，总之，一个未来的人，是不会有意去谋求什么对自己不利的东西的，这就是数学。我完全同意，这确实是数学。然而，我要向你们重复一百遍，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唯一的一种情况下，人才会故意地、自觉地渴望去干那甚至对自己有害的、愚蠢的，甚至是愚不可及的事情，这就是：为了有权渴望去干那对自己甚至是愚不可及的事情，而不愿受到只许做聪明事这一义务的束缚。要知道，这真是愚不可及，这是放纵自己的任性，先生们，事实上，对于大地上所有我们的兄弟来说，这也许是最为有利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下，尤其如此。而其中，甚至包括这样一种情况：即便这一事情会给我们带来明显的危害，并与我们的理性有关利益所得出的最为合理的结论大相径庭，它仍然是比一切利益都更为有利的利益。——因为它无论如何为我们保全了最主要和最珍贵的东西，也就是我们的人格和我们的个性。

03

黑塞：

在幽默中找到妥协的出路

黑塞的《荒原狼》写就于一战和二战之间，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民族主义爱国情绪一天天深入人心，一个新的社会重新开始它的规训过程。

借由荒原狼这个不服规训又无力逃脱的形象，黑塞呈现了一种生活在两种时代之间，找不到何为真实之物的苦难。在对荒原狼的剖析中，他似乎也提供了一个方向，一个第三王国，一个“虚幻而有主权的世界”——幽默。我们能在幽默中找到妥协的出路吗？

如果我们进一步剖析荒原狼的灵魂，我们就会发现，他那异常发展的个性使他成了一个非市民，因为物极必反，个性过分强烈，就转过来反对自我，破坏自我。我们看到，在他身上既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把他推向圣贤，又有促使他堕落的强烈本能。然而，由于某种弱点或惯性，他不能腾起身来进入完全自由混沌的太空，他仍然为市民阶层，这个生育他的、吸引力强大的星球所羁绊。这就是他在宇宙这个空间中的地位，他所受到的制约。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大部分艺术家都属于这种类型。他们中只有那些最强的人才突破市民阶层这个地球的大气层，进入宇宙空间，其他人或垂头丧气，或屈从妥协，他们一方面蔑视市民阶层，另一方面又是市民阶层的一员。为了生存下去，他们最终不得不肯定市民阶层，从而美化了它，给了它力量。对这些不计其数的人说来，市民阶层并不足以成为他们的悲剧，而只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幸和厄运，他们的才能在这不幸与厄运之地狱中被煮熟，变得富有成果。少数挣脱羁绊的人进入绝对境地，可歌可泣地走向毁灭，他们是悲剧人物，这种人是为数不多的。而那些仍然受市民思想制约的人——对他们的才能，市民阶层常常给予极大的荣誉——在他们面前有一个第三王国敞开着，这是虚幻而有主权的世界：幽默。那些不能宁静片刻的荒原狼，那些无时无刻不在忍受可怕苦难的人们，他们缺乏必要的冲力向悲剧发展，缺乏冲破引力进入星空的力量。他们深感自己是属于绝对境地的，然而又没有能力在绝对境地中生活。如果他们的精神在受苦受难中能够变得坚强灵活，那么，他们就会在幽默中找到妥协的出路。幽默始终是市民特有的东西，虽然真正的市民并不能理解它。在虚幻飘渺的幽默气氛中，所有荒原狼的错综复杂、杂乱无章的理想得以实现了：在幽默中不仅能同时肯定圣贤和堕落的人，把社会的两极弯曲使之靠拢，而且还能把市民也包括到被肯定者的行列。这位狂热信仰上帝的人也许有可能对罪犯采取肯定的态度，反过来，他也可能对圣徒采取肯定的态度。然而罪犯和圣徒两者以及所有其他走极端的人都不可能对中立温和的中间道路即市民的东西加以肯定。唯有幽默才完成这种不可能的事情，用它的棱镜的光照射了人生的一切领域，把它们合为一体，而这种幽默是那些完成伟大业绩的使命受到阻碍的人的美妙发明，这种幽默也许是人类最典型、最天才的功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似乎并非是我们的世界，尊重法律又超越于法律之上，占有财产而又似乎“一无所有”，放弃一切又似乎并未放弃，所有这些深得人心，而且不断予以表述的人生高度智慧的要求，唯有幽默才能实现。

04

乌尔曼：

我试着去遗忘

与列表中的其他人相比，乌尔曼不是一名特别有名的作家，但他对苦难的理解并不浅薄。作为第三帝国的亲历者，他在希特勒上台时流亡巴黎，后在战火中迁居英国，做画家和律师为生，只写了《重逢》这一本长篇小说。也许是出于与《重逢》的主人公相似的理由，他是用英文写下这个故事的。

面对苦难造就的裂缝，记忆和笑都不再服务于原本的目的。

我的父母都去世了，但我很高兴地说他们没有死在贝尔森。有一天一个纳粹带着一张纸条来到我父亲的手术室，纸条上写着：“德国人，小心。避开所有犹太人。任何与犹太人有关的人都会被玷污。”我父亲穿上了他的军官服，戴上了他的勋章——包括那枚一等铁十字勋章，骄傲地站在那个纳粹旁边。那个纳粹变得越来越难为情，渐渐地人越聚越多了。一开始他们只是沉默地站着，但随着人数增加他们开始窃窃私语，并最终爆发出了一阵狂热的哄笑。

但他们的敌意针对的是那个纳粹，最后收拾东西走掉的也是那个纳粹。他没有回来，也没有人取代他。几天后，在我母亲熟睡的时候我的父亲打开了煤气；所以他们都死了。在他们死后我尽量避免认识新的德国人，也没有打开过一本德文书，哪怕是荷尔德林。我试着去遗忘。

当然我还是和几个德国人有过交集，几个因为反对希特勒而进过监狱的好人。在和他们握手之前我确保我搞清楚了他们的过去。在你接受一个德国人之前你必须小心。你怎么能确定你将要与之交谈的德国人手上没有你的朋友或是亲人的鲜血？但对于这几个人我没有一丝怀疑。尽管他们曾奋力抵抗过，但他们还是时常沉浸在悔恨之中，我很同情他们。但即便和他们在一起时我还是假装说德语对我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

这是一种我几乎（虽然不完全是）无意识戴上的保护性的假面，在我必须要和某个德国人说话的时候。我当然还会说这种语言，虽然带有一点美国口音，但我不喜欢说它。我的伤口还没有愈合，想起德国就是在伤口上撒盐。

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来自符腾堡的人，我向他问起了斯图加特的情况。

“四分之三都被摧毁了。”他说。

“那卡尔·亚历山大中学怎么样了？”

“成了废墟。”他说。

“霍亨费尔斯堡呢？”

“废墟。”

我开始笑个不停。

“你笑什么？”他不解地问道。

“不用管我。”我说。

“但这没有什么好笑的啊，”他说，“我不明白好笑在哪里！”

“不用管我，”我又说，“确实没有什么好笑的。”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怎么能向他解释我为什么会笑呢，当我自己都不理解的时候？

05

昆德拉：

在歌中，各种价值还没有被蹂躏

昆德拉是大多数中国读者都非常熟悉的作家。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作品的引进得益于政治环境的变化。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对宏大概念的怀疑与“反对崇高”并步入商品社会的中国不谋而合，昆德拉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到了今天，我们依然能在他作品人物的“生活史”上看见自己的痛苦所在。

昆德拉将《玩笑》看作是一本爱情小说，但主人公路德维克的爱情是以一个巨大的历史玩笑为前情提要的。胸怀理想的学生路德维克因为一句玩笑话而被下放去做苦役，在那里他爱上了性格沉静的露茜。十几年后再遇到露茜时，他才真正懂得他们其实分享同一种苦难的印记。

对苦难的理解让他能够将“错误”从他们的爱情中分离，还给爱情一个清白的面貌。这对主人公和读者而言都是慰藉。

也许她是想要告诉我，她的遭遇（一个有污点的女孩子的遭遇）和我的遭遇十分相近，告诉我由于我俩未能相互理解而失之交臂，但我们的两部生活史如出一辙，异曲同工。因为它们都是遭摧残的历史。在露茜身上，是她的情爱受到摧残，从而被剥夺生活的基本价值；我的生活也是被夺去它本赖以支撑的各种价值，这些价值本身清白无辜。是的，清白无辜：因为肌肤之爱虽在露茜的生活里被摧残，但它本身是清白无辜的；同样，我故乡的那些歌，扬琴乐队，还有我憎恶的这个故乡城市是无辜的，那个让我一见他的肖像就想吐的伏契克，于我也没有错，一直在我听来有威胁意味的“同志”这个称呼，还有“你”，还有“未来”及许多其他词儿，全都于我没有错。错根本不在这些东西上。但错实在太大了，它的阴影已经把一个由无辜的事物（和词汇）所构成的整个世界范畴统统笼罩在里面还远嫌不足，还把它们全都蹂躏了。露茜和我，都生活在一个被蹂躏的世界里，我们不懂得同情这个世界，却是疏远这个世界，既加剧这个世界的不幸也加剧我们的痛苦。露茜，你被爱得那么强烈，可又被爱得那么拙劣，在这么多年以后你来到我面前要告诉我的就是这句话吧？你是来替一个被蹂躏的世界说情的吧？

最后，路德维克在音乐中找到了一个临时的出口。

在歌中，忧愁并不浅薄，笑声也不勉强，爱情并不可笑，仇恨并不懦怯；在歌中，人们爱得身心合一（是的，露茜，身和心合一）；在歌中，人们因幸福而舞蹈，因绝望而弃身于多瑙河的波涛；只有在歌中，爱情就是爱情，痛苦就是痛苦；在歌中，各种价值还没有被蹂躏。于是我似乎看到，在歌里，有我的出路，我的本色，我的归宿，我曾经将它背弃但它依旧不失为我的归宿（从被背弃的归宿发出的呼号最为揪人心肺）。但是我同时也明白，这个归宿并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不是在这个世界上，那又会是什么样的归宿呢？）我明白我们所歌咏的一切不过是一种缅怀，一个丰碑，是不复存在之物残留的形象，我感觉到，这一归宿的土地正从我的脚下遁去，在吹奏着黑管的同时，我正在渐渐飘向岁月的深处，世纪的深处，一个无底的深处（在那里爱情才是爱情，痛苦才是痛苦）。我惊奇地告诉自己，这样的坠落，这样的下沉，充满了探索和渴求，正是我唯一的归宿，我愿就这样而去，享受那悠悠飘忽的乐趣。

06

李沧东：

我心里也有一颗星，

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将它夺走

《鹿川有许多粪》是李沧东在成为导演之前出版的最后一本短篇小说集，讲述韩国民主化运动背景下底层人物的命运。《天灯》是里面唯一一篇以女性为主角，也是描写最直接、最残忍的故事。但从头到尾，面对人为的苦难，主角信惠没有屈服于任何一种能让自己更好过的谎言。她拒绝回答自己无法回答的问题。

“盐是苦的，还是甜的？”

我看着眼前窗户透进来的和煦阳光，非常慌张。

“赶快回答，小朋友。盐是苦的，还是甜的？”

督促的嗓音依然温柔而优雅。我的脚麻了，他们身后的玻璃窗透进来的阳光十分刺眼，我感觉自己快要瞎了。

“苦……苦的。”

过了片刻，我才勉强答道。这句话说出口的瞬间，我便知道自己答错了。

“哎呀，你这丫头！盐怎么会是苦的呢，是咸的啊！”母亲站在门旁喊了起来。

“你快点再说一遍，盐是咸的，快点！”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张不开口。母亲的脸绝望地皱在一起。

“你干什么呢？赶快说呀！老师，盐不是苦的，是咸的。你倒是照着说呀！”

“可以了。面试已经结束了，请带着孩子出去吧。”

阳光下，年轻优雅的嗓音如此说道。母亲却没有放弃。

“老师们，请再提问一次吧！现在一定会好好回答的。我家闺女从小没有爸爸，实在是太可怜了，再给一次机会吧！”

“结束了，大婶。请带着孩子出去吧。”

“你这个傻丫头！赶紧回答啊！盐是什么味的？”

然而，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不知道怎么了，就是开不了口，全身像块石头一样一动不动。刺眼的阳光中的陌生面孔，令人窒息的沉默，母亲皱巴巴的脸——过了许久之后，那时的恐怖记忆依然如化石般坚固，怎么也抹不去。从那一刻起，至今已经过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我知道自己依然无法摆脱那个提问。此刻，我也面临着一个绝对无法回答的问题。

你们现在正在问我：你是谁？很不幸，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过，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你们此刻正在强迫我变成不是我的某种东西。

后来，信惠被当成运动圈的学生拷问，从警察署出来后，她似乎像诗人里尔克说的那样，“生活到了能解答这些问题的境地”。她的回答依旧无关外部的价值判断，而是关于一颗星星的位置。

信惠仰着头，久久地看着那颗星。她从未像这样近距离地感受星光。自己在警察署遭遇那般恐怖的事情时，和金光培在一起时，还有此刻这一瞬间，地球都在一成不变地沿着自己的轨道运转，宇宙中的那颗星孤独地守护着自己的位置，闪闪发光。

下一个瞬间，信惠感觉到一种冷水浇头般的恶寒，体内有种东西突破混沌醒了过来。那颗星悬挂在空中，我站在这里。任何人、任何东西都无法抢占那颗星的位置。我心里也有一颗星，世界上的任何力量都无法将它夺走。“是的，这就是我的生活。”信惠的内心充满了活下去的渴望。那颗星突然飞向她的眼前，支离破碎。不知不觉间，眼泪已经莫名地开始流淌。

07

薇依：

对苦难的感情就是对现实的感情

《重负与神恩》由法国哲学家薇依的手稿和言谈记录整理而来。薇依在短暂的一生中，很少有休息的时候，不断参与劳动与社会运动，直到因为营养不良在伦敦的疗养院去世，留下许多本记录神学和政治思想的笔记。

薇依 一生都是苦难的思考者和践行者。她认为，苦难是不可避免的。在单一的、人为制造的苦难之后，仍然有真实的、复杂的苦难，也许后者反而能帮助我们保有自身的纯粹。

我们的生活就是不可能，是荒谬。我们欲求的每件事都与其相关的条件和后果相矛盾，我们提出的每个结论其实都包含着相反的意见，我们的一切感情都与其对立物相互混杂。因为我们是矛盾体，既是造物，也是上帝，而又远不同于上帝。

唯有矛盾才证明我们并非无所不能。矛盾是我们的苦难，而对苦难的感情就是对现实的感情。因为，苦难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它是真实的。因此，应该珍视它。其他一切则都是想像的。

编辑：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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