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马伯庸《长安的荔枝》：专制之下，权力荒诞与人性的无声悲鸣

《长安的荔枝》

《长安的荔枝》首次发表于《收获》杂志2021年“春卷”后于2022年10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单行本。

大唐天宝十四年，上林署监事李善德在长安官场的迷局中被推上了一条不归路。同僚的欺瞒与哄骗，将他诱入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担任“荔枝使”，在贵妃诞日之前将岭南新鲜荔枝运抵长安。当李善德为这“御前美差”而自得时，命运的獠牙已悄然显现：荔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岭南距长安五千余里，山水迢迢。这根本是一场注定败局的豪赌。

“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李善德绝望中的放手一搏，成了专制巨轮碾压下个体灵魂的微弱反抗。这部《长安的荔枝》，表面是唐代小吏的生死速递，内里却剖开了专制权力结构下荒诞的本质与人性的深重扭曲。

当帝王的一丝口腹之欲化作国家意志，整个官僚机器便开始了疯狂的运转。 荔枝易腐的特性与长安岭南的地理距离，构成了一道无解的难题。然而荒诞之处在于，面对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朝廷中枢到地方胥吏，无人敢质疑其合理性，更无人敢指出帝王要求的荒诞本质。层层官吏心照不宣，精妙地将这烫手山芋向下传递，最终落到了无背景、易牺牲的小人物李善德身上。

这令人不禁想起蒲松龄《促织》的冰冷笔触。华阴县令献上一只善斗蟋蟀博得龙颜大悦，随即一道荒诞诏令下达：华阴须年年进贡。华阴本不产蟋蟀，县令却不敢拒绝，只能向下摊派。最终成名一家被卷入旋涡，几乎家破人亡。

《聊斋志异·梦狼》一针见血：“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在权力高度垄断的金字塔中，官吏的命运只系于上级的喜恶，与民生疾苦无关。他们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百姓不过是榨取资源的工具与牺牲品。

专制体系精心构建了一个封闭的权力迷宫。 君主居于顶端，通过自上而下的任命掌控全局，权力运作充满垄断性、等级性与排他性。庞大的官僚机构看似完备，实则每个零件都只为权力本身服务。在这样的结构中，官吏们汲汲以求的，唯有上级的认可。当君主的私人欲望——无论是一颗荔枝还是一只蟋蟀——被无限放大为国家使命时，整个官僚系统便异化为实现个人私欲的工具。

这种扭曲的逻辑下，官吏的政绩与升迁竟与进贡珍玩奇物挂钩。能献上善斗促织者“鸡犬升天”，良田美宅唾手可得；李善德完成荔枝运输则生，失败则死。当整个国家机器为满足一人私欲而开动，人性便在权力碾压下扭曲变形。

《促织》中成名因蟋蟀家破人亡，《长安的荔枝》里李善德为运送荔枝耗尽心力，沿途驿站凋敝、骑手奔命，无数底层民众的血泪浇灌着这条通往长安的“荔枝道”。当“一骑红尘妃子笑”成为奢靡的风景线时，无人听见那“红尘”背后无数民夫倒毙的呻吟，无人问津荔枝枝叶上沾染的汗水与泪水。权力顶端者心安理得地享用，根本意识不到——或者刻意无视——为满足其欲望而付出的惊人代价。

蒲松龄在《促织》篇末悲叹：“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专制权力不受约束的任性，通过层层加码的官僚系统，最终化作压在黎民肩头的千斤重担。

当专制成为常态，奴性便沉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长期的高压与等级驯化下，民众的尊严与反抗意志被悄然消磨。在《长安的荔枝》的宏大叙事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李善德个人的挣扎，更是无数无名者的集体沉默与顺从。他们像棋盘上的棋子，麻木地承受着命运的安排，在威权之下卑微求生，人性之光日渐黯淡。

李善德的荔枝之路，映照出专制权力结构中个体的渺小与无力。当权力成为唯一价值尺度，人性的温暖与尊严便如荔枝般迅速枯萎变色。 贵妃一笑，代价是岭南到长安五千里的血泪铺就——这岂止是荔枝的保鲜期限？这分明是一个制度吞噬人性的倒计时。

马伯庸以一颗荔枝为棱镜，折射出权力金字塔下荒诞的生存逻辑。李善德们的身影仍游荡在历史深处，提醒我们警惕权力不受约束的荒诞，珍视每一个体的尊严与价值。当权力只为自身运转而存在，再宏大的盛世图景，底色终究是人性被碾碎后的无尽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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