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小方同行》：两代记者25年的追寻之旅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5-08-23 14:47

善是慧根，决定了成长的高度。方大曾，冯雪松，音韵和谐，定有前缘。你们的名字中间两个字合起来是大雪，如同人生。

——迟子建

新书选读

自序：发现方大曾

冯雪松

2024年10月，我收到99岁的方汉奇先生两件墨宝，一幅“发现方大曾”，另一幅“永远怀念我们的小方”，算是给我寻找方大曾25年的纪念。

微信里，方老师留言，“小方的业绩被你发现这件事，是你对新闻学史研究的一个重大的贡献！今年是他被发现的25周年！向你祝贺，向你致敬！”

方汉奇是新闻史学界的泰山北斗，桃李满天下，弟子和再传弟子，遍布各大院校新闻传播专业，都是栋梁精英。先生谦逊低调，学硕品端，曾经孤灯长夜硬是把冷板凳坐出了热学问，出版《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创立中国新闻史学会。

因为方大曾，我和方先生结缘；因为方先生，寻找小方被拉进学界的庙堂。每次见面，他总说，“我在精神上支持你”，我给他写微信也总是落款“方门外弟子”。

“双峰并峙，二水分流”是方汉奇给小方和长江的历史定位。正因为方汉奇先生的慧眼和支持，寻找方大曾这件事才从业内到业外，破窗跨圈，广为人知。

寻找方大曾是一个已经持续了25年的选题，它是一次关乎历史追问的行动，也是由媒体人通过影像表达进行的一次历史书写。不同于史学研究者们的纸上考古，这个选题更注重我参与、我存在、我看见的表述体验，通过感性发掘传递受众。通过历史与现实交织推进的方式，这个选题由一个偶然的开始，不断地生发成长，从而引起了一个“方大曾现象”。

我想，寻找方大曾的目的，不是功在当下，而是连接过去和未来。

一、遇见方大曾

1999年秋天的某一个下午，我在夹杂于报纸间的一页传真上第一次看到了“方大曾”这个陌生的名字。从那一刻起，这个被范长江先生念念不忘、屡次提到的年轻人引起了我的好奇。不久，在时任中国摄影出版社副社长陈申先生的帮助下，我见到了时年85岁的、方大曾的胞妹方澄敏，至今我仍然无法忘记老人无助的表情和面颊上的两行泪水。

木盒中哥哥留下的837张底片，数十年历经劫难，被整齐排列着。阳光下，一张张黑白底片，展开了60多年前的民众生活图景、抗战救亡场面和人文历史环境。不敢相信，这些珍贵的照片出自一个青年人之手。我心里有被一种力量牵引的感觉，寻找、重现消失的方大曾，就是从那刻起做的决定。

20世纪30年代中期，方大曾是中国新闻界一个响亮的名字。他 1912年7月13日生于北京，笔名小方，毕业于中法大学经济系，是当时活跃在长城内外的知名记者，与范长江、徐盈等人同负盛名。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方大曾第一时间赶赴卢沟桥前线，拍摄照片，访问官兵，最先报道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拍摄了大量实地照片，其中40张刊载于《良友》1937年七月号（总第130期），还撰写了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刊登在《世界知识》上。这些图片和文字被中外媒体广泛采用，成为世界详细了解中国抗战发端的第一手信息。他在文章中预言：“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了！”

北平沦陷后，在范长江的推荐下，上海《大公报》聘请风头正劲的方大曾为战地特派员。期间，他陆续发表了《前线忆北平》《保定以南》《保定以北》等战地通讯。

1937年8月下旬，方大曾由平汉铁路线转往西部前线采访，进娘子关，绕道太原，出雁门关，直抵晋北重镇大同。9月上旬，他在大同赶写了两篇战地通讯专供《大公报》发表，一是《血战居庸关》，二是《从娘子关出雁门关》。这些源自抗战初期的珍贵文字，今天读来，仍使人心潮澎湃。

1937年9月18日，方大曾从河北蠡县发出了《平汉线北段的变化》一文，发表在9月30日的《大公报》上。此后，年仅 25岁的方大曾再无下落，他的家人连续数月通过《大公报》了解其战地足迹，终无所获。报社亦曾多处寻找小方，无果。

1938年，范长江撰文《忆小方》以示怀念。

之后，战事纷乱，人事更迭，方大曾这个名字稀见报章，一度沉入了历史的忘川。

二、寻找方大曾

方大曾失踪的时候只有 25岁。如彗星一般的耀亮和迅失的他在《中国摄影史》中没有独立的篇章，也没有完整的生平，关于他的描述加起来不足百字。

我对方大曾的寻找，是 1999年冬天从北京图书馆的旧刊库开始的；当时在为《寻找方大曾》纪录片选题立项搜集资料。纸张发霉的味道提醒我正在面对历史，无声地排列的文字矩阵考验着诚心与耐心。

……

四、传播方大曾

如果说，最初的寻找完全出于对小方这个人物的好奇和探求未知的兴趣，随着了解的深入，不知不觉中，这种寻找已变成对于一种高尚精神的认同和追随。不只是我，还有寻找过程中的许多人。

方大曾的辉煌只有短短的两年，这两年几乎浓缩了二十年的准备，无声的消失让人唏嘘且叹息。

永恒在25岁头戴钢盔的形象，青春帅气，乐观向上。小方的作品里找不到一点虚浮，通讯的白描，照片的纪实，有力且结实。余华说，他总能在快门按下的瞬间达成感觉与构图的胸有成竹的合二为一。

历史经常藏在角落里等待缘分，现实却总是错过浪漫的约会。

越是去寻找，就越觉得关于他身上的未知还有很多，他的价值无法估量，这让我难以停下寻找的脚步。

多年来，方大曾成了我放不下的心事，寻找线索和资料的工作一直在持续，《保定以南》《保定以北》《敌人觊觎下的绥远》《北平学生的灾区服务》《吃黑面的人扛白面》等通讯和照片被陆续找到，不断丰富着研究的成果。

2002年至2007年，任职中央电视台驻澳门首席记者期间，我也把方大曾的有关资料带在身边，并在空闲时到澳门何东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的图书馆和有关资料馆继续查找，并对寻访中的资料、体会、访谈进行了分类编目整理。

寻找小方的过程我经受了身体和精神的“疲劳考验”，越寻找越觉得小方的价值不可低估。除去拥有“七七事变报道第一人”的光环，他在绥远抗战长达 43天的战地采访同样炫目，他是中国战地记者的先驱、杰出的摄影家，更是新闻理想的开拓者。

2012年7月，我与央视网一同策划了《方大曾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内容涵盖纪录片观赏、征文、访谈、作品介绍、回忆文章等。

2013年8月，应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之邀，我开始撰写《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2015年10月该书正式出版。为此，新华社、中新社发布消息称“《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出版，七七事变报道第一人浮出水面”。

中国新闻史学界泰斗、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方汉奇先生见到这本书格外激动，封笔多年后，他写下了阅读感言：“冯雪松的这部专著《方大曾：消失与重现》，把湮没了80多年的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摄影记者方大曾推到了历史的前台，让他的名字开始为公众所知晓，这是对中国新闻事业史人物研究和中国战地新闻摄影史研究的一大贡献。方大曾有关卢沟桥事变和抗战前线的一大批新闻照片，是对伟大的全民抗战的忠实记录。它体现了抗日军民抵御外侮敌忾同仇的民族精神，鼓舞了士气和斗志，也保存了许多拍自第一现场的珍贵画面，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我们为历史上有过如此杰出的新闻摄影记者感到骄傲。他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方大曾的外甥张在璇在《舅舅回家》一文中写道：“从当年的纪录片《寻找方大曾》到如今的《方大曾：消失与重现》，这十几年锲而不舍的寻找，让我深深地感觉到，舅舅回家了。我想，舅舅的至亲，我的外婆、姨妈和母亲若在天有知，定会喜极而泣感到欣慰的。”

2015年5月25日，中国记协组织召开“冯雪松追踪采写方大曾事迹”座谈会。7月7日，方大曾纪念室在他的失踪地保定落成。8月28日，《方大曾遗作展》及《方大曾：消失与重现》繁体字版首发式在澳门举行。9月23日，方大曾校园行公益计划在清华大学启动，截至目前已走进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纽约州立大学、澳门大学等境内外近40所高校。期间，北京大学邀集学界专家召开“方大曾及抗战报人学术研讨会”，进一步定位方大曾的历史贡献。

多年后的今天，《方大曾：消失与重现》《方大曾：遗落与重拾》《珍藏方大曾》由新世界出版社，《解读方大曾》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先后推出，并且有了英、韩、土耳其、阿拉伯、印地等多语种版本，众多媒体对此进行报道。图书内容还被改编成话剧、广播剧等形式推广。方大曾的名字已经被纳入《中国名记者》《中国摄影大师》等权威书籍，并入选了第三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上渐渐形成了一股“方大曾热”。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撰文称：从纪录片到图书，从纪念室、研究中心到公益计划，跨越影视界、出版界、文学界、学术界的“方大曾热”，聚合成为兼具传播力与影响力的现象级话题。

我还与河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合作，指导完成两篇硕士论文《方大曾战地报道研究》《方大曾摄影作品研究》，开启了系统研究方大曾的新领域。

2019年7月，“寻找方大曾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保定举行，北京大学吕艺教授撰文《从人文价值的高度认识“方大曾现象”》，更加开阔了寻找方大曾的未来视域，正义与良知的追寻格局愈加宽广。

从1999年到2024年，历经25年，寻找方大曾仍在继续。

当下的融合媒体时代，书写历史不再是书斋里的革命，学术研究和业务实践已经有了边界交融的趋势，要利用现代的手段，潜心求证，立体表达，使学术成果不再躺在论文集上，而是通过传播的影响力，公众化、社会化，与时代同频共振。

这本书，是寻找和呈现过程的片段，各篇之间隐约关联，又各自独立，是闲暇、旅途、行走的回想、思考和感想，系随笔。所遇的人，所遇的事，不能逐一记述，有些太远，有些太近，待时间陈酿，再作补白。文无章法，心有所诚，歪歪斜斜的寻行足迹，拙力且笨重。不敢讨巧，唯恐一动心思，小方的气息迅即散开，唯有诚惶诚恐，小心再小心。

来源：新世界悦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