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洛与李白

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2025年10月9日下午，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以表彰他“以末世般的远见和如熔岩般流淌的句式，揭示了人类在自行构建的形而上陷阱中，那隔绝式的依存与永恒的轮回”。这位作家长期被誉为“先知”，也许只有这样风格的人，才更喜欢古文化和古人。

根据译者余泽民说，“1991年，他以记者身份去了一趟中国，从而迷上了中国文化，他称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人文博物馆’，……回到布达佩斯后，拉斯洛染上了‘中国病’，不仅要全家人改用筷子吃饭，而且无论走到哪儿，都不忘搜集与中国相关的书籍，关心与中国有关的消息。在外吃中餐，在家听京剧，不管跟谁聊天，不自觉地会提到中国，尤其迷恋古代中国，读《道德经》，崇拜李白。……李白是他最喜爱的中国诗人。他说，大文豪科斯托拉尼·德热、大诗人沃洛什·山多尔、普利策奖得主法鲁迪·久尔吉和小说家伊雷什·贝拉等20世纪匈牙利的重要文人，都曾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翻译过李白的诗……”

这位东欧的“末日先知”，是一位狂热的“李白粉”。1998年5月，在一家国际新闻基金会的赞助下，他到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了近十座城市。

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也颁给了量子领域的科学家们。其实在量子世界里，不仅未来可以改变，过去也可以改变。过去现在未来一直是统一的。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化是全世界的精神滋养，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北川进也说，庄子思想启发他走上研究之路。

我们祖先那些看似“无用之用”的古老智慧，正以一种跨越时空的方式，滋养着全世界最顶尖的头脑，而我们还是如此地信奉实用主义和拿来主义……

十一期间，我也一直在读李白相关的书籍。所以这一篇，也许也是注定要写的。

一位在东欧的阴雨泥泞中，描绘着撒旦的探戈；一位在大唐的明月清风里，高唱着凤凰的清歌。他们之间，隔着一千三百年的时空，隔着东西方文明的巨大差异，却在天才的源起、命运的契机与精神的归宿上，形成了令人战栗的深刻共鸣。

天才的发生学：废墟之上与旷野之中

天才似乎总能在一个不谙世事的年纪，写下洞穿一生的作品。29岁的拉斯洛完成了《撒旦探戈》，而李白在三十岁前，也早已名满天下。

拉斯洛的天才，是在“理想的废墟”上早熟的。他出生于1954年的匈牙利，成长于苏东剧变前的“后极权时代”。那是一个理想主义已然破灭，社会在停滞中缓慢腐烂的“温室”。

这便是东欧的“内心底色”——一种由历史重负和理想破灭所浇灌出的、混杂着悲观、怀疑、黑色幽默与精神渴望的复杂色调。 绝望与荒诞，不是他需要通过人生阅历去学习的哲学，而是他呼吸的空气。

当他在13岁时读到麦尔维尔的《白鲸》，他没有迷上鲸鱼，而是将自己想象成亚哈船长，那个在甲板上独自对抗虚无与命运的孤独者。当他后来读到卡夫卡，他更是找到了描绘这种困境的语言：“那么我不如用等待来错过他。”

他的早熟，源于外部世界的“无路可走”与内心世界的“穷根究底”。

外部环境的压抑，迫使他向内探索，而经典文学则为他提供了探索的工具。因此，当29岁的他写下《撒旦探戈》时，他并非在“创作”，而是在“转述”——转述那个时代弥漫在空气中的气息，转述他早已在哲学层面预演过无数次的、关于希望与骗局的悲喜剧。

李白的天才，则是在“盛世的旷野”上野蛮生长的。他生于701年的盛唐，那是一个自信、开放、充满无限可能的时代。他的天赋，如同一颗饱满的种子，落在了最肥沃的土壤里。 他不需要像后世文人那样在故纸堆里寻找精神慰藉，因为整个世界都是他的书卷。

他的早熟，源于外部世界的“四海可及”与内心世界的“道法自然”。“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他用双脚丈量着盛唐的山河，这给了他取之不尽的意象与豪情。

同时，他深受道家思想浸润，庄子的逍遥游、物我两忘，为他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超越世俗功名的宇宙观。当别的青年还在为科举功名皓首穷经时，他早已在精神上“跨上鲸背，游向荒古水天”。

拉斯洛的青春，看见的是“历史的终点”；李白的青春，看见的是“天地的起点”。

一个在腐朽中洞察了人间的陷阱，一个在壮丽中窥见了宇宙的自由。他们都在年少时，找到了足以支撑一生创作的核心母题。

核心哲学：陷阱的建筑学（地） vs. 飞翔的诗学（天）

拉斯洛的哲学性是极其强大的，他是一位用文学形式进行哲学思考的“小说哲学家”。他的核心思想，是对人类困境冷静而残酷的揭示。他看透了“人与人隔绝式的依存关系”。在他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却又因为恐惧、贪婪、虚妄的希望，而被迫相互连接，彼此拖拽。

他构建的是“形而上学世界”，而非“现实主义故事”。《撒旦探戈》中的农庄，不是一个具体的农庄，而是一个正在走向热寂的微缩宇宙。其中的人物，也不是具体的农民，而是代表着人类在末世情境下，面对希望、绝望、欺骗与盲信的普遍原型。

他标志性的“长句”本身，就是一种哲学实践，精准地模仿了人类意识那混乱、纠缠、永无休止的流动状态，让读者被迫进入角色们那种无法挣脱、无处可逃的心理。

正因如此，苏珊·桑塔格称他为“当代启示录文学的大师”，评论界也总是将他与卡夫卡、贝克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同样关注人类终极困境的巨匠相提并论。

他们都认为，拉斯洛是在用小说“做”哲学——他不是在“谈论”存在主义的焦虑，而是用文字，为我们建造了一座存在主义的迷宫。

与拉斯洛的“陷阱建筑学”相对的，是李白的“飞翔的诗学”。李白并非不识人间愁苦，他也曾高呼“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然而，他的核心哲学是“超越”！当他被现实的引力牢牢抓住时，他的灵魂总能找到飞升的路径。

假期我也在山水之间，读李白突然悟了——人生有遗憾，不能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那又如何！李白在诗歌上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他穷尽一生，也未能过上自己真正喜欢的生活。但那又如何！他的《临终歌》说明，他并不介意！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

被权贵所弃？“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选择精神上的决裂。

孤独无人懂？“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他将孤独升华为一场宇宙级的浪漫对话。

前路漫漫无所依？“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永远对未来抱有最豪迈的信念。

人生处处都是遗憾！无所谓了！那又如何！永远一片赤心便是了！于是我突然提笔写下“无执念，有赤心；无心结，有内核”。

拉斯洛冷静地、无情地解剖着那个名为“人间”的陷阱；而李白，则用一生，为我们示范了如何从这个陷阱里诗意地越狱。

拉斯洛的世界观近乎一种现代的“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即我们所处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有缺陷的、甚至可能是恶意的造物，是一个巨大的“陷阱”或“迷宫”。

在他的代表作《撒旦探戈》中，破败农庄的村民们试图逃离，最终却在骗子的引领下，绕了一个大圈，回到了比原地更不堪的境地。这个“圆圈”的意象，是他所有作品的母题。他笔下的人物，无论如何挣扎、算计、奔跑，都无法逃离这个预设好的“怪圈”。

在拉斯洛的哲学里，“希望”并非一种美德，而是一种致命的弱点，一种虚假的诱惑。人类的心理机制——我们宁愿相信一个虚假的希望，也不愿直面“毫无希望”的残酷真相。他不是希望的给予者，而是幻觉的终结者。

而李白，则是不念过去，不惧将来。他并非天真地否定苦难和现实，但他选择以一种超凡的想象力、豪迈的情感和不羁的意志，去拥抱和穿越苦难。他相信个体生命的潜能，相信诗歌的力量，相信人可以在世俗的羁绊中，活出一种与天地共鸣的盛大与自由。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绝对自由，反抗束缚；生命本真，不滞于物……

命运的契机与生命的本真：一次出走，一颗赤心

每个天才的命运，似乎都需要一个“契机”来点燃。

拉斯洛的契机，是一次“向下”的出走。大学毕业后，他抱着“用文化拯救贫困”的理想，离开都市，到一个吉卜赛人聚居的偏远山沟里当图书管理员。在那里，他亲历了底层人民无望的生活，那份深入骨髓的贫困、麻木与挣扎，为他早已成型的哲学思考，提供了最真实、最残酷的田野调查。

这次“出走”，让他笔下的绝望，不再是纯粹思辨的产物，而是有了血肉和温度。这便是《撒旦探戈》的缘起。

李白的契机，则是一次“向上”的出走。“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他离开蜀地，是为了去更广阔的天地，寻求“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的政治理想。

这次“出走”，让他从一个地方天才，走向了帝国的中心。而在长安，他遇到了贺知章——他命运中最重要的“贵人”。贺知章一句“天上谪仙人”，为他验明正身，也彻底点燃了他在盛唐诗坛的传奇。

一次是深入底层的社会实践，一次是奔赴中心的理想求索。一个让他看清了“人间”的真相，一个让他确认了“天上”的身份。这两次“出走”，都是他们从准备到登场，最关键的转折点。

一个书写绝望的“先知”，

为何会如此迷恋一个高唱希望的“谪仙人”？

拉斯洛用尽笔墨描绘“陷阱”，他的角色在其中挣扎、沉沦。而李白，恰恰是人类精神世界里“自由”的终极象征。

李白的世界，是“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困境，更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决绝。李白身上那种对一切束缚的反抗，那种“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洒脱，正是拉斯洛笔下人物所渴望而不可及的救赎。

拉斯洛看透了人间的虚伪、欺骗与阴谋。而李白，则是“真性情”的化身。他哭，就哭着回家，不住地揉搓着通红的眼睛；他笑，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的喜怒哀乐，从不掩饰，如山泉般喷涌而出。在一个充满算计的世界里，这份纯粹的、孩童般的真诚，具有无与伦比的魅力。

拉斯洛小说里的人物，是“隔绝式的依存”，他们孤独，却又离不开彼此。李白的孤独，则是宇宙级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他将自己的孤独，投射到天地之间，与日月星辰对话。这种将个体孤独升华为宇宙对话的非凡想象力，对于同样在思考人类终极处境的拉斯洛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拉斯洛的世界，在哲学本质上是一个“熵增”的世界。一切都在不可逆地走向混乱、衰败和热寂。《撒旦探戈》里的农庄、连绵的阴雨、人物的麻木与沉沦，都是能量耗散、生命力衰减的文学表达。他的长句，读来令人感到一种精疲力竭的“呼吸困难”，仿佛在模拟一个正在缓慢死亡的宇宙。

而李白，则是“元气”的化身。他的诗歌充满了爆炸性的、反熵增的生命能量。“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些诗句本身就是能量的喷涌。

对于一个终其一生都在描绘“衰败”的作家，李白身上那种仿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造活力，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李白的存在，证明了在走向热寂的宇宙背景下，生命依然可以迸发出如此璀璨、如此充满动能的光芒。拉斯洛迷恋的，或许正是这种对抗宇宙终极定律的、纯粹的生命力本身。

拉斯洛的小说，充满了对“救赎”的渴望与对“救世主”的幻灭。他的角色们总是在绝望中等待一个能带领他们走出困境的“神迹”，但每次降临的，都是伊里米阿什那样的假先知、假弥赛亚。他的世界里，神性是永远缺席的，信仰最终都通向骗局。

而李白，在他的世界里，神性是“在场”的。他本人就是“谪仙人”，是天上贬谪而来的神仙。他不需要去“寻找”神，他本身就与神灵、仙人、日月星辰处于同一个对话频道。他“举杯邀明月”，是平等的邀约；他梦游天姥，是自然的回归。在拉斯洛的世界里，人与神之间隔着无法逾越的鸿沟；而在李白的世界里，人与神的界限是模糊甚至可以消弭的。

对于一个深刻描绘“信仰崩塌”的作家来说，李白这样一个“自带神性”的样本，无疑具有致命的吸引力。李白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人，或许真的可以凭借自身的诗性与才情，达到与神同游的境界，而无需等待外部虚假的救赎。

拉斯洛笔下的人物，其“自我”是脆弱的、破碎的，完全被外部环境所定义和碾压。他们在泥泞中挣扎，他们的身份就是“失败者”“被困者”，无法挣脱。

而李白的“自我”，则是坚韧到不可思议的。他的一生，从世俗功业的角度看，几乎是一连串的失败。求仕不得，入朝被逐，站错队被流放……任何一项，都足以压垮一个普通文人。但李白的奇特之处在于，他的自我价值体系，完全独立于外部的成败评判。

被“赐金放还”，不是耻辱，而是“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解脱，是回归江湖的契机。被流放夜郎，不是末日，而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轻快。

他的“自我”，从不因失败而减损分毫，反而将每一次失败，都内化为“谪仙人”身份的又一次确认。对于一个终其一生都在描绘“破碎的自我”的作家，李白这种“金刚不坏”的、极度自洽的强大自我，无疑是一个迷人而又值得深思的谜题。

拉斯洛并非困局中的一员，而是那个站在困局之末，最清醒的记录者。他以自己的“书写”为“征”，在无望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思辨与艺术的“吉”。

李白的生命，若用世俗的“地”图来衡量，是坎坷的、失意的；但若用精神的“天”图来衡量，他始终稳居以“飞龙在天”之姿，俯瞰着人间的宠辱得失。视人间的失意为云烟，用诗为翼，为我们展示了自由的全部可能。

一位是深渊的凝视者，一位是星空的歌唱者。诺奖选择了拉斯洛，是选择了这个时代最清醒的诊断者；而拉斯洛选择了李白，则是为这个被诊断的时代，寻找到了一位最富激情与想象力的疗愈者。他们二人，共同构成了文学回应世界困境的两个极致：一个是看穿，一个是超越。

在这个喧嚣而迷茫的时代，我们既需要拉斯洛的冷静，也需要李白的豪情。生命啊！它既可以是泥泞中缓慢的探戈，也可以是星空下璀璨的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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