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懂瑞丨舆图书写：马伯庸小说的历史建构

摘要：马伯庸近年来的小说呈现鲜明的空间意识和结构逻辑，尤其在《长安十二时辰》《长安的荔枝》《两京十五日》等作品中，地图、路线与制度构成了小说叙事的重要基础。这种“舆图书写”是以舆图为构思起点、以空间结构组织叙事进程、以路径逻辑建构历史想象的写作方式，以空间优先、节奏控制、路径驱动三个层次逐步生成故事，最终完成对历史的建构。

作者简介：马懂瑞（2000—），陕西西安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引文格式：马懂瑞.舆图书写：马伯庸小说的历史建构[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26，43（1）：11-18，33.

马伯庸是一位极具风格的作家，他的小说不仅以缜密的结构、节奏感强烈的情节和浓郁的时代氛围受到读者喜爱，更以一种区别于传统历史书写的方式重塑大众对“历史”与“文学”的理解。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长安十二时辰》[1]、《风起陇西》[2]、《两京十五日》[3]、《长安的荔枝》[4]、《食南之徒》[5]等作品中，空间结构、路线图与地图系统频繁出现，它们不仅参与了故事的建构，更在某种程度上主导了历史叙事的展开方式。在此意义上，马伯庸的小说并非仅仅“借历史写故事”，而是通过一种深具空间意识的“舆图书写”，介入历史建构的过程。

目前有关马伯庸小说的研究多聚焦文本的类型特征、历史真实性与人物塑造等方面，而较少将“舆图”作为一种系统的叙事机制加以讨论。战玉冰提出“地图学”[6]式的创作思维，并从算法与知识化等角度分析马伯庸作品的现代性意涵[7]。然而，地图在马伯庸小说中所起的作用远非一种认知与想象方式所能穷尽。它更像是一种写作结构：一种以空间为中心组织时间、以路径为逻辑生成叙事事件的小说建构模式。因此，本文将“舆图书写”作为研究核心，意在揭示其如何成为马伯庸小说中历史建构的重要机制。具体来说，本文将从舆图书写的结构逻辑、叙事路径的空间生成以及历史建构中的遮蔽与张力三方面展开，力求呈现马伯庸小说中以舆图为内核的历史建构模式，并进一步探讨其在当代文学中的独特地位与意义。

一、舆图书写的概念与特征（一）“舆图书写”的界定

在马伯庸的小说中，地图、路线等空间性元素频繁出现。从表面看，这些地图似乎是为叙事提供空间参照与真实感，或作为情节推进的物理背景。然而，深入文本内部可以发现，舆图并非附属性符号，而是一种具有结构主导功能的写作方式。在马伯庸的叙事设计中，空间不是背景，而是生成机制；地图不是工具，而是逻辑引擎。这种以舆图为基础、以空间结构逻辑组织故事进程的写作方式，本文称之为“舆图书写”。

“舆图”一词主要有两种含义，“其一，即是地图。如种类繁多的万国舆图、内府舆图、一统舆图、舆图总要、汇辑舆图备考等。其二，是由地图从而进一步喻指的疆域、领土、疆土等”[8]。据典籍，舆图本是偏正词语，“《周易·坤卦》中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厚载物与车舆载物，二义相合，故此，古代地图又可称为舆图、舆地图等，盖‘地’与‘舆’皆有承载之功能”[8]。本文将这一概念引入小说分析，不只是对空间场景的还原，更关注作者如何通过“舆图式”的思维模式设计叙事路径、建构历史秩序。所谓“舆图书写”，即指作者在叙事构思中，以舆图化的空间结构为前置逻辑，通过路径设计、节点设置、节奏控制等方式组织历史事件与人物行动，从而建构一种以“空间—制度—历史”三位一体为特征的小说叙事模式。正如康德所言：“历史和地理学在时间和空间方面扩展着我们的知识。历史涉及就时间而言前后相继地发生的事件。地理学则涉及就空间而言同时发生的现象。”[9]从舆图书写展开的小说正是历史与地理学的同时扩展。

这一书写方式与传统历史小说存在明显差异。在以往的历史小说中，作者多以历史人物或重大事件为中心，通过心理描写、语言复原与情节加工等完成对历史的再造。在此模式下，空间往往是服务于人物塑造的背景，其叙事功能有限。而马伯庸小说中的空间却有显著的“前景性”：故事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人物自发的行动，而是因路径所限、路线所指、地形所迫。这种从舆图出发、以空间组织时间、以路径引导情节的写作方式，正体现了舆图书写的核心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舆图书写不仅重视空间的结构功能，也强调结构对叙事逻辑的主导力。在小说中，地图不仅“在场”，更通过结构设计影响故事的生成，成为叙事的一种隐性形式。在马伯庸的小说中，路径并非完全可自由选择，而是由地图预设。人在图中移动，空间结构决定着事件逻辑，“行动”更多体现为对舆图逻辑的服从与适应。

因此，舆图书写是一种具有高度结构意识的历史叙事方式，它将空间转化为叙事框架，将路径逻辑转化为故事节奏，最终以空间、制度、人物的嵌套结构完成对历史的文学建构。这种写作方式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史—人—情”主导的写作路径，也契合了当代文学的空间意识与结构美学等特征。

（二）舆图书写的结构特征

舆图书写作为一种叙事逻辑，其结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空间优先原则、节奏控制机制与路径逻辑建构。这三者共同构成了马伯庸小说的空间叙事模式，使小说不再围绕单一人物或线性事件展开，而是以空间结构统摄时间进程与事件推进。

1.空间优先：叙事组织的先行原则

传统叙事通常以人物动机或事件冲突为起点，而马伯庸的小说往往先有空间图景，再嵌入人物与事件，展现出一种典型的空间优先原则。在《长安十二时辰》中，故事的展开建立在一张拟制的长安城“沙盘图”之上，坊市结构、道路布局、地势高低与水渠通道不仅构成了故事发生的地理背景，更直接决定了人物的行动路径、冲突节点以及剧情节奏。这种空间先行的设计使人物如棋子一般布在图中，而叙事本身正是在“图”的结构内被激活。此外，空间优先不仅体现为地理结构的前置设定，也体现在信息流通、制度配置等方面。例如，在《长安的荔枝》中，李善德接到的任务并非由人物主动引发，任务的特殊性由地图与路线先行规定—如何在地图上找出最优解，成为推动情节的起点。因此，在这种舆图书写方式中，空间结构是构成叙事逻辑的前置因子，故事的生成不是源于冲突，而是嵌入路径。

2.节奏控制：图像逻辑下的叙事推进机制

傅修延认为：“成功的叙事作品往往都有恰当的甚至是有特色的叙述节奏。”[10]舆图书写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其在时间与节奏上的控制作用。在马伯庸的小说中，时间进程往往与空间移动形成高度对应关系，地图中的节点、距离、路线等元素承担了情节分段和节奏调度的功能。例如，《两京十五日》中设定了一个清晰的时间、空间双重限制框架：主角从应天府（今南京）逃亡至北京，需要在十五日内完成跨越数千里、经由漕运系统的路线迁移。这里的“十五日”并非简单的时间限定，而是与地图上每一日所能完成的路程密切相关—路线、天气、水路通畅程度、节点中转效率等因素都被纳入计算系统之中。叙事节奏也因此表现为一种空间节拍：每移动一段距离，故事进入下一个场景或事件，形成地图上的时间跳跃。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节奏控制并非纯粹由人物情绪或情节转折所主导，而是由舆图结构本身内嵌的逻辑所规定。每一个转折、每一次冲突的发生，往往与地图上的某个空间节点高度重合。例如《长安十二时辰》中，张小敬在“朱雀门”“宣阳坊”“望楼”等空间节点所经历的事件并非随机分布，而是遵循了一种空间密度与功能逻辑。因此，舆图不仅支配空间的物理分布，也主导着叙事节奏的逻辑构建。这恰恰证明了空间可以充当“催化剂”或“冷却剂”来加快或减缓小说叙事的速度。[11]

3.路径逻辑：历史建构的行动坐标系

舆图书写的第三个特征，是将人物行动与地图路径紧密绑定，形成一种以路径为核心的事件推进逻辑。这种逻辑区别于传统小说以人物性格、事件冲突为因果推进点，而是将“是否能通过路径、路线是否可行”作为情节发生与否的前提。例如，在《长安的荔枝》中，所有的冲突与悬念几乎都围绕路线选择展开：取梅关道还是西京道？选择陆路还是水路？中途如何补给与更换人马？每一个技术性问题的背后，都是历史空间调度的文学表达。李善德的“算学”看似在计算距离、时间、成本，实则是在与整个舆图结构互动。小说的推进，实际上就是李善德不断在舆图中演算出路的过程。

综上所述，舆图书写通过空间优先、节奏控制和路径逻辑三重机制，建立了一种区别于传统历史小说的结构性叙事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地图不仅提供情节的地理参考，更深刻地介入小说构思、节奏调度与事件展开之中，从而使历史叙事不再仅仅依赖人物与史实，而是转化为一种基于空间认知与结构控制的虚构方式。马伯庸通过这种舆图化的写作思维重构了历史与小说之间的关系，也回应了当代文学对结构美学与知识型叙事的深层需求。

二、舆图驱动的叙事实践与历史建构（一）《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城市沙盘与空间节奏结构

在马伯庸的小说中，《长安十二时辰》最能体现舆图书写的结构逻辑。小说借助对长安城市结构的高度可视化建构，形成了一种基于空间节点的节奏推进机制。“地图的投射可以视为适用到空间点坐标的转换”[12]88，故事的发生并非依托人物动机或冲突线索展开，而是以城市沙盘为中心，通过空间切换与路径调度组织叙事进程，从而建立一种具有舆图性结构的历史想象方式。“一进殿，首先看到的是一座巨大的长安城沙盘。赤黏土捏的外郭城墙，黄蜂蜡捏的坊市墙垣，一百零八坊和二十五条大街排列严整如棋盘，就连坊内曲巷和漕运水渠都纤毫毕现—当然，唯独宫城是一片空白—旁边殿角还有一座四阶蟠龙铜漏水钟，与顺天门前的那台铜漏同调。俯瞰此盘，辅以水漏，如自云端下视长安，时局变化了然于胸。”[1]5小说的开篇即将长安城沙盘这一空间可视化装置引入靖安司的行动调度之中。在靖安司的掌控下，长安城被划分为精细的坊市网格，每一坊都有严格的出入制度和望楼监控。靖安司的人员通过沙盘观察城市的运行状况，并调度张小敬在不同节点之间穿梭。沙盘并非单纯的布景道具，而是故事结构的设计图：城市即地图，沙盘即结构，张小敬的行动轨迹便是在图中求解。这一设定使整部小说具有一种特殊的空间叙事特征—每一个节点（如朱雀门、靖安坊、太极宫）都承担着切换情节与爆发冲突的功能。

从叙事节奏的角度来看，小说充分利用空间布局进行时间切割。全书以“十二时辰”为单位，每一时辰基本对应长安城中的一组地理节点与任务目标，形成时间、空间、事件三位一体的推进模式。例如，在“巳正时”，张小敬需要突破东市望楼防线，这不仅是故事节奏的高潮，也是空间上的转折关口；而在“午初时”，他转入水渠系统，地势低伏的地下城空间成为另一个叙事结构单元。可以说，小说中时间的推进不是钟表意义上的线性流逝，而是随着空间穿越而展开的节点跳跃。真正推动故事发展的不是人物性格的转变，而是他所处位置的变化。同时，空间还承担着预设事件的功能。由于沙盘构建了城市的全局图景，靖安司几乎可以预测事件将在哪些节点发生，因此小说的悬疑性并不建立于事件是否会发生，而在于事件能否被及时阻断。这种预设型叙事逻辑本质上是一种“地图式演练”机制：长安城仿佛一个被可视化机制控制的剧场，所有行动都在地图逻辑中运行，张小敬不过是在图中穿行的执行者。这种结构将读者从传统的关注人物心理引导至关注行动路径，构成了一种以空间组织叙事的独特节奏美学。

（二）《长安的荔枝》中的路径算法与制度化舆图任务

《长安的荔枝》是将地图、路径与计算高度整合的空间叙事文本。小说以李善德接受“荔枝使”任务为核心事件，通过一次从岭南至长安的高效物流运输，展开对大唐制度运作、路径算法与地图逻辑的全方位想象。空间不再只是故事发生的物理背景，而成为任务设置的逻辑起点与情节演进的结构引擎，体现了舆图书写在路径规划、制度建构和叙事节奏中的多重功能。

“他乃是算学及第，对数据最为看重，出发之前特意去了趟兵部的职方司，抄来了一份《皇唐九州坤舆图》与《天下驿乘总汇》，对大唐交通算是有了一个直观的了解。”[4]33小说设定的初始难题极具空间复杂性：如何在盛夏之际，以最快速度、最小损耗将岭南鲜荔枝运送至长安供杨贵妃享用？这个问题并不以事件冲突或人物动机为核心，而是以一张巨大的“皇唐九州坤舆图”为基础展开，是一个舆图性任务—人物必须在图中找出一条可行路径，并随时应对地理、气候、人力、制度与技术等多重因素的干扰。小说的悬念与节奏也由路径上不断出现的变量生成，而非传统人物行为带来的意外转折。

“李善德顾不得感慨，赶紧拿起舆图，算起行程来”[4]180，李善德的角色定位也强化了舆图主导的书写方式。他并非将军或谋士，而是一名精通算学的基层文吏。他的任务不是治理地方或参与权谋，而是在舆图上完成一项复杂的路径运算与时间规划任务。小说中地名、路线、节点密布，“西京道”“梅岭关”“灵渠漕运”等地理术语构成了叙事结构本身；而李善德的每一次决策—水路或陆路、绕行或直取、更马或轮换—都必须在地图上进行判断与推演。这种叙事方式体现了一种项目操盘式的结构控制：小说是一个由地图、制度、行动三元模型驱动的故事系统。

与此同时，《长安的荔枝》还体现了舆图书写对制度空间的重构能力。在传统历史小说中，制度多作为背景存在，只在特定情节中发挥作用。但在《长安的荔枝》中，制度不只是管控手段，更是路径设计的内嵌机制。例如，小说详细描写了各地驿站配置、冰块补给、人马调度、官吏协同、费用分配等，不仅展示了唐代制度之精密，更通过制度、路径与舆图的嵌套结构，把制度转化为叙事调度机制。李善德与官场“踢皮球”式推诿之间的斗争，也是一场空间执行力的博弈。空间节点的不协同、路径上的制度阻滞，都成为任务推进的阻力，从而建构出一种制度内部张力推动的历史叙事。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并没有将舆图视为静态的工具，而是将其呈现为一种动态生成的路径机器。李善德根据天气、人事、政治情况随时调整路线，舆图并非预设答案，而是待解的结构谜题。这也使小说具备某种算法叙事的特征：人物不是在故事中“演戏”，而是在不断“解题”；不是依靠英雄主义，而是依靠路径最优化与变量控制。历史的书写不再依赖英雄人物的抉择，而是通过理性调度路径的空间技术展开。

（三）《两京十五日》中的路线调度与漕运治理模拟

在《两京十五日》中，马伯庸深化了舆图书写的结构意识，将地图、路线与制度的调度融入一场惊心动魄的逃亡叙事。与《长安十二时辰》的城市沙盘叙事、《长安的荔枝》的路线计算逻辑不同，《两京十五日》以跨区域移动为结构核心，展开了一幅动态舆图上的生死竞逐图景。空间在这部小说中不仅组织节奏与路径，更承载着一种帝国调度的宏观治理逻辑，使舆图书写呈现模拟国家机器运行机制的文学功能。

小说以明仁宗病危为背景，朱瞻基需在十五日内从应天府赶往北京，途中又不断面临汉王的追杀，时间紧迫，空间跨度极大，而通行路径高度依赖漕运体系与水陆交通网络，这一设定天然地将叙事嵌入地图系统。从人物动机设置开始，逃亡就不再是传统的“线性逃命”，而是必须精密策划、路径分层、节点控制的跨区域舆图调度。小说的节奏感与紧张感来自对每一个地理节点的精准把握与未知变量的时刻干扰，体现了高度结构化的叙事节奏。“朱瞻基在离京之前，仔细研读过南京舆图。此刻他身在秦淮内河的中段，面北背南，北边是竹桥，南边是玄津桥。”[3]74除了南京舆图，小说中后来出现的济南、北京都有城市舆图，朱瞻基在危急时刻通过这些舆图来作出判断。此外，“漕运图”是整部作品的隐性叙事框架。朱瞻基和于谦不是随意选择逃亡路线，而是在漕运系统之内进行策略布置：船只安排、水路通达性、驿站更替、地方官配合、风浪与灾害等，构成了其行动路径中的一系列变量节点。地图在这里不再是静态的参考工具，而是不断动态演化的空间博弈图。每一段路线都是一个微型任务，每一处停靠点都是可能出错的风险源。小说借助这种图上求解的结构，将路线叙事转化为制度模拟，使读者在阅读时仿佛参与了一项高密度、高强度的行动管理任务。

《两京十五日》不仅建构了一个逃亡的路径结构，也呈现了一整套“帝国交通治理系统”的运行逻辑。小说细致描绘了漕运线路的复杂性、地方权力与中央命令的矛盾、水陆并用的调度机制以及地方官员执行力的差异等细节。这些内容使逃亡本身超越了个人命运的孤立叙述，成为对明朝官僚体制、行政层级与空间资源分配的一种文学化再现。换言之，“逃亡路线图”在小说中逐渐演变为“制度运行图”，人物行动成为国家机器运转下的执行测试。此外，《两京十五日》强化了舆图书写中的时间、空间双重限制特征。朱瞻基不仅要完成空间上的跨越，还要严格控制时间节点。“十五日”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结构性限制—时间与空间以舆图为媒介形成叙事高压，事件的每一次推进都被压缩在时空坐标的双重张力中。这种高压结构使故事节奏天然紧凑，也进一步验证了舆图书写中空间对事件逻辑的主导力。

（四）《风起陇西》中的情报网络与隐线舆图结构

在《风起陇西》中，马伯庸将叙事重心由宏大的历史事件转向“间谍情报”这一隐秘领域。与《长安的荔枝》中的可视化地图不同，本作中地图表现为一种隐线空间与信息图谱的交织结构。“舆图”在此并不以沙盘或明确路径形式出现，而是隐藏在谍报网、文书流转、行动潜伏之中，形成一种看不见的空间布局与秩序逻辑。

小说中主角陈恭的行动频繁涉及情报传递、身份伪装与路线隐匿，其生存方式依赖于对地图之外空间—如荒废驿道、冷僻村落、夜行密道等—的精准感知。相较于地理上的空间穿越，更重要的是信息空间的移动与错位：情报从一个节点传到另一个节点，构成非线性、非公开的“隐舆图”。《风起陇西》对信息转移路径的关注实质上建构了一种平行于传统地图的“谍报网络结构图”。全书中最为紧要的“弩机图”虽不是地图，却是影响战局的关键。

此外，故事的发生地魏蜀边境也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空间—权力交界、地理盲区、制度裂缝。陈恭在这些边界空间中的行动使舆图书写不再是清晰划分的行政地图，而是一种灰区化的行动图谱。正是这种对空间的敏锐处理赋予了小说“低配版”帝国叙事的独特美学特征，同时也为舆图书写增加了不可绘制的维度，使空间与信息在文本中呈现多层次的交织。

（五）《食南之徒》中的风物舆图与文化疆域建构

与《风起陇西》的谍报隐线不同，《食南之徒》采用了一种极具风格化的“风物地理”叙事方式。小说围绕唐蒙奉命出使南越的旅程展开，通过一段从长安至岭南的地理跨越，勾画出一幅以饮食文化为纽带、以地理迁移为路径的“风物舆图”。在这一叙事框架中，食材、味觉、风俗与地理环境形成紧密的感官链条，地图不再是政区划分的工具，而成为流动的文化记录载体。唐蒙是一名贪图美食的小吏，却因擅绘舆图、通晓地形而被庄助识中，被遣往南越。《食南之徒》中有明确描写：“舆图之术，讲究分率准望、高下迂直，非胸中有丘壑者不能为之。此人能随手绘出，还借此判断出敌人的行进路线，可见于这一道十分精通。正是我急需的人才，王令可否把这位贤才让给我？”[5]16正是因为具备出色的绘图能力，唐蒙获得了政治赋权，从而有机会参与帝国对边疆的整合。

更具象征意味的是，当大汉天子阅读唐蒙绘制的南越地理图时，舆图从个人才能转化为政治说服的关键力量。这一动作不仅是对舆图真实效能的认可，也体现其在构建帝国认知结构中的权威性。唐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人物，但他所构建的图景却成为促成国家行动的重要依据。小说末尾道出：“正所谓‘舆图即人心’，随着舆图不断拓展，人的认知也会发生变化。在唐蒙眼中，夜郎、岭南等地，已不再是一个个分散的点，而是一块块可以嵌入大汉版图边缘的拼图，与中原构成一幅完整的燕几图。”[5]256在这一意义上，舆图不仅是地理之图，更是认知结构的隐喻—地图的拓展，象征着文明疆域与文化认同的外推。《食南之徒》以风物记录与地理迁移的路径完成了区别于制度舆图的文化疆域的构建。在传统政区图无法覆盖的饮食空间中，马伯庸建构了非制度舆图—它并不规划军政边界，也不强调运输效率，而是围绕风味、记忆与地方性文化展开。如枸酱等南方食材作为文化符号嵌入地理图谱，与中原饮食系统产生互文关系。这种舆图书写方式既具有史地考据的真实感，又体现了历史叙事中感官空间的独特美学特征。在这一书写中，舆图不再只是国家权力的承载工具，而成为一幅不断被感官、文化、个体经验激活的动态图志。它通过味觉体验、风俗记忆与地理想象为帝国边疆赋予文化意义，也展现出舆图性写作在审美、认知与权力之间的多重张力。

三、舆图的遮蔽机制与历史虚构的边界

舆图书写将空间转化为事件的发生机制，将地图逻辑嵌入时间推进系统，并借由制度嵌套、路径规划、节点调度等方式实现对历史的重构。然而，若仅将舆图视作一种正面的理性结构，则可能忽视其带来的认知遮蔽与历史虚构等问题。

（一）舆图的缺漏性与信息结构的失控

舆图作为空间结构装置，往往给人以“全知全能”的错觉，似乎一旦建立舆图，故事就可以在其上顺畅推进，人物可以在坐标中有序调度。然而，马伯庸在多部小说中有意识地揭示舆图并非完备、无缝的控制系统，反而在关键处呈现信息结构的缺漏与失控。正如丹尼斯·伍德所说：“由于这些利益从关于地球知识的巨型仓库中，选取了地图所要再现的东西，这些利益是以呈现或缺漏的方式蕴涵在地图里。每张地图呈显了此，而没有呈显彼，而且每张地图以这种方式而非另一种方式，呈显它所呈显的事物。”[12]2

《两京十五日》中，朱瞻基与于谦依赖漕运地图制定逃亡路线，但多次因地图不详、路径误判而陷入困境。部分节点未被地图标注，部分区域因灾害或人为变故而失效，使得行动计划被迫中断或更改。这里的舆图不再是完美的调度蓝图，而是一个存在断裂与缺口的空间想象系统。这一设置提醒读者—舆图虽可组织历史，却无法穷尽历史的复杂性。《风起陇西》中，陈恭依赖的情报系统本质上也是一套“信息舆图”，但其在传递过程中不断发生误判、失真、误解，最终导致人物命运的重大偏转。舆图与其说是控制工具，不如说是失误触发器，其结构性失真本身就是历史走向不可控的重要诱因。这种结构的失效正表明舆图虽具逻辑性，却非历史的终极解释框架，它本身存在认知偏差与组织盲区，构成历史虚构的第一层遮蔽。

（二）舆图的他者空间遮蔽与阶层盲点

舆图不仅可能遗漏信息，也可能故意遗漏某些人与某些空间。这是一种结构性选择，反映出舆图书写中的“他者遮蔽”机制。在马伯庸的小说中，城市地图、制度图谱或权力舆图通常围绕治理系统、行动路径与主角动线而构建，然而，生活在地图之外的人群与空间则被系统性地边缘化、排除，甚至抹去。J. B. Harley指出：“地图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图像；除非在最狭义的欧几里得意义上，它们本身既非真实也非虚假。地图通过其内容的选择性、符号体系与表现风格构成了人类世界认知、阐释与建构的媒介。这种媒介承载着特定社会关系的偏见，既受其推动，又反作用于其发展。”[13]在这一意义上，舆图不只是历史叙事的背景装置，也是历史意义生成的积极参与者。毕竟舆图并非对世界的中性再现，而是一种嵌入社会价值、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

以《长安十二时辰》为例，靖安司通过沙盘图将长安城视作可调度的秩序空间，重点标注的是坊市、门楼、道路与监控点，但城中最隐秘、最混乱的地下通道、黑市、妓馆、贱民区等空间却往往缺席。这些失序空间在地图中被压缩甚至消除，构成一种被结构排除的他者空间。因此，舆图并非价值中立的叙事装置，而是一种具有结构性压抑与象征性编码的虚构机制，其所映射的是权力结构下的空间资源分配。这种遮蔽效应，正是舆图书写的历史想象限度。

舆图书写之所以成为马伯庸小说的重要叙事方式，在于其具备理性之美与结构之美。地图化结构提供了稳定、可控、逻辑清晰的叙事机制，赋予文本一种智性之美。正因为这种结构优先，舆图书写便常常面临历史想象的收缩困境—当历史被过度结构化，就会失去开放性、偶然性与模糊性。舆图的边界即想象的边界：地图能画到哪儿，故事才能延伸到哪儿；地图无法涵盖之处，便沦为不可叙之地。这使得舆图书写在建构历史的同时，也在限定历史的可能性，其可视化力量背后是想象空间的可控化趋势。这种美学上的功能性胜于模糊性的倾向，是舆图书写的第二层遮蔽。

综上，尽管舆图书写在马伯庸小说中展现出强大的叙事组织力，但也不可忽视其作为一种文化机制所带来的遮蔽性、排他性与局限性。地图的精确意味着排除，结构的完整意味着控制，而历史虚构的本质恰恰是在不确定与多义中寻求意义。正是这种张力使舆图书写既是一种历史重构方式，也是一种历史想象的边界提醒。

四、结语

本文以舆图书写为核心，分析了马伯庸小说中地图逻辑与空间结构深度嵌入叙事机制，从而建构一种区别于传统历史小说的当代历史想象方式。舆图在这些小说中不仅作为背景工具存在，更作为构思起点、叙事节奏、制度模拟、路径驱动的结构性元素主导着文本的整体逻辑与历史建构。与传统历史小说以人物为中心、以事件为轴线的线性叙事不同，马伯庸的舆图书写体现了一种空间优先、结构主导、理性运算的叙事模式。地图在这里不再是地理参照，而成为一种叙事算法：通过空间节点的切换、路径的演算、制度的嵌套与时间的分割，实现对历史秩序的重构与模拟。人物在图中穿行，事件在图中展开，历史在图中重组。地图即结构，结构即叙事，叙事即历史。在这结构与遮蔽、组织与失控的张力中，舆图书写才真正体现其作为一种小说写作方式的复杂性与多义性。

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马伯庸的舆图书写回应了当代文学对知识型叙事与结构型美学的双重诉求。他不再满足于对历史人物命运的再现，而是通过地图、算法、制度等现代叙事装置，对历史进行一种更接近系统模拟的虚构实践。这种书写方式不仅拓展了历史小说的表现维度，也反映出当代文学对空间治理逻辑、结构想象力、理性控制美学的深度吸纳与再造。在此意义上，舆图不只是构思之道，更是历史虚构的知识化路径，是当代文学空间意识与历史意识融合的成果，也是“如何叙述历史”这一古老问题的当代表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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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张眉

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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