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丨陶灵：我的世界在川江——《川江博物》创作手记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3-02-26 10:44

原标题：读书丨陶灵：我的世界在川江——《川江博物》创作手记

我的世界在川江

——《川江博物》创作手记

文/陶灵

我的散文集《川江博物》近期已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书稿交给出版社时，原名《川江志》。审稿过程中，责任编辑发来微信，说他们重拟了《川江广记》与《江上往来人》两个书名，让我选择。两个名字我都喜欢，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我暗想，到底是“做嫁衣”的人，思路开广得多。

身边的文朋诗友大都建议用《江上往来人》。这是范仲淹诗中的一句，有意境。考虑之后，我决定用《川江广记》，更适合书中内容。但上报选题时，责任编辑又告诉我，书名正式确定为《川江博物》。

我觉得看起来像是科普书名，又缺少文采。责任编辑回复：您的写法是传统中国博物志的风格，作为中国文学传统中文化追溯式的作品，是其他形态的文字和文艺作品无法代替的，有别于西方博物志的科学性、扩张主义的属性。中国博物志是向内的，注重感受和体验，您的写法有代表性，我们很看重，故斟酌后定下《川江博物》这个名字。

虽然编辑评价高，我却似懂非懂。接着，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散文家蒋蓝先生读了《川江博物》书稿后，写下评语：既采撷了西方博物学的方法，更倾向于自古以降的“名物”考据法，用精湛的田野考察的文学笔触，向我们展示了浩瀚川江上令人惊异的水与物文化……

看来蒋蓝先生的评语与编辑是一致的。我明白了编辑的善意和用心，于是，心理上接受了《川江博物》这个书名。

责任编辑还说，《川江博物》列入该社“自然文学”书系出版。我又有点疑惑了，书稿写作是以川江为大背景，但涉及的具体内容却是人文与民俗，这算自然文学吗？我理解应该是针对山川、河流、动植物的书写。

既然弄不明白，就上网查询、学习。找到李青松的《自然文学的使命和境界》（《文学报》2019年09月15日）：“以自觉的生态意识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就是自然文学……自然文学关注的不是自然本身，也不是自然背景中的人，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顺着这个思路，对照自己的写作梳理、分析，慢慢有了答案。

——我写《鱼钩》：

古巴人打仗时，为鼓舞士气，要敲打一种青铜铸成的圆桶形军乐器，叫“錞于”。錞于顶部铸刻着鱼、船、鸟、蛇、人面及菱形回纹图案，因不能完全解读其意，归类为“巴蜀符号”（或称“巴蜀图语”）。这些符号简单、抽象，唯独鱼图案具象刻画，头尾、嘴眼、鳞鳍俱全，非常逼真。明末清初时的文学家李渔说（译成白话），“鱼产卵，多得像粮仓里的小米一样，都装在一肚里。”鱼，腹大多子，作为“巴蜀符号”，寓意在其繁衍生息。民间盼多子，战场愿兵多。

民国时，云阳汤溪河一个姓郭的乡绅立下乡约：凡是鱼产子期间，在汤溪河钓鱼，不罚钱，则重打板子。打板子就是打屁股。躺在板凳上，当着众人面，脱了裤子被打，又痛又受羞辱，十分长记性。俗世俗人俗事。

我用一首短诗结尾：夜/水中一弯新月/鱼儿/不要忘了鱼钩。

——在《水流江河满》里我写道：

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在外面玩得很野，回家时姑妈正在院子里洗衣服，地上的木盆里装着脏兮兮的肥皂、碱粉水。她把我拉过去，顺手用正洗的衣服呼呼呼地给我洗手洗脸，嗔怪道：看你！脏得像个打油匠了。

我的手脸被粗布衣服擦痛了，叫喊道：“这个水恁个脏。”姑妈立马回答：“脏？只有手脏水，哪有水脏手的。”

——这是《腊子鱼》里的一个细节：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天，巴县木洞一个渔民用滚钩捉到一条腊子鱼，很大，根本弄不上岸，只好用网罩住，跟它在江里游来游去。镇上一位姓许的老先生听说后，赶到江边，花钱买下这条鱼，要求把它放了。被解网后的腊子鱼并没有马上逃生，这时，奇妙的一幕出现了：它围绕渔船慢慢游了一圈，然后一跃而起，蹦出江面二三尺高，再才迅速游走。有个老渔民说，这叫“跳滩”，是腊子鱼在感恩。

上面所列举，应该是表达了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吧！《川江博物》列入“自然文学”书系出版的意图我也理解了。

前面说过，关于书名，大都建议采用《江上往来人》，他们觉得有文采，更像散文集的书名。这正如很多朋友从表面看一样，认为我写的不是散文，而是史话。

也对。《中国三峡》总编辑柳向阳对《川江博物》的评语：“在他弥散着野史酷烈气息的笔下，充盈着民间蓬勃生机的川江……”评论家吕岱则用八个字相评：“民间史话，稀有品格！”

也不对。《辞海》解释：“凡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书在内，概称‘散文’。后又泛指除诗歌以外的所有文学体裁。”关于散文的定义，一直众说纷纭，这里不做讨论。

在一次私人聚会上，碰到一位知名教授，曾经的大学文学院院长。朋友介绍我时，老教授习惯而礼节性地点点头。你想，他认识或见过自诩为写作的人还少吗？但是，当朋友说到“他的文章带有古代‘笔记’味道”时，只见老教授立马满脸堆笑，来了兴趣，连声说好。

我的文章虽然带有“笔记”味道，但与之区别还是比较大。古代笔记，大多数是片段式的，比如《夜航船》《酉阳杂俎》《蜀都碎事》《梦溪笔谈》《释名》等。《太平广记》相对故事完整一些。

我有一篇写“白鳝”的散文，典型的笔记体写法。有一村民的女人得了痨病（肺结核病），传染给很多人都送了命。有人出主意，趁女人没死，装进棺材，丢到江里流走，这种病才灭绝。下游一渔民捞到，给她吃白鳝鲊，久之，痨病竟好了。嘉陵江边的水木匠杨伯伯从不吃白鳝，他徒弟得到一条吃了，得知是浮尸里蹦出来的后，挖肠挖肚地吐得身体像虚脱了一样。在江边打石头的黄老头，从捞上来要掩埋的浮尸肚里挖出一条白鳝，卖给国营馆子得到六块钱，很高兴，事隔多年还提到这事。

这篇《白鳝》被一位不认识的读者朗诵后，放在“喜马拉雅”里，连我听后都大吃一惊，简直是“当代版聊斋”。但“聊斋”之后，落脚点在最后两句：

他儿子问：老汉，你破水打棒（浮尸）的肚子就不害怕吗？

黄老头平静地回答：“那个时候只怕饿。”

“异趣为先，最后落于深情。”《散文》月刊执行主编张森如是评说，“陶灵的书写，以段成式的东方的心灵印象与志趣牵系，提供了更加温暖的‘沉浸式’体验。”

我喜欢一位评论家对《川江博物》的总体描述：写川江的“过去”或正在成为“过去”的一部书，却是他为未来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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