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会客厅|徐则臣：《聊斋》是我突破创作瓶颈期的重要源头活水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6-06-05 13:36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曹竹青于民星彭茜实习生李家榕朱莉飞

编者按：时值丙午，文韵悠长，初夏的齐鲁大地，“青未了”文学之花绽放。值此第二届“青未了”文学创作大赛启动一个半月之际，“文学会客厅”栏目专访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则臣，以对话形式探析创作真谛，回应时代命题，为参赛者提供思想启迪。

五月底，“著名作家抵达文学‘县’场”活动走进淄博博山。徐则臣受邀而来，在古镇、大学、山村开讲，与读者近距离交流。在中郝峪村的幽幽谷里，树影婆娑，微风轻拂，记者与他坐在树下，就文学写作的创新与突破，展开了一场对谈。

徐则臣身上有许多标签：“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70后作家代表”“学院派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光环加身，他却是难得的清醒与低姿态，交流中毫不张扬，是一位谦逊敦厚，冷静而真实的学者型作家。

回望他的成长轨迹，从江苏东海到淮安，从南京到北京，人生足迹顺着大运河北上，是“离开故乡，到世界去”的漫漫旅程。高中时开始写小说、写诗，21岁发表第一篇小说，36岁短篇小说《如果大雪封门》获得鲁迅文学奖，同年，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获老舍文学奖，41岁，《北上》斩获茅盾文学奖，徐则臣的文学之路，如同他的性格，踏实沉稳，一步一个脚印。徐则臣的创作地图从“花街”出发，延展至“北漂”都市，顺着“运河”进入了深邃的历史，近期走向“域外”探索之旅。

因为中文系的学院教育和专业训练，徐则臣的写作始终保持清醒的自觉，他时常总结审视过去，带着问题意识、历史意识，在坚守中不断求变求新，寻找写作的独特性。近些年，他从《聊斋》《三言二拍》里汲取古典文学的养分，将具有中国气象的叙事资源与现实连接、与世界对话，转化为纯正的中国故事。

以下是对谈实录：

我不是天赋型作家

但我有明确的好作品的标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您大学和研究生读中文系，是您走上作家之路的关键因素吗？写作成名之路很难，您41岁就斩获国内文学界的最高奖项，您认为自己是天赋型作家吗？

徐则臣：我不到20岁就开始写小说，最早一篇是高二时写的，十六七岁。高三开始写诗，只是写着玩，从未想过成为作家。因大学未能考入理想的法律专业，进了中文系，一度很郁闷，不知道要做什么，于是拼命读书。读到某一本书时，觉得作家很有意思，于是决定做作家。

读中文系，尤其是在北大，对我有重要影响，不仅建立了文学史的横纵坐标，还经历了系统的学术训练，对思维以及发现问题、表达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是极好的训练。北大的读书时光让我获得了大量阅读、一定的知识理论与学术素养，也培养了我较好的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非常重要。当下写作中，我们有时意识不到哪些问题更有价值，甚至意识不到自身的优势与特点，以及哪些对当下的写作更具意义。每天扑面而来的种种杂事，有的人就能从中发现与我们关系更紧密、亟待解决的精神疑难。发现问题的能力也需要训练。这种训练需要一定的学养、丰厚的储备，以及反复的磨砺。

并非每位作家都必须科班出身、中文系毕业。然而，专业出身的优势在于：对整个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比较熟悉，对文学的认知建立了一个坐标，从而知道自己的可能性和空间所在，能够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最大，作家的独特性、意义与价值也就得以体现。

我不是天赋型作家，有些天赋需要付出若干倍于常人的努力，才能发掘出来。但我心中有明确的好文学作品的标准，并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在这一过程中，我不断历练自己的文学创作能力，同时也发现更多新的可能性。

作家写作受制于

人生经验与文学观念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对一个作家来说，对世事的洞察、对语言的驾驭、对结构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能力。您从青年走到中年，从乡村走到世界，对世事的阐释和理解有什么变化？您对自己的作品有哪些阶段性的总结？

徐则臣：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总结的人，且有“意义强迫症”——做任何事都要追问必要性。我是一个笨人，做事一板一眼，一边做一边总结，在思考的过程中往前走。

作家写作受制于人生经验与文学观念。早期，我偏爱远离自身的题材，追求唯美飘逸，如同杨过那只空袖子，有一种既潇洒又旷达，又有点悲伤的气息。

人到中年，在现实中摸爬滚打，必须直面一些现实问题。无论是生活还是文学，解决它们都需要巨大艰辛和努力，而正是这种付出让写作变得更有意义。因此许多作家回归现实——并非刻板的现实，魔幻现实主义也是现实。无论何种手法，底色一定是现实主义，是要回应人生、社会及当下的困境。

中年以后，人有了从容回望的能力，有了阅历和高度，开始追溯文化、民族、国家的来路，因而转向历史题材。我的《耶路撒冷》写当下，之后的《北上》融入1901年的历史，我确实对这段历史感兴趣，并试图处理更宏大的题材。

再往前走，写作会归于平淡。语言不再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一张嘴就让别人看见你的大金牙”，而是变得内敛、简单，希望借由简单抵达更深刻丰富的内容。

几乎所有作家的写作轨迹都是如此：小说写作与人生、与年龄紧密对应。我二十岁写二十岁的事，三十岁写三十岁的事，四十岁写四十岁的事。我希望记录下自己这一年龄对变化世界的认知，回看作品，这既是我的个人编年史，也是社会现实的编年史。

六七年里一直在看《聊斋》

每一篇至少看了二十遍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您在写作过程中一直在求变创新，您的《域外故事集》是把《聊斋志异》这种中国古典的志怪故事来转化为小说新的表达，您这种创新的意识是从哪里来的？

徐则臣：这也是因为到了一定年龄。过去我不太喜欢《聊斋》，我觉得从字面上看、从故事上看，它就是一些因果报应、才子佳人、花妖狐媚的，看起来特别日常的传奇。后来才发现《聊斋》的价值——语言真的非常好，我觉得蒲松龄的语言是古典小说里面最好的语言之一。第二个就是我发现《聊斋》里面原来蕴藏了那么高深的技巧，你真正深入到里面以后，就会发现它解决了小说叙事里边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这六七年里一直在看《聊斋》，每一篇至少看了二十遍，有的可能都不止五十遍。它好在哪呢？一个古典的名著，从历史里走出来，从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中走出来，它是一个集大成者，是过去所有作品的一个总和，也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像蒲松龄这样的作家，从来不是他一个人，他的身体里还住着从《诗经》以来的、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所有的人，他汲取了这些人的营养。沿着《聊斋》再往前走，你会看到辽阔的、神秘的、瑰丽的民间文化，你还会看到《山海经》《唐传奇》。所以每一个好作家，他一定是一座特别有力、坚固、精美的桥梁，在你和过去的前辈、经典之间架起了一个桥梁。

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如何才能写出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作家的作品？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的生活、认知、写作越来越趋同，我能否下一个先手棋，早早地就能跟同代作家区别开？靠什么？就靠从我们的文化血脉里、从DNA里来的经典作品，从中找到可以转化的叙事资源——既能处理当下生活，又具有中国气象、中国气韵、中国气派，最后写出来的，才是地地道道的、纯正的中国故事，这也是区别于其他作家的重要的叙事资源。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发现，当写作的技巧、桥段、表达范式都熟了以后，就到了一个创作瓶颈期。进入成熟阶段以后，腾挪的空间就开始越来越小，想再创新就很不容易。所以必须破，要引出来有效的源头活水，重新产生化学反应以后，才能真正实现“破”，因为“破”的同时还要“立”。那么这个源头活水是什么？哪些源头活水最可靠？我觉得《聊斋》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源头活水。

一部小说作品是不断生长的

它的生长需要不断地阐释和转化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您的茅奖作品《北上》被改编成电视剧，网络上有很多原著党和改编党之间的争论。您作为原著作者对文学影视化有什么看法？

徐则臣：很多人对小说的影视化改编会有原著党与改编党之间的差异和争议。我一直认为，只要改编在自身的艺术规律内运行，按照自己的逻辑走，并且非常认真地去做，有足够的匠人精神，那就很好。我不认为一定要完全忠实于原著——如果忠实于原著，有小说就够了，不需要那种改编形式。

我一直认为，一部小说作品是不断生长的，它的生长需要不断地阐释和转化，需要很多读者的参与，需要各种不同形式的参与。小说自身有翅膀，它会飞，而这些改编是另外的翅膀，可以让它越飞越高。因为一部小说最终是什么样子，不是作家写完时的那个样子，而是经过无数阐释之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数据库，我们在那个数据库的基础上重新理解它，它才可能是什么样子。所以一部作品一直在生长，而生长力量的重要源头，或者说那些翅膀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这种改编。只有这些改编和阐释，才会让它越飞越高、越飞越远。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新大众文艺不同于传统文学的评价，是流量、读者在选择，新大众文艺与传统文学的评价标准是不是冲突的？《人民文学》在新大众文艺方面有什么样的举措？

徐则臣：新大众文艺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事物，其评价标准和规律需要随着写作实践的发展慢慢总结完善，不能急于套用已有标准，也不能一出现就规定死，一切都需要时间验证。《人民文学》这些年发表了不少新大众文艺作家的作品，比如王计兵、马慧娟等。纯粹的素人写作，从未在刊物上发表过的作者，数量很大。2025年我们发表了近300位作家，其中三分之一是首次在《人民文学》发表作品。从2023年5月到今年5月，自由来稿发表了96篇。很多人认为《人民文学》不重视自由来稿、新人和基层作家，其实并非如此。我们不断扩大版面，将更多写作者及其新的生活体验纳入其中，一直在努力。

希望新生代作家越写越好，呈现更多新鲜的、区别于已有生活经验和文学经验的内容，也希望他们在视野、记忆和思想深度上都有更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