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诞辰170周年｜他仍在拆穿现代社会的伪装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6-07-27 03:42

2026年7月26日是乔治·伯纳德·肖（萧伯纳）诞辰170周年。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重新翻开这位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的剧作家的作品，我最初心怀疑虑：这些写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戏剧，今天阅读是否过时？

但当我真正翻开书页，我只能感慨他至今仍然充满魅力。萧伯纳总是那样敏锐地揭穿人们的虚伪，有时令我拍案叫绝，有时又让我直冒冷汗。1933年，鲁迅就曾谈过读萧伯纳的体验：“人们的讲话，也大抵包着绸缎以至草叶子的，假如将这撕去了，人们就也爱听，也怕听。”这种戳穿一切的狡黠与智慧，让萧伯纳的剧作至今依然生动、引人反思。

萧伯纳（1856年7月26日-1950年11月2日），爱尔兰剧作家，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谁是英雄，什么是勇气

对于“勇敢”与“英雄”的理解，在人类的文化记忆里总是随着时代变化。传统想象往往习惯将英雄塑造为无所畏惧或高尚的符号。勇气是萧伯纳戏剧中的核心主题之一，但他总在戳破惯常的“勇气”与“英雄”标签。

1895年的独幕剧《命运之人》讲述青年拿破仑的故事。洛迪桥战役后，拿破仑在意大利一家客栈等待下属送来公文。一位神秘女子女扮男装，骗过送信军官，拿走了全部信件；她真正想截下的，是其中一封涉及拿破仑妻子的私信。两人在客栈相遇后，围绕这封信展开了交锋。

面对拿破仑的威胁，女子承认自己一直非常害怕。拿破仑已经逼近信件，自以为胜券在握，便暂时放松警惕，兴致勃勃地向女子传授起自己的勇气观，他说，世上并没有天生不知恐惧的英雄；当一个人足够渴望某样东西时，他便能带着恐惧行动。恐惧不是勇敢的反面，勇敢恰恰可能从恐惧中产生。

然而，讽刺的是，女子告诉拿破仑，那封私人信件可能证明他的妻子对他不忠。一旦把信拆开，他面对的将不只是婚姻危机，还可能有决斗、家庭丑闻和名誉受损。拿破仑当然想知道信里写了什么，却又害怕知道。

恐惧的确会带来行动，但拿破仑没有说的是，行动并不因此天然勇敢或高尚。恐惧带来的行动也可能仅仅用于保全自身的利益。在这之前，他刚刚长篇讽刺过英国人：英国人想要一样东西时，从不肯承认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总要把欲望说成某种崇高的原则。可轮到自己时，拿破仑做了几乎相同的事。女子提醒他，那封关键的信还在他的口袋里；他取出信，却没有拆开，只说了一句“凯撒的妻子不容怀疑”，便让女子把信烧掉。刚刚还在嘲笑别人用原则包装私利的拿破仑，此刻也用一句高尚的格言，遮住了自己不敢面对的恐惧。萧伯纳的讽刺正在这里。

至于“英雄”是什么，创作于1893至1894年间的《武器与人》就呈现得更喜剧了。

故事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战场的英雄，贵族小姐蕾娜的未婚夫谢尔盖。他在战场上率领骑兵发起了一场鲁莽的冲锋，冲垮了敌军的防御，人人交口称赞他华丽的英雄壮举。但深夜，一名敌军老兵布伦奇利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现场见闻。这位职业士兵口袋里不装子弹只装巧克力，坦言自己连续三天躲避炮火，紧张得像一只老鼠。他告诉蕾娜，谢尔盖冲在最前面，是因为他的马失控，而他拿下壮举，仅仅是因为敌军配发了错误的弹药，导致机关枪在十分钟内一枪也开不出来。所谓的“英雄”，其实根本是偶然的产物。

更耐人寻味的是战争结束后，谢尔盖带着英雄的荣誉回到家中，他很快被身份低微的年轻女仆卢卡所吸引。然而，面对贵族阶级的眼光，他在感情选择上陷入了犹豫。卢卡看透了他的伪装，对他的勇气逼问道：“我会嫁给我爱的人；欧洲没有哪个女王有这种勇气。如果我爱你，哪怕你地位比我低，就像我现在比你低一样，我也敢于把自己放到和‘下等人’平起平坐的位置。如果你爱我，你敢这么做吗？不。哪怕刚感到一点爱意，你也会阻止它生长。你不敢；你会娶富人的女儿，因为你害怕别人议论。”

卢卡的话戳穿了事实：谢尔盖敢于在战场上借着热血冲锋，却不敢承受跨越阶级的压力。最终，谢尔盖直面内心的抉择，向她求婚。

一次靠着偶然和盲目完成的冲锋，并不足以证明一个人真正勇敢。真正困难的是顶住阶级与体面的压力，在日常生活中长期承担自己的选择。

女性的独立与婚姻

十九世纪末的晚期维多利亚时代，关于“新女性”、女性教育、职业出路与传统家庭角色的争论正空前激烈。女性开始面对不同的生活选择，萧伯纳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时代阵痛。他的许多剧作，放到今天这个女性主义流行的时代来看，也依然很应景。

在1894年创作的《康蒂妲》中，牧师莫雷尔是一位深受教区欢迎、极擅长演说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他的妻子康蒂妲不仅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还承担了维持这个家庭运转的所有实际劳动。年轻诗人尤金的到来打破了牧师住宅的平静。尤金爱上了康蒂妲，并当面告诉莫雷尔，这位看似强大的牧师根本不懂自己的妻子。两位男性由此开始了一场对康蒂妲的争夺。

到了剧末，两个男人要求康蒂妲在他们之间做出明确的选择。莫雷尔自信地摆出保护者的姿态，向妻子“出价”：他能提供男性的力量、诚实的目的、勤勉的能力，以及受人尊敬的地位；尤金的出价则是自己的软弱、荒凉，以及一颗需要她的心。听完两人的条件，康蒂妲宣布，她要把自己交给两人中较弱的那一个。读者读到这里，可能以为她要选择“软弱、孤独”的尤金，可康蒂妲接着说：

你去问詹姆士的母亲和他的三个姊妹，她们为要免除他的一切日常琐事上的麻烦，为要让他能够变得强壮、聪明和快乐，她们花费了多少精力。我也告诉你我一个人兼做他的母亲，他的三个姊妹，他的妻子，以及他的孩子的母亲，我又需要受到多大的牺牲。……凡是讨人喜欢的事情，都由他去做；凡是得罪人的事情，都由我来办。我为他建筑了一座安乐、恩爱的堡垒，并且经常守卫在门口，不让一点世俗的琐事扰乱他的心。我使他变成了这里的主人，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而且刚才他竟不能告诉你为什么会如此。

这段话直接点破了家庭劳动的真相：女性的劳动本身制造了男性能够显得强大的条件。不仅如此，康蒂妲还清醒地指出了莫雷尔引以为傲的公共影响力：人们星期日来听他讲道，是因为六天里满脑子生意赚钱，第七天想忘掉它休息一下，好重新精神饱满地回去更拼命赚钱。那些慷慨激昂的公共演说，并没有真正改变工人们的生活。

今天，家庭的隐形劳动被越来越多人注意到，但一百多年前，萧伯纳已经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他幽默地塑造了一个在公共生活中看似强大、聪明的男性，同时让那个真正背负着家庭负担的女性说，他其实是个被“托举”起来的弱者。

萧伯纳戏剧改编的同名电影《卖花女》（1938）剧照

《华伦夫人的职业》是另一部让我感到非常超前的剧作，它讨论了今天的社交平台上很有话题度的母女关系、原生家庭、女性独立的问题，但是更加锐利。这部剧因其先锋色彩，在当时的英国长期受到戏剧审查的禁演限制。

剧中，刚在剑桥大学数学荣誉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女儿薇薇，是一位信奉实用主义、立志靠精算和法律工作自食其力的独立女性。她最初用中产阶级的道德评判母亲，认为她的母亲华伦夫人的工作并不体面（涉组织卖淫）。但华伦夫人向她讲述了自己早年的遭遇：在当时的社会，体面的工作机会对底层女性极度缺乏。她的一个姐妹在白铅工厂每天干十二小时，最终死于铅中毒；另一个嫁给工人，在贫困和丈夫酗酒中挣扎。为了不重蹈覆辙，华伦夫人选择与姐姐合伙开办高级妓院。这些真实的苦难与生存压力，让薇薇一度理解了母亲最初的选择。

然而，薇薇后来发现，母亲在有了选择的余地、获得经济自由之后，并没有退出这个产业。她继续在欧洲多地经营牟利，成为了压榨其他底层女性的合伙人。于是，刚刚建立的谅解再次破裂。

萧伯纳在这里把女性争取独立的历程放回了真实的社会条件中。华伦夫人和薇薇都是极有行动力、争取独立的女性，但两人身处的社会条件、阶级位置和可选道路完全不同，独立的代价也截然不同。母亲早年迫于生计的处境值得理解，等她完成资本积累，成为产业链上的获利者与有产者时，早年的无奈已经无法解释她后来的选择。

而在这个母女关系的翻转中，薇薇用来谴责母亲的中产阶级道德，以及她引以为傲的教育背景和出众的职业能力，恰恰是母亲用这笔带血的钱供养出来的。她的道德纯洁是有条件的。

当华伦夫人以早年的牺牲和多年的供养为由，理直气壮地要求行使母亲的权力、干预女儿的生活方式时，薇薇果断拒绝了这种支配，决绝地切断了母女关系。

薇薇断绝关系的选择是否就是唯一的正确答案？一个享有优势教育和体面出路的年轻人，面对自己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生活，是否只要口头宣告决裂，就能清白地切割干净？萧伯纳并没有给出答案，他了不起的地方也正在于此，他同时写出了母女两代女性的独立及其代价，因而呈现出“独立”背后复杂的历史与经济处境。

萧伯纳没少揶揄“先进观念”，在一部名为《浪荡子》的剧作里，他还嘲讽了当时的“进步男性”与“进步女性”的婚恋观念。戏里的男主角查特里斯面对想要摆脱的情人朱莉娅，转身去向另一个女人求婚。为了应对朱莉娅的痛苦挽留，他熟练地调用当时时髦的自由恋爱话术，对朱莉娅说：“先进人士建立迷人的友谊，传统人士才结婚。……友谊的首要义务，就是毫不迟疑、毫无怨言地接受任何一方改变感情的通知。”紧接着，他要求对方：“现在履行你的义务，接受你的通知吧。”

萧伯纳反复提醒人们：嘴上所说的先进，并不等于关系中的真正平等。当他把目光从婚姻和两性关系移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提出的仍是相似的问题：那些被称为进步、文明和体面的事物，究竟依靠什么维持，又由谁承担代价？《芭芭拉少校》首先把这个问题摆到了慈善与资本面前。

《萧伯纳戏剧三种》（潘家洵、朱光潜、英若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1月版）收录了《华伦夫人的职业》《英国佬的另一个岛》《芭芭拉少校》三部作品

进步和体面一定就好吗

《芭芭拉少校》是萧伯纳中期的代表作，也是他讨论阶级虚伪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这部剧的核心问题是：如果救济穷人必须依靠酒商和军火商的钱，慈善还能否保持道德上的纯洁？

故事开头，从事慈善事业的女性芭芭拉与她多年未见的军火商父亲安德谢夫定下约定，互相参观对方的“事业”。在西汉姆救济所寒冷的院子里，芭芭拉耐心引导动手伤人的醉汉。就在此时，救济事业的长官却兴奋地宣布接受酿酒商与军火商的巨额捐款。

这就是讽刺之处，救济所帮助的人中，正有因饮酒毁掉生活的穷人；可为了让救济所维持过冬，机构却要接受酒商和军火商的钱。

随后，芭芭拉跟随父亲来到皮里韦尔的军火城镇。这个靠制造武器维持的地方却没有烟尘，街道整洁，工人收入优厚，住房也很体面。安德谢夫以此反驳女儿：“对一群饿得要死的人，左手拿着《圣经》，右手拿块面包去传教，这叫什么本事？……你拿你那套到我的工人这儿来试试，他们才真是灵魂饥渴，因为他们肚子都吃得饱饱的。”

芭芭拉最终意识到，穷人没有别的面包可吃，生病时他们进的是资本家捐建的医院，脚下走的是他们铺设的街道，慈善无法完全脱离资本所建立的生活秩序。但她没有因此接受父亲对军火生意的辩护，而是最终作出了自己的选择：进入这个富足而强大的世界，把父亲以及那些已经衣食无忧却仍然自私、争吵和势利的人，作为新的拯救对象。

这种阶级身份与道德观念的复杂纠缠，在《鳏夫的房产》中表现得更戏剧化。年轻医生特伦奇在爱上房产商的女儿布兰奇之后，起初对未婚妻父亲靠经营贫民窟起家感到愤怒，当场宣称绝不接受这笔脏钱，只要靠自己每年七百镑的利息生活。然而随即他得知真相，原来他的那七百镑年息，也来自同一批贫民窟房产的抵押贷款收益。

而当市政修路计划即将展开、大片贫民窟面临拆迁时，他的未婚妻的父亲准备花少量的钱修饰旧房，使其看起来像模范住宅，以此索取更高拆迁款。在收入、婚姻与现实利益的诱惑下，特伦奇也最终选择加入这项生意。萧伯纳轻描淡写，就写出了一个年轻的中产青年道德观念的脆弱与虚伪。

这两部剧作都讨论当时的体面阶级的脆弱性，当这种体面进一步拓展到国际政治的领域，身为爱尔兰人的萧伯纳，就自然要讽刺一下英帝国的“进步”与“体面”话术。

在《英国佬的另一个岛》中，英国商人博饶本怀揣着天真的进步幻想来到爱尔兰，坚信资本、效率和开发能给当地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善。他兴奋地设想在这里兴建图书馆、技术学校、体育馆和花园城市，并准备借助资本、抵押与政治手段步步深入当地生活。

爱尔兰合伙人拉里能一眼看透开发背后的逐利色彩，开发的同时必然也伴随着土地控制、逐利和对当地人生活方式的决定权，但他最终还是选择参与。

萧伯纳的讽刺实在超前，今天的国际政治中这样嘴上说着漂亮话，实际还干着海盗行径的现象，恐怕一点不比当年少。当漂亮原则被用来包装资本扩张、地缘利益和对他国生活方式的干预时，它们与博饶本的“进步幻想”有着相似的结构。口号说的是解放和改善，实际行动却可能同时带来控制、获利，以及对别人决定自身生活权力的剥夺。

萧伯纳借剧中人之口嘲讽他们的选择：“博饶本先生花费精力去赞赏大人物的思想，不大有效率。但去满足那些卑鄙龌龊、唯利是图者的贪婪，却很有效率。我们花精力，很有效率地去嘲笑那英国人，但是自己什么事也没有做。这两种人谁有资格责备谁呢？”

英国人的进步幻想天真且贪婪，但他们至少正在行动；爱尔兰人一眼就能戳穿漂亮说辞背后的算计，却什么都不做。萧伯纳就是这样，他对两者都不满意，他不让任何一方轻易获得道德安慰。

1906年在美国纽约演出的萧伯纳戏剧《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剧照

结语

直到今天，读萧伯纳的剧作仍常常给人一种超前感，他如此清醒而幽默，简直像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他并不只是为了制造笑声，而是不断去碰那些看起来已经牢不可破的东西。萧伯纳的艺术风格，恰如他一部喜剧的题目：你永远说不准，剧中的老侍者总用“你永远说不准”提醒那些急于预言生活的人。

萧伯纳也是如此。他不停地质疑庸俗的成见、界限分明的阶级秩序，也质疑那些自认为完美的新观念。他让人看见英雄的怯懦，也让人看见怯懦者的勇气；让人看见一个体面、成功的人如何依托不平等的秩序，又让人看见被轻视的人身上不易觉察的力量。他的反讽并不是简单地把好坏颠倒，而是带着读者继续思考，直到那些看似坚固的东西显出裂缝。这正是萧伯纳式的幽默和讽刺最迷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