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信书不如无书——从《菽园杂记》一则讹误谈读史的“考信”

中华书局1985年版

中华书局版“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中有一部《菽园杂记》，是明人陆容所撰，凡十五卷，我闲暇时翻读，每有所得。

这部书在明代笔记中地位较高，与作者同时代的大学士王鏊曾说：“本朝记事之书，当以陆文量为第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称其“于明代朝野故实，叙述颇详，多可与史相考证”。然而，书中也有一些内容，需要认真考辨，比如一则关于南宋陈亮与辛弃疾的佚闻，就与史实大相径庭。由此想到，古人读史最重“考信”，即便是素称精审的名家笔记，亦不可尽信而不疑。

《菽园杂记》乃明代笔记翘楚

《菽园杂记》之所以被推为明代笔记翘楚，原因在于：

第一，详于朝章典故，可补正史之阙。书中对官制、军制、马政、科举等皆有涉及，如卷四记漕运河道变迁、卷十二论盐政利弊等，往往比《明史》各志更为具体。陆容记录的是他耳闻目睹的制度运作实况，而非修史之笔。

第二，笔记无史官束缚，多存时人直言。书中转录明初奏疏，保留了不少尖锐的时政议论，如记录山东监生周敬心上疏的直言“国祚在德厚薄，非历数可定”，批评洪武“神武过于汉高，宽仁不及”。此类言论正史罕见。

第三，广记社会风俗，保存活的历史。正史重政治和人物，于民间生活则语焉不详。该书记录饮食服饰、婚丧嫁娶、方言俗语、民间信仰等大量细节，如折叠扇之流行、各地土产贡品、城隍与三官庙祭祀等，皆为研究明代社会史的珍贵材料。

第四，间有考辨，体现学术精神。陆容于记闻之外，亦自为考辨，如论经义、析诗文，可见其博学慎思。

《菽园杂记》一向被视为明代笔记上乘之作。中华书局将其收入“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其列入“历代笔记小说大观”，足见学术界对其史学价值的认可。

陈亮“敲诈”辛弃疾？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精审的笔记，其中也有经不起推敲的记载。书中转录了一则关于南宋陈亮与辛弃疾的佚闻，读来令人生疑。

故事大意是：陈亮一次去拜访辛弃疾，两人饮酒畅谈。辛弃疾喝多了，说了一些“大逆不道”的话：“钱塘非帝王之居，断牛头之山，天下无援兵；决西湖之水，满城皆鱼鳖。”陈亮恐其酒醒后悔失言、杀他灭口，于是连夜逃走。过了一段时间，陈亮致信辛弃疾，向他借十万缗（即十万贯）钱济贫。因为有“话柄”落在陈亮手里，辛弃疾只好无奈如数给了他。

这种“转录”的方式在笔记中很常见，只是，陈亮和辛弃疾两个顶天立地的志士，怎么会上演这样一出市井闹剧？就连陆容本人在文末也反问：“然同甫平生自许甚重，其亦为此耶？”带着疑问，我翻检了《宋史》中两人的传记，又读了辛弃疾的《稼轩词》和陈亮的《龙川集》，越读越感觉这则佚闻疑点重重。

首先，从陈亮的品格来看，敲诈勒索与其人其志完全不符。

《宋史》中描述他：“生而目光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他年少便作《酌古论》，纵论古今兵略；隆兴和议后，朝野安于偏安，唯陈亮屡次上书，力主北伐恢复中原。宋孝宗欲授其官职，他婉言谢绝：“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这样一个以天下为己任、视功名利禄如敝屣的人，怎么可能因朋友一句醉话就要挟钱财？陈亮一生的确清贫，但他的气节和品格，在南宋士林中是公认的。用市井小人式的“敲诈”来概括他与辛弃疾的交往，实在是唐突前贤。

其次，从辛陈二人的友谊来看，“话柄”之说纯属无稽之谈。

辛弃疾与陈亮的友谊，是南宋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二人都是坚定的主战派，又都壮志难酬，可谓肝胆相照。淳熙八年，辛弃疾因受谗言被解职，退居江西上饶。十五年冬，陈亮从浙江东阳专程拜访他。当时辛弃疾正卧病在床，见到陈亮来访，精神为之一振。二人同游共饮，纵谈天下大事，还约了朱熹到紫溪会面，可惜朱熹失约未至。这次相聚虽然短暂，却是两人一生中极有意义的会见。想想，有着如此深厚情谊的两位志士，怎么可能因为一句醉话就上演如此闹剧呢？

而且，这则佚闻的关键是辛弃疾说了“大逆不道”的话，怕陈亮告发，所以被敲诈。但仔细推敲，那句话在当时根本算不上什么“大逆不道”，当时许多主战的人都有类似看法。作为军事战略家的辛弃疾即便是公开议论，也并无不妥，何至于成了“大逆不道”的醉话？又怎会怕人告发？ 编造者显然不了解南宋的政治语境，更不了解辛弃疾的思想，才会把一句正常的战略分析当成了“大逆不道”的罪证。

野史虽朴，读之不可不考

鲁迅说过：“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华盖集·这个与那个》）这段话常被引用来说明野史的价值，但“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常被忽视。

野史笔记的长处在于“不装腔作势”，没有正史那种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顾忌，能保留一些正史不敢写的细节。但这同时也是它的问题，正因为没有严格考信制度，笔记作者往往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甚至挟带个人恩怨、刻意编造。《菽园杂记》中这则陈亮、辛弃疾的佚闻，就是典型的例子。它没有像正史那样“装腔作势”，却实实在在有“讹传”之嫌。

陆容本人并非没有辨疑精神，如前所述，《菽园杂记》中不乏他对经义、史事的考辨，但为什么在这则佚闻上他失察了呢？笔者认为应该有两个原因：

一是距离产生盲区。作为明人，陆容记载明代的事情，他有亲见亲闻的优势，可以核实比对；但对于前朝之事，他只能依赖书本。书上关于前代笔记中的异闻，要核实起来颇有难度，他虽然博学，但不专治历史，偶有失察，也在情理之中。

二是猎奇心理。笔记本身就有“广异闻”“资谈助”的功能。越是离奇的故事，越容易被记录下来。陈、辛讹传的情节，比正史中那些枯燥的制度记载要“好看”得多，自然也更容易被笔记作者收录。这是笔记体的通病，不能苛责陆容一人。

作为明代笔记翘楚，《菽园杂记》仍收录了不经之谈，可见读野史笔记须持“考信”态度，既要善用其史料线索，又须审慎辨析。这则讹传无损《菽园杂记》整体价值，正如正史曲笔不废正史，笔记讹传亦不废笔记；且正因其为上乘之作，失实之处才更具警示意义。

“尽信书不如无书。”野史文风质朴，可以补正史之阙，然考信不可废。读史之人，不可偏执一词，否则既可能玷污古贤，又可能误导自己。

（作者为首都体育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付俊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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