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虚实实谈诗艺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3-05-11 07:17

原标题：虚虚实实谈诗艺

获奖评语

《盖茨比的鞋子》具有开阔的批评视野、鲜活的现场热度。文字饱含热度，文风厚重灵动。既有对名家新作的及时跟进，又有对基层作者的深度关注。评论涉及范围广泛，以探求艺术之“真”为向度，以采撷文字之“美”为旨归，以发掘人世之“情”为要义，以窥望存在之“痛”为根底，展露了文学志向。

该书是董晓可创作的一本文学评论集，汇聚了他近年来写就的一系列评论文章。其中，涉及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种文体。既有关于莫言、贾平凹、冯骥才等国内一线作家作品的批评，亦有宋尾、晓苏、朱辉等当下锋锐作家代表作品的解读。文笔饱含热度，语言文字鲜活，行文流畅通达，思维意识灵动，能够在新鲜文本、文艺热点、争论焦点处着力运笔、表意、抒情，时而深挚沉重，时而诗意婉约，兼具厚重与灵动，闪耀着不凡的智性与灼人的锋芒。

著名诗人布洛克说:“把一个柠檬放在一个橘子旁边,它们便不再是一个柠檬和一个橘子了,而变成了水果。”由此引申，可生发出传统诗歌的一个特征，即“能指”特征。“能指”和“所指”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的一对概念。他认为，语言符号联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比如，当我们说一串葡萄、一个苹果、一个柠檬或一个橘子时，说到的是独一无二的实物，这即是“所指”。而当我们提到“水果”这个概念时，涉及的内涵则广大无边。这即是诗歌的艺术魅力所在，他能通过简单意象的组合，通过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等手法，从而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功效。

让我们以《诗经·小雅·采薇》的两句诗为例来做一赏析。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这是《诗经》中的名句，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了一个羁旅行人的心态。走时是杨柳飘飞的早春，回来时是雨雪纷飞的寒冬。在这里，我们可以展开无尽的想象，想到主人公这一年中的饥肠辘辘，想到他对故乡和亲人深深的思念，想到家中妻子对他无尽的牵挂，想到“近乡情更怯”的担忧，想到“飞鸿踏雪泥”的变迁等等。我们仿佛看到一场“风雪夜归人”的影片，一个旅人在大雪中踽踽独行，远处有一盏灯为他而亮。也许他刚经历了一场征兵，经历了一场边塞的血流成河的大战，而风雪中那希望的灯盏正是他活下去的希望和动力所在。这里的“杨柳”和“雪”已不再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中的景物，而是随着主人公的思绪鲜活了起来，与主人公融合而成一个有感情、有灵性的统一体。

在这里，我们可以触及诗歌的“真空地带”，一个现实世界之外温情想象的境界。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他还用“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来形容这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空灵玄远的诗境。我们经常说“诗言志”或“诗缘情”，而这种“志”和“情”的抒发经常要建立在具体的山山水水、风物民俗上，这种诗歌创作手法由来已久。例如用“春风又绿江南岸”这样充满色彩感的画卷来寄托思乡之情，用“一枝红杏出墙来”来衬托满园的春色。再如在唐诗压卷之作的《春江花月夜》中，通过“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这样的春景来抒发“人生代代无穷矣，江月年年总相似”的生命哲思。而其中的思乡之情、盎然春意、生命哲思却绵密隐藏在艺术的穿针引线之下，需要读者静静体悟、细细玩味。这有些像珍馐的美味，单看实物是没用的，还要品一品其美味；又有些像空谷幽兰、像远山佛音，单靠远观、靠遥听无济于事，还要走近它们的世界，静心体悟其芬芳的花香、悠远的禅意。这即是诗歌实物实景之外的一方辽远广阔的思想天空。

探讨传统诗歌艺术的“虚”与“实”，绕不过一个话题，即诗歌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在传统古典诗歌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仿佛两条河流，并行不悖地发展着，最终又水乳交织地融合在了一起，彼此难解难分。关于中国的第一首诗歌，有两种有争议的说法，一种是说诞生于山西襄汾地区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另一种是说诞生于吴越地区的《弹歌》：“断竹、继竹，飞土、逐肉。”无论是哪一种，都与原始劳动有关，都充满着浓郁的现实主义气息。这符合一般艺术创作的发展规律，先是实实在在的述说，后来逐渐融入一些艺术的手法。诗歌在诞生之初，绝非庙堂之上的高雅之物，而正是在民间劳动中诞生的。如《诗经》，这个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来历，一种很广泛的说法便是“采诗说”，即广泛采集流落民间的诗歌汇集而成。实质上，占《诗经》大部分篇幅的“国风”，便是各地民歌的集合体。这说明，在中国源远流长的诗歌传统中，现实主义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而在南方，稍晚于《诗经》，中国也诞生了另一座浪漫主义高峰，即《楚辞》，并催生了浪漫主义大诗人屈原。《诗经》和《楚辞》的诞生，是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所谓“诗骚传统”，是中国传统诗歌的两个根茎，在这棵兼具现实与浪漫的华夏诗歌大树上，衍生出了山水诗、田园诗、边塞诗、宫廷诗、游历诗等枝繁叶茂的诗歌体系和浩若星辰的优秀诗人。还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意象，比如用柳树表达挽留，以月亮寄托思乡，借鸿雁表达羁旅之苦等。无论是这些诗歌体系或意象，都有意无意地整合着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融入了借实物来抒情言志的创作手法。

自1917年新文学发轫迄今，整整100年时间，是中国现当代诗歌艰辛探索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这种虚虚实实相互交织的现象一直绵延不绝地延续着、此消彼长地变化着。出版于1920年的胡适的《尝试集》是第一部白话现代诗歌，由于是第一部，所以有很多确实太白话，太实在，以我们今天对文学艺术的眼光来看，甚至很难称为诗歌。比如第一首《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乍看，这首单纯的诗歌无非白描了两只蝴蝶翩跹飞舞的场景，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更多的东西，但这首诗却开启了白话诗创作的先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时期的诗歌呈现出两个潜在的走向：一个是以诗歌承载社会改造功能，一个是诗歌艺术的探索。前者如1932年2月成立于上海以《新诗歌》为机关刊物、以“捕捉现实”为宗旨的中国诗歌会诗派，成立于1937年9月以《七月》为核心刊物的七月诗派，融入了诸多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和现实主义的突进精神，体现出的“实”的成分较多一些；后者如1923年由胡适、徐志摩等倡导成立的格律诗派，由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倡导成立的现代诗派等，更多执着于诗歌艺术的探索，融合了更多诗歌创作的“虚”的成分。而在更多的诗歌创作中，这种虚与实更多的是交织在一起的，体现为革命与浪漫主义、现实与诗艺探索相伴相生的倾向，产生了郭沫若、戴望舒、艾青、穆旦等一流诗人和一大批优秀诗作。

这种“虚”与“实”交织发展的“平衡术”，并非能在每个时代都进行下去，在笔者看来，在新中国成立后，至少出现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有意识的倾斜。一次是1949年至1966年文革爆发前的所谓“17年文学”，这一时期诗歌告别了苦难的岁月，诗人开始歌颂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人民，但由于政治因素的过多干预，诗歌缺乏足够的含蓄，无论是1950年代的颂歌还是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以及政治抒情诗等，都表现得过于夸浮、过于直白、过于实在而缺乏蕴藉。一些老诗人呈现出两种走向，要么“摧眉折腰”迎合时势快节奏创作出一大批大白话似的打油诗歌，要么被迫离开诗坛。这一时期的诗歌明显呈现出“实”的倾向性过于强大；第二次是在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前期，朦胧诗派的创作，呈现出“虚”的成分过多的走向。舒婷、北岛、顾城等诗人充分运用的古典诗歌的“意象”，打破前辈诗人“政治抒情式”的诗歌取向，如用“橡树”代表女性独立（舒婷《致橡树》）、用“黑眼睛”代表特定时代的思考（顾城《一代人》）等等，这些“意象”的存在，给读者带来了新的审美体验，也开拓了读者的审美空间。但这种“意象”追求在成就了朦胧诗的同时在后期也走向了极端，后期朦胧诗“意象”的过度贵族化、精英化和晦涩难懂，也使其丧失了大众读者群，成为后来更年轻一代诗人——新生代诗人抨击的对象。

一定程度上说，正是由于后期朦胧诗“意象”的过度晦涩难懂，才使得19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以于坚、韩东、伊沙等为代表的新生代诗人强有力的排斥和反驳。其中向“实”的走向，对我们今天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全方位的影响。笔者将在以下篇幅重点论述新生代诗人的这种“实”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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