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话语的实验与创新——长篇小说《南荒记》艺术特色分析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3-05-18 17:45

原标题：文学话语的实验与创新——长篇小说《南荒记》艺术特色分析

刘鸿伏是当代著名散文家、诗人，1993年他以卓异的散文创作实绩获得第九届湖南省青年文学奖，特别是散文《父亲》入选苏教版高二语文课本及人教版高等职业学校《语文》。他出版的散文集有《绝妙人生》《雅奏》《人间序数》《父老乡亲哪里去了》《板桥上的乡愁》《时光里独行》《一枕落花香》《屋檐下的南方》等，作品空灵清峻、文气勃郁、意蕴悠远。

他还出版了20余部文物考古专著。2019年12月，花城出版社推出他的长篇小说《南荒记》，该书出版以来好评如潮。知名文学评论家刘艳评曰：“《南荒记》突破了一般抒情性、散文化小说相对短小的局囿，做到诗性、抒情性和故事性兼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这说明作家在文体探索方面——对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技巧融合的探索不同凡俗。”

在我看来，《南荒记》不仅思想独特，而且在小说语言艺术探索方面有重要突破。小说中南方乡土人物个性化语言让人亲切新奇，富有寓意的魔幻话语和象征性语言融汇自然，为当代小说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艺术模范和可能。

南方方言融入乡土叙事

《南荒记》以作家童年少年生活为参照，通过文学话语的苦难叙事，表现出特殊年代的集体迷茫和个体忧伤。岁月渐行渐远，但那种刻骨铭心的日子，依然让人深思和怀念。

刘鸿伏来自古老的梅山腹地，梅山文化是湘中地区一直保存较为完备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是湖湘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保留着丰富的原始文物，存留着人类原始思维特征、行为方式等文化信息，具有浓郁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它属于中国文化两大主流之一的荆楚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支脉，与其他区域的文化共同架构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所谓“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是指人们隔十里说话就会变腔调，隔百里人民生活习俗就不相同。可以说，湖南是南方方言生存的重要土壤，是南方方言复杂地区，属于古楚语核心区域，而楚语则是湘语的祖语。时过境迁，在社会转型的进程中，以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文明以釜底抽薪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汉语方言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及文化空间，改变了方言持有者的文化心理，导致方言文化生态链逐渐断裂。特别是互联网迅猛发展，文明交流越来越频繁，语言的交融同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然而，作家在作品中对方言的合理运用，无疑可增加小说的乡土味及地域色彩。小说中的方言土语所呈现的特殊审美价值，可让读者在艺术审美中感受湖湘文化的深刻意蕴。

湖湘地域保存着许多有传统特色的民间文艺形式，尤其是歌谣。小说作品中融入民歌民俗，也曾经是作家进行小说创作中的一种风尚。沈从文曾这样说：“任何一个山中地区，不论早晚都可以听见各种优美有情的歌声。”沈从文的作品中较多采用白话方言和民歌，爱情和信仰是其主要内容，体现了湘西的风俗民情。如《神巫之爱》中神巫唱的就是巫师为人还愿迎神的歌，它的内容和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显然，刘鸿伏受到了沈从文乡土小说的滋润和影响。

《南荒记》具有浓郁的湖湘特色，这种特色主要体现在其大量使用充满乡土味道的方言词、修辞、俗语和歌谣等，读者可以通过其语言蕴含的自然感，更好地体会其精心描画的“湘中世界”，南方方言使他的小说始终保持一种强烈的野趣和蓬勃的生命力。

阅读《南荒记》时，感觉是身处于湘中巫风氤氲之地，仿佛是在跟当地的民众对话，让人情致盎然。如小说写人物对话：“刘务去找三麻子，却不在屋里，三麻子娘告诉刘务，三麻子到芦花村砍柴去了。还问他：你怎么不去砍柴？小孩子不要学懒了，不然将来会讨不到堂客呢。”（作品引文均来自花城出版社2019年12月版《南荒记》，下同。）“堂客”是湘中方言，也就是“老婆”的意思，这段对话表现的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孩子的勤劳质朴，这跟长辈和父母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

再如“刘务记得，自己每年生日，娘亲都会在火塘里烧一个鸡蛋递到自己面前，并说：我崽今天长尾巴哦，吃了烧鸡蛋就不会夜里尿床了，就会长得又高又壮了。”这里的“长尾巴”就是指孩子过生日，又长一岁了。吃了烧鸡蛋就不会夜里尿床了，这也许符合一定的医学原理，也许是一种民俗。

小说写到刘务童年的诗意时光：“箍箩大的月亮从东边升起来，照着刘务和爹，还有晚归的农人，以及这尘世上的事物，恍如古老的剪纸。”“刘务听三麻子这么说，心里吓得不行。东山一角，月亮已露出半个头了，凉飕飕的风吹在脸上，刘务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背后仿佛有人追着自己跑，壮起胆子回头看看，又只有自己的影子跟着。转过一片竹林，听见林子里沙沙的响声，好像有人站在高处朝自己撒沙子。”这里的“箍箩大”“凉飕飕”“撒沙子”等都是湘中一带的方言词汇，用在这里别有一番韵味。

“方言叙事”是一个不断更新的野气横生的文学现象，充满着人间烟火与民间文化活力，叙事的现代性，使之散发出一种生动的异质性与不可遏制的生命力。与沈从文的乡土话语相比较，无论是“湘西”凤凰，还是“湘中”安化，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南荒记》这部小说中还不时写到观天象的民俗谚语，如“晚空布满鲤鱼鳞，农谚云：天上鲤鱼斑，地上半年旱啊。爹一脸愁苦。”晚霞呈现“鲤鱼斑”，来日必定是大晴天。民俗与俗语大多是由人民在劳动生活中的经验积累而成，具有地方特色。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常引用一些方言俗语，通俗易懂，口语色彩浓厚，如《边城》中：“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走得好。”“炒菜要人吃，唱歌要人听。”这些俗语生动真实地重现了湘西的风俗人情和生活趣味，字里行间流露出浓郁的乡土气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南荒记》人物对话也喜欢用俗谚俚语，如“爹常说，天不生无禄之人，地不长无根之草，每个人都有一兜露水草养着，只要勤快，阳世上是不会饿死人的。”沈从文作品中含蓄清丽的语言植根于湘西世界的土壤中，体现了他对自然质朴人性的向往和尊重，凸显出山乡人性独有的风韵与神采。

刘鸿伏《南荒记》中虽然也运用了方言特色的一些词语和表达方式，但他没有任由方言土语在小说叙事中铺排恣肆，而是很有节制和技巧的，并不影响阅读节奏感、流畅度，而能够产生一种魅惑感和别有韵味，让平凡不过的乡村场景、物事，平添许多韵致。文字中散发出一种清新自然，读者在阅读时能够油然而生一种真实感和亲切感。

诗性文字表达乡村情怀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文学也是语言的艺术。刘鸿伏是一位语言意识很强的作家。小说故事性与抒情性都很浓烈，这些与他早年的诗歌训练有关。作家先写诗歌，后写散文，再写小说。因此，《南荒记》语言流畅顺达，极具美感。小说的语言有隐喻性和跳跃性，有弹性亦有张力。可以说，《南荒记》就是刘鸿伏文学话语活动和驰骋的实验场。

《南荒记》在文本叙事中大量使用修辞，有形象生动的比喻、整洁凝练的排比、寓意深刻的象征等，运用独到，想象丰富。特别是小说中湖南乡土语言、人物个性对话和象征性表达相互交融，使小说显得清丽隽永、诗意盎然。

灵动诗意的描述。我以为，刘鸿伏已深得文法之妙，其小说语言清新、鲜活而灵动。如“夕阳像满世界流动的金子，辉煌到无以复加，风一样跑跳的少年仿佛金帘子上跃动的一个光点。” “从破旧的木窗外涌进来的，一半是月光，一半是雾气。”“山里的岁月总是完整的，缓慢、清澈。没有灯火，更接近自然之道，睡和醒都跟太阳同步。”前一句写月光安静，而用一个动词“涌”字，便写出了月光的动态之美；后一句说岁月“清澈”，凸显出山村的寂静和纯美。

还有“那鸮鸟是不祥鸟，平时不开口，一开口就会有死人的事发生。鸮鸟在樟树上连续叫了三声，第一声短促而急迫，突如其来，让村子里所有上了年纪的人都吃了一惊并开始忐忑不安，怀疑有祸事落到自己或者家里老人头上。第二声起伏悠长，带着拖音，好像要把什么不吉利的暗示送到每一双耳朵里去。第三声，似乎是仰起脑壳朝天上叫的，那声音落下来时，仿佛极其锐利的铁屑，散落进人的心里，能割伤世上任何东西。”这里描述“鸮鸟”的三声鸣叫，魔幻而尖新。

情韵交融的风景。刘鸿伏一生好学不倦，具有深厚的文化功底，加之阅历丰富，善于思考，所以他的小说语言富有浓郁的人文色彩。小说中不少地方情理并茂，具有丰沛的文化蕴涵。如“鸟是自然的精灵。虽然小，玩的却是天空。无路的天空只供流云和飞鸟逍遥，鸟这种潇洒出尘的美丽生物，活在天地人间，要比尘世上疲累的人类快乐。”“这天地人间，除了风雪，万事万物都不语、不闻、不见，进入参禅的境界和神佛的境界。雪地里挑柴的少年，幻化为一个小小黑点，像一个执念，不停地朝前移动着，仿佛一只渐渐隐匿不见的蚂蚁。”这里抒发的是人生的浩茫与无奈，印记着沧桑岁月的流影波光。

感觉转换等修辞运用。“感觉转换”又称“通感”，它是把两种或多种感觉沟通起来，调动多种感觉器官，从不同的角度去状物抒情，以增强艺术感染力，使语言表达显得新颖、别致，耐人寻味。钱钟书先生的一段言论，无疑可以作为这种“感觉转换”手段的旁证：“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动或交通，眼、耳、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线，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锋芒。”

心理学的有关实验也表明：人们这种感觉相通的联想是完全可能的，它是一种正常的感觉挪移、转化和渗透现象。如“刘务躲进柳树阴凉里去，知了的叫声密密麻麻落在脑壳上。”作者在这里运用了积极修辞中的“通感”手法，“叫声”是一种声音，刺激的应该是人的听觉系统，但作者说成是“密密麻麻地落在脑壳上”，刺激的是人的“视觉”系统和“触觉”系统，实现了感觉转移。又如“刘务走出堂屋，太阳像一朵向日葵开在天上，他听见液体的光从屋檐倾泻下来，哗哗地落在台阶上。”作者在这里频繁地运用积极修辞手法。“太阳像一朵向日葵”这显然是比喻，说“光”是液体，这是视觉转移，它“从屋檐倾泻下来”表现出光的动态，至于它落在台阶上还发出“哗哗”的声音，这显然是视觉转换为听觉了，足见当时太阳光的强烈和灼热！

“晚霞像胭脂一样在西边天际流动，滚烫的落日‘扑哧’一声掉进山那边的大河里去，惊起一滩鸥鹭。”落日西沉是可视可见的一种情景画面，用‘扑哧’一声激发听觉系统，写出了太阳下山的突然与律动，巧妙传神！再如“撑船的人戴斗笠披蓑衣，出没在烟波里，那篙，斜进浪涛去。”“斜”本是形容词，在此起到动词的作用，“斜进波涛里”显得有情趣有韵味。“阳光忽然寂寞，竹凳和灶屋都寂寞了。屋角西边桃树上的蝉声，落下来，仿佛落到苦日子的尽头，隐约没了。”这些充满弹性和张力的文学语言实验，我读起来感觉非常亲切、轻松和快乐，不经意间可能会心一笑或拍手叫绝！

在《南荒记》中此类隽永清新的句子还很多，如“那寂静就如一匹无涯的丝绸，将天地间的一切笼罩并且无有罅隙。”“偶尔，他会关上那门，隔断一河恼人的涛声。”这些诗性文字点亮了文本，也让读者获得了阅读的惊喜。当然，作者在运用诗意语言的同时，也积极从生活中吸取语言为我所用。

魔幻话语虚化感伤岁月

一部《南荒记》，简直就是一部湖湘民间人物的“草根杂传”。其间写到乡间、民间各色人物形象，如阉鸡的阉匠和拥有神秘莫测传奇经历的瓦匠。刘务那被关在坚固木笼子里的疯叔、在河岸边捡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婴露水并把她含辛茹苦养大的驼背四爹、与屠夫打赌赢了许多猪板油的毛五、刘务的老师陶爱爱、刘务的老老舅、刘务的娘亲、刘务的爹、刘务的奶奶，甚至刘务年纪尚小的弟弟细伢子等，都是《南荒记》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作家就像是一个湖湘说书人，不紧不慢地讲述乡土民间故事，回忆着乡村的流年往事，在娓娓道来的故事中，描述了一个又一个性格鲜明又很接地气的民间奇人。他们虽然都是草根人物，但是能救灾救难，有情有义，心怀良善，他们虽然是普普通通的凡人，但又确确实实是行走在湘山楚水的“活菩萨”。

抒情性作品通常呈现一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诗意想象空间。作为一部小说，《南荒记》的叙事结构和节奏带有散文化倾向。作家采用细腻的笔法，用最充沛的情感来抒发自己对故乡最真诚、最纯洁的爱。小说中既有近乎散淡的日常生活书写，也有如诗如画的风景描绘，这让作品变得很唯美，读起来很畅快。

如“初秋的田野与微风，让人和蜻蜓都很快活。这快活仿佛看不见的触须，搔得人心里直痒痒。”这语言直击读者心灵。

刘鸿伏很注重人物活动环境的营造，尽管小说写的都是小人物，他们都生活在极其贫困的现实里，但小说却为人物活动安排设置了充满诗性和人情的社会环境——艰辛的岁月里也有美好的人性。

如“阳光忽然寂寞，竹凳和灶屋都寂寞了。屋角西边桃树上的蝉声，落下来，仿佛落到苦日子的尽头，隐约没了。”“在巨大的樟树下看不清天上的星星和月亮，甚至看不到幽渺晶蓝的苍穹，却能听见白鹭在巢里不安的声响，还有间或从头顶传出的一两声啼叫，轻轻的、细小的，传递天地间某种神秘的消息。刘务想，在无边无际的沉寂里，这轻轻的细小的啼鸣，让人好生困惑啊，就像是一个不可解读的预言或者预兆。”“深秋来临的时候，河水清浅了许多，溪涧也瘦了。山上草木落叶的落叶，红黄的红黄，已然呈现一派萧瑟，风从水边山脚吹过，如笛如箫，让人感觉着一份平时没有的落寞清凉。”这景物描写清寂，却富有惊心动魄的艺术魅力。

又如“风过渔梁坝，吹过头顶，翻动着大地的书页，人间的苦难和欢喜，仿佛就是长进血脉里的段落，删也删不掉，抹也抹不平。但这部书却是沙之书，永远无头无尾，无休无止，你看见的文字会很快消失，但它们又会在别的章节、别的页面不断地再生长出来，而你却永远无法找见。渔梁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惊叹号，刘务和老老舅，只是这部大书里永远找不见的一个字或者一个标点。”千百年来，这一方乡民不但克服了偏居一隅、条件苦寒的生存之苦，而且顶住了难言的心灵焦虑，他们在这奇特的逆境中不屈不挠、奋斗不息！

作家在叙述故事、推动情节时，还不时来点幽默，但刘鸿伏的幽默不是那种轻松的谐趣，也不是开怀放肆地大笑，而是一种带着淡淡苦涩的微笑。作家对于现实生活的评价，不是那种尖刻的、金刚怒目式的，而是淡化和过滤了愤激之后的冷静言说。他的幽默，是在历经了起落沉浮、坎坷波折的道路，或阅尽了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人生世相之后超拔的人生风度和写作心态，是对世事平静通达的洞彻以后而产生的会心反讽，苦涩但不绝望。（张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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