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因为工作错过了多少美好｜单读九月 Pick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3-09-28 09:20

原标题：人因为工作错过了多少美好｜单读九月 Pick

我们单（读）方面宣布九月结束了！

上周一，我们发布了一条关于工作和劳动的诗歌选，在持续思考了半个月“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做什么，我够努力吗？”之后，终于能够和工作暂别，迎来下半年的第二个长假期！

已经很久没出远门的编辑们，从天南海北发来了旅途书单、影单、专辑、以及推荐的展览。是时候逃脱两点一线的生活，放下一直随身携带的焦虑，用一段悠长的时间来进入新的世界，“不再问自己是否耽误荒废了人生，错过了一些职业”，毕竟“我不能为了掌握一门学问或技能，而失去欣赏太阳及月亮的机会”。

希望无论出行与否，我们都能够“四处漫游，总是感到幸福满足”，祝福大家度过一个愉快假期！

吸引我们的展览

Exhibition of the Month

玛丽亚·拉斯尼格：火星来客

作为一个相当业余的艺术观众，看玛丽亚·拉斯尼格的展览，最有意思的是两件事：一，根据作品的年份，计算这是拉斯尼格多少岁时画的画。二，细细研究拉斯尼格给作品起的名字。

玛丽亚·拉斯尼格出生于 1919 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学画画，一直画到千禧年后，创作生涯长达七十多年。经历动荡的二十世纪，她作画的风格虽然迈过几个阶段和主题，探索的方向却一致且深入——自我，一分为二的自我，数个作为怪兽、机器人、外星人，甚至看不出形状的自我。34 岁时，她在画形状的相互占领，《区域切分》；54 岁时，她在画人在机械控制下的变形，《戴嘴套的自画像》；84 岁时，她在画自我与自然的搏击，《迎难而上》，都关乎个体在外部侵袭下的脆弱。在画画中发泄、揭露与疗愈，一直到老，也令人羡慕。

而且，如果拉斯尼格没有成为画家，她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学家，或者诗人。看看她给作品起的名字！《我会给你在来世写信》《请再温柔一点》《很快，我会身处云层之上》，还有在双重存在的主题下，拥有两个名字的画作，《悲剧二重唱/夸张二重唱》《三国交界/国家的和解》等等，与画作本身往往不是直接对应，而像是一个谜语的两个谜面，画和名字成为仿佛成为诗的两行。这是否也是拉斯尼格在表达上的有一种重影？就像她自己评论自己的画：“完整统一，不过是痴心妄想。”

打动我们的专辑

Album of the Month

眠月线

康士坦的变化球

《眠月线》是台湾阿里山深处一条沉寂的百年铁道，曾经是通往阿里山的主线之一，沿途能够看见森林、铁道、车站、废弃林业工作站等各具特色的景观，却在世纪初经历地震和风灾后，成为了被遗忘的角落。没能再作为开放场域的眠月线，意外地保留了最纯净的自然景象，在近两年开始吸引小范围的徒步人群前去探险。

康士坦的变化球以眠月线的重新焕生为灵感，在乐团成立十周年之际，发布了第三张专辑。不同于热门的前专《搁浅的人》和《更迭》，《眠月线》整张专辑的作词风格更加直接，在康士坦最擅长的年轻世代的丧气独白之外，选择了更为平坦却仍有记忆点的编曲。尽管词曲变得看似简洁有力，新的专辑所想表达的情绪却更为隐晦——即使崩坏、失落、被忘记也没关系，美好的事物总是不可逝去的。康士坦以这张专辑为主题的巡演也将开启，可以去现场听听看！

帮助我们思考的书籍

Books of the Month

你是否思考过这个痛心的事实：

今天活着的人

只是被丢弃的生命的渣滓？

身为伊朗最富盛名的女性诗人之一，芙洛格·法罗赫扎德的诗歌一直以其强烈的女性主义为人所知。她写作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离婚都尚是禁忌的伊朗，将对于爱、性、浪漫的大胆书写，作为自我表达和社会抗议的手段。

在连续创作了三部以女性身份的内省和自白为题的诗集后，芙洛格开始转向更为广泛的视角，写于 1958 年的诗集《反叛》，对宗教的神圣性提出了质疑，“将自我崇拜的奖杯摔碎在石头上吧，和我，一个凡人，一起坐一会儿，”之后的《重生》和《让我们相信这寒冷季节的黎明》，她的探索从个人来到社会层面，开始质疑更普遍的一切，将所处时代的混乱与虚空作为重要母题，“我害怕丧失心灵的年代，那么多游手好闲，那么多疏离冷漠。”

我们能够从这本几乎收录了各个时期诗歌的诗集中，清晰地看见芙洛格创作的转变，这一转变并非是厌弃对于自我的叙述，而是通过沉浸于更为广大的一切，在对于普遍事物的审视中，完成对于自我的探索。

最早知道瓦尔泽的时候，中文世界几乎没有他的作品，我还没有成为编辑，只是一名在校学生，但差不多是在认识瓦尔泽的同时，有了想当编辑的冲动，或者说是想当瓦尔泽这种作者的编辑的冲动。那是在看到《作家和出版人》这本书时，书里提到了黑塞、布莱希特、里尔克、瓦尔泽这四位作家和他们的出版人，其中，唯独瓦尔泽我未曾听说过，但也只有在看到瓦尔泽这一章时，我深深地陷了进去，感受到一种精神上迟来的共鸣：“在我周围总存在着这样的阴谋，它想把像我这样的害虫赶走，一切与自己世界不相称的东西都要被它优雅而高傲地清除出去。我从不敢硬挤入他们的世界，我甚至连瞄一眼的勇气都没有。所以我生活在市民生活的边缘，这有什么不好呢？”是啊，这有什么不好呢？！即使是做一个失败者，做一个边缘人，又能怎样呢？我带着对瓦尔泽的热情去图书馆搜索，却失望而归，只找到了他的诗集《月亮是夜晚的伤口》，有点像看到一盒上了锁的宝藏。

而今，从一本别人写瓦尔泽的书开始，大家逐渐开始关注他了。去年出版的《与瓦尔泽一起散步》一书中，人们得以认识到这个赤诚、纯粹且热爱散步的人。瓦尔泽在一个雪天，死于一次散步途中。近期，瓦尔泽的长篇处女作《唐纳兄妹》（此书已公版，有更多译本在路上）出版，这是一本自传性质的小说，主人公和其身边的人几乎都是瓦尔泽和他兄妹姐妹的原型。这本书我断断续续读了应该整整一个月，才读完，不是因为不好读而读得慢，而是因为好看到想处处划线，每天读几页就足以支撑我的一天。它没有太多剧情，是散文式的诗意写作，可以随时停下来，也不妨随时进入。在午休时刻，从纷繁的工作中出走，允许自己晃一会儿神，想象进入主人公西蒙那样的生活，不停地更换职业，漫游在各个地方，抛掉那些世俗之见，在诗意的句子里，感受大自然的美好，“不再问自己是否耽误荒废了人生，错过了一些职业”。毕竟，我们错过的，何止是这些。“您可以想象，人因为日复一日地工作而错过了多少美好的事物啊。我不能为了掌握一门学问或技能，而失去欣赏太阳及月亮的机会。”

越来越多的人在问，年轻人为什么不上班了？为什么不努力了？但其实我很好奇，是什么原因能让它成为一个探讨的话题，为什么没有人反过来质问，人为什么一定要上班？一定要努力，要有所作为？工作是一个人必须做的事情吗？我们的社会可以允许年轻人一事无成吗？而这个问题，便是《唐纳兄妹》要探讨的：“活在自己内心世界的人如何适应外部世界；在一个充满异化和复杂关系的世界里，纯粹的内心世界如何被拯救以及如何存活下去。”书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可以看到主人公西蒙或者说瓦尔泽本人对此的态度。“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您迄今为止都做过些什么？”“我叫西蒙，迄今为止我一事无成。”这样坦诚的回答，我想，很多人是无法说出口的。当人们在不断更新履历，往上添砖加瓦，试图让自己看起来颇有成就，生怕自己比别人少了什么可比较的资本时，也有人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并对生活感到满足。

最后，借用原版书编辑的这段话结尾，献给所有身处困顿和迷茫的年轻人，希望我们都能从中找到重新审视工作和坦然面对生活的勇气和态度：“我认为，西蒙是所有兄弟姐妹中一个真正的人。他四处漫游，总是感到幸福满足。而在小说结尾，他一事无成，一无所有，不过是供读者业余消遣的一个人物形象。他的职业生涯是失败的，但只有这种失败的职业生涯才会给世界带来一点启示。”

中国的妇女运动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但作者孔慧怡在一开始就提醒了我们，主导运动的是男性，他们提出的“反缠足”和“兴女学”，是想“把这资源引进强国兴邦的大潮中”，“通过对家中男性的支持和培育，为增强国力作出贡献”。不过，变革就此开始了，对“新女性”的想象几经更迭出现，到了新文化运动，“婚姻自主和离婚”成为了反抗传统家庭的重要议题。理论上它解放了女性，但是事实上呢？这本《五四婚姻》写作的就是从旧到新的浪潮中，女性真真切切的遭遇。

孔慧怡将七位女性的婚恋故事从过往男性主导的传记叙事中挖掘了出来，她们是朱安、许广平、江冬秀、曹珮声、张幼仪、陆小曼和林徽因。我们对这些名字并不陌生，因为与她们关联的都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知识分子——鲁迅、胡适、徐志摩。也确因此，关于她们还有相对充分的资料留下来，让作者在细细爬梳之后看到她们鲜活的模样，更多的女性则悄然消失在历史中。

她们之中，有的从小接受传统对女性的规训，缠足，不识得几个字，是中国落后一面的具身体现，因而遭到接受新文化洗礼的丈夫的冷落，甚至抛弃。这些大知识分子的追随者总是强调她们的“不够格”，在文化上的低一等自不必说，还要指摘她们的容貌和性格。但他们（包括要追求新生活的丈夫本人）没有想过，一个旧式女子突然被告知过去奉为金科玉律的东西都不再奏效，她该怎么办？不能决然对抗旧习的她们并非不想，而是不能。他们也未曾关心过她们的心灵，她们未必不对自己的处境有所觉知，未必不对外界的新变化有所了解，未必不在自己的人生中有可亲可敬的品行。在孔慧怡的笔下，她们每个人都有过自己的光亮，而那光并不来自光芒万丈的丈夫。

令她们的丈夫坠入爱河的，便是与这“旧”相对的新女性。她们幸运地出生在不错的家庭，在家中男性的支持下，有了学习的机会，且在日后经营出自己的事业。但她们的人生，也不像预想的那般，全然是自由与明媚的浪漫模样，她们的痛苦一方面源于当时动荡的时局，另一方面则是如影随形的旧的阴影。许广平曾引朋友语：“尽管在社会上大吹男女自由平等，要女人出来谋生，经济独立，一说到自己的女人就什么都两样了。”在新旧夹击之中，新男性一不留神暴露了文化惯性，新女性也时常在不同的选择之间被绊住了脚。

知识分子与女人的故事，已经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很久了，《五四婚姻》则郑重地将其变成了一个议题，不单因为婚姻在当时的文化意涵，更因为女性的命运与之牢牢捆绑在一起，哪怕在今日。虽然我们身处的早已不是裹小脚、不让女性接受教育的年代——于是，有人就觉得现在的女性地位已经很高了，但在阅读《五四婚姻》时，并不觉得那只是一段留在过去的历史，而时时能对应今天女性面对婚恋问题时的苦痛。

另一十分可贵的地方是，孔慧怡进行的是将心比心的写作，将女性放回自己的处境里，不轻易批评。什么是“新女性”的争论亦延续到了今天，我们还是习惯设定一个框架，要求女性立刻从一个“旧”框架进入一个“新”框架，对一个具体的人做着是不是“真的”女性主义的审判。但如果阅读过这些女性成长的点点滴滴，便很难再说出“你不够进步”的指责，因为成为“新女性”是一个与个性、家庭、社会、命运等缠绕在一起的过程。

让诗人来写小说，会读到许多令人心惊的形容：

“我脱下我们的母语，戴上我的英语，像一副面具，好让他人能看到我的脸，进而再看到你的。”

——这是在说出生于越南，长于美国的他，竭尽所能，为不会说英语的母亲当翻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他给母亲的老板打电话，告诉他母亲下班回家后，会在浴缸里昏睡过去。他成功地让母亲的工时缩短了。这本书就是写给不会读写的她的一封长信。

“有时候，别人对你温柔以待，反倒好像证明了你已经被毁掉。”

——这是在说他在农场打工时里遇见了农场主的孙子崔福，他们常常一起躺在谷仓里。那时候，他开始领悟，爱就是猎物终于能够选择将自己交与猎手，而不是被迫。暴力本来是他在成长过程中习以为常的事。

“有时，当我满不在乎的时候，我会以为伤口也是皮肤与自己重逢的地方，两边互相询问，你去哪儿了？”

——这是在说他于暴力相处的方式。外公是美国大兵，父亲是暴力狂，但他拒绝成为战争的产物、暴力的果实。因为那暴力虽然穿过了果实，但没有被毁掉的果实，可以相互询问，相互命名。

“我没和你在一起，是因为我正在和除你之外的一切打仗。”

——这是在怀念崔福。可能也是在说，作者写下这本基于个人与家庭经历书，本就是与一切打仗的痕迹。

《大地上我们转瞬即逝的绚烂》是一个温和的名字，但是打开这本书，里面是将创伤变化为笔迹的努力，是一个文盲母亲的诗人儿子尝试解释一切的努力。因为一些可以预见的原因，编辑或译者作了腾挪，这本书的中文版才能出现在我们眼前。如果有机会，可以再读一读英文版，里面还有一句很美的话，“我们的衣服像绷带一样掉落”，这本书也像绷带一样，落成文字也是结痂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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