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一首诗摊上死罪，为何文字会成为祸患？你看避讳文化有多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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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三十九回，宋江浔阳楼题了一首诗，然后莫名其妙就进了监狱。话说这首诗是如何被操作成“反诗”的呢？

造谣全凭一张嘴，如果没有黄文炳，宋江的一首诗也就只是一首诗而已。但因为有了黄文炳，一首诗就变成了“文字狱”，其中的奥秘就在于“解读”二字。

蔡太师给儿子蔡九写了封家书，上有市井小儿谣言一则，如下：

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

且看黄文炳的“解读”，他说“耗国因家木”，耗散国家钱粮的人，必是家头着个木字，便是一个“宋”字。第二句“刀兵点水工”，兴起刀兵之人，水边着个工字，便是个江字。

就这样解读出“宋江”二字，刚好宋江又是山东郓城县人，于是宋江就被扣上了反贼的帽子，那么，那首反诗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

说白了，那首所谓的“反诗”不过起到了一个助攻的作用，黄文炳真正高能的解读，实际在于蔡太师的家书上。

由此可见，文人的“诗文”本身没有错，它只不过是被有心人利用的工具，错的是故意曲解它的人。

“文字狱”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流行，这与汉字本身的特点有很大关系，本文就来深度探讨一下被“利用”的文字。

避讳文化的极致--文字狱

汉字作为民族文化的DNA，从音、形、义全方位展示着它强大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底蕴，其中就有一种避讳文化。

如唐高祖李渊，其太祖名李虎，唐时为避“虎”之名讳，故讳“虎”为“豹”，因此将成语“管中窥虎”改为“管中窥豹”，至今仍在沿用。

汉代高祖刘邦，为避“邦”字，遂以“国”替换，由此“邦家”改为“国家”，以此沿用至今。

筷子在上古时代称“箸”，因与“住”谐音，因打渔业忌讳说“住”，于是“箸”为“筷”。

如在《红楼梦》中，林黛玉一读到与母亲名字相关的字时就很避讳，遇到敏字时读作密，写到敏字时必故意留下一二笔不写。

还有像清朝帝王的名讳，雍正上台后，为避皇帝名“胤”，其他兄弟的名字都改用“允”字，很多帝王都是如此。

可见，千百年来，避讳充斥于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

所谓的“避讳”，就是语言文字或生活中的禁忌，出于畏惧、迷信、憎恨心理，或者受制于礼制、政治等因素，导致人们在生活中不敢或不能直接称呼某人或某物，同时在行为方式上也要进行回避。

按照避讳产生的不同原因，避讳一般有三种类型，即俗讳、恶讳和敬讳。

何为俗讳？比如我们常说“梨”不能分着吃，也不能送病人，因“梨”与“离”谐音；送礼物不能送“钟”，因“钟”与“终”谐音；雨伞不能送给要结婚的人，因“伞”与“散”谐音；还有风俗说正月十五不能剃头，因为头发是“旧”年的，如果剃头好比杀“舅”。

所以，在俗讳中大多带有迷信的成分，它是为迎合人们的美好心理而产生的。

何为恶讳呢？最典型的案例来看唐朝的安禄山，唐肃宗时，因憎恨安禄山，就将全国20多个带“安”字的郡县改了名，如安化郡改成了顺化郡，同安县改成了桐城县。

再如北宋靖康之难后灭亡，南迁后建立了南宋。由于对金人恨之如骨，所以皇帝凡遇“金”字均写为“今”字。

明朝人憎恨元人，于是将“元”字改为“原”，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原来、原籍，在此之前是写作“元来”、“元籍”的。

所以，很显然，恶讳就是出于对某人或某事某物的厌恶憎恨心理而产生。

而出于礼制、政治等因素而产生的避讳就更好理解了，比如对君王、尊长的名字或谐音的字，但有时也会闹出笑话。

五代时有个叫冯道的官员，他叫一位先生给他讲《道德经》，开篇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这位先生非常为难，如何避这个“道”字呢，他将“道”字用“不敢说”来替换，于是开篇就变成了“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这不是笑话吗？

所以，敬讳通常是人们在书面语或口头上不敢直呼其名而产生的，大多出于敬重、畏惧等因素。

以上只是对避讳文化的粗略分类，文字狱就是避讳文化的衍生产物，就是利用这种避讳文化发酵起来的。

但是文字狱对汉字的拆解更甚于避讳文化，除了谐音部分，还涉及到了当字的构造。

文字狱的五种类型 因谐音而起的文字狱

汉字音节有1300多个，但其字数却是相当庞大，仅常用字就有数千个，这也就造就了汉字的一大奇观，那就是大量的同音字现象，也就是所谓的谐音。

在历史上因谐音梗而倒霉的儒者也不少，明清时代的帝王最好这口。比如朱元璋，他出身寒微，当过和尚，所以十分忌讳像“光”、“秃”、“僧”等字。同时，他不是还投过红巾军吗？所以对“贼”、“寇”也没好感。

有一次，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上书拍他的马屁，在文书上用了“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词语来赞美朱元璋。

结果朱元璋不但不领情，反而惹来一场祸患，原因就是因为几个字。朱元璋把“光”字解读为光头，“生”谐音为“僧”，说这是在骂他当过和尚。

又说“则”与他老家方言“贼”字发音相似，说这分明是在讥讽他落草为寇的经历，辱骂他是贼。

大怒之下，有野史记载，朱元璋下令居然把徐一夔给杀了，而且据清人野史，因此而遭诛杀的文人有很多，如林元亮、赵伯宁、蒋质、蒋镇、吕睿、贾翥、林云、许元、吴宪等文士。

但这些在正史中却没有记载，不过至少从侧面说明，明朝的文字狱在洪武朝尤甚重。

因构造而兴的文字狱

汉字是方块字，书写很有规律，而且有形体差异，绝大部分汉字可以由构字能力强的812个基本单字、56个部首和75个变体部件“组装”而成。

正因为如此，汉字独特的组合性也成为了文字狱的条件。

比如殊字，由朱和歹组成，野史载，明朝有位叫来复的僧人，为答谢朱元璋请客，于是就写了一首诗，诗中就用到了殊字。朱元璋看后，又是一顿解读，愤怒的说，你用殊字就是说我朱歹！

再如“雍正”二字，去头之后就是维止二字。在雍正年间的一次科举考试中，考试题目为“维民所止”，这句也是《大学》中的话。

但有人就此告发，说“维止”二字是去“雍正”之首的意思。雍正听后暴怒，竟将主主考官查嗣廷革职问罪，然后硬是从其家中搜出一些所谓的反叛证据，最后导致其病死狱中。

然而这还没完，其子遭连坐，家属遭流放，甚至浙江都因此事暂停乡试、会试六年。

因汉字多义而兴的文字狱

汉字有不少字是一字多义，再加上汉字的谐音，音义之间可以相互转换，从而可以产生强大的隐喻功能。

因此，含沙射影之类的文字功能也经常被利用，特别是被擅权者，要么强解语义，要么曲解字义，从而大兴文字狱。

比如，北宋时发生在大文豪苏轼身上的乌台诗案，就是一起“强解”文字狱案。拿他写给皇帝的一篇《湖州谢上表》来看几句，如下：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监察御史将“生事”解读为攻击王安石变法，将“新进”解读为对王安石引荐新人的贬称，另外还说他写了不少讽刺诗。

幸亏北宋重文士，有不杀文人的惯例，苏轼才得以逃过一死，但活罪还是要受的，此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因皇帝专用字而兴的文字狱

在明清时期，有些汉字已成为帝王的专用字，如“赦”、“皇”等字眼，如果不小心用错了，必会引来祸患。

乾隆时代的文字狱盛行，在他执政期间发生过130多起文字狱案。乾隆四十三年，江苏有人为父作传，其中使用到了“赦”字，结果因此字而被告发，还好只是吃了杖一百。

虽然不公平，但作为臣民却无以辩驳。

因忌讳字或名讳而兴的文字狱

常用汉字尽管不多，但有些字在某些朝代并不受欢迎，是统治者十分忌讳的。

比如，清朝人非常忌讳“胡”、“虏”、“蛮”、“夷”等字眼，康熙时有一本记录明末历史史集叫《南山集》，因为其中称呼清人为“胡”、“虏”等大不敬字眼，并且还涉及到清廷特别忌讳的南明史事。

此书刊印十年后被人告发，康熙下令将作者戴世名凌迟处死，戴氏家族男子16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15岁以下男子都沦为奴仆，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职。

对于提供参考资料的人，以及作序的人也没放过，一律处以斩刑，并连坐族人。

一本《南山集》牵连人数多达三百多人，可见，文字狱之恐怖。

此外，还有就是皇帝的名字不能直书，要如林黛玉一般，需要做缺笔处理。

比如乾隆时的江西举人王锡侯，他在写皇帝的名字时，如玄烨、弘历，没有作缺笔处理。此事后来被人拿来做文章，说他有大逆之罪，王本人被斩立决，子孙7人被判斩，其他族人发配黑龙江。

综上所述，《水浒传》中宋江所遭遇的文字狱，其实在历史中很常见，其罪恶程度也远胜过宋江遭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文字只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形式和工具，但在专制统治之下，它却沦为文人的枷锁，被曲解被诬蔑，说来都是文人的辛酸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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