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塞诗人从西域入蜀为何文风大变?阿来元宵节细讲“岑参成都诗”
原标题:边塞诗人从西域入蜀为何文风大变?阿来元宵节细讲“岑参成都诗”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摄影报道
“东风夜放花千。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南宋词人辛弃疾在《青玉案·元夕》中描述的元宵之夜场景令人沉醉,也让一代又一代读者领略古典诗词艺术的魅力。“辛弃疾在元宵观灯的时候,寻找的是去年观灯的美人。今天我们读岑参,寻找的是岑参诗里唐代成都的情形。”阿来说。
2月24日下午,阿来“唐宋诗中的巴蜀与成都”系列讲座之“岑参成都诗”,在阿来书房迎来第四讲。被任命为嘉州刺史的岑参,在前往嘉州之前,先在杜鸿渐的幕府里做参谋,等成都兵乱平定之后再去上任。在成都停留了大概一年期间,岑参在成都这所文化名城探访多处风景名胜、历史古迹,并且像杜甫当年在成都一样,也写了多首纪行诗。比如《陪狄员外早秋登府西楼,因呈院中诸公》《先主武侯庙》《文公讲堂》《司马相如琴台》《扬雄草玄堂》等。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岑参曾在成都登高望远,思接千载,曾前往武侯祠凭吊诸葛亮,到琴台去感喟司马相如,还去看了扬雄的草玄堂。这些具体的细节,阿来在上一讲中已经给予精彩的讲解。
在第四讲中,阿来继续讲解岑参的成都纪行诗,分别是《严君平卜肆》《张仪楼》《升仙桥》《万里桥》《石犀》等。阿来在讲解诗作本身艺术特色的同时,重点讲述了这些诗中涉及的成都城市文史掌故和人文地理概念,比如君平街、支机石、支矶石街、天涯石、张仪楼、升仙桥、 万里桥、石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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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参成都访古都去了哪儿?
唐人岑参在成都到处参观名胜古迹,其中一处是传说西汉文人、学者严君平曾卖卜的地方。如今在成都有一条君平街,就是以严君平之名命名。严君平曾是少年扬雄的老师。看到当年严君平给别人占卜的地方已经荒废已久,他想到一个典故:曾有一个人寻找大河的源头,见妇人浣纱,就问她这是哪里,对方说,此天河也。此人携一石归。严君平看着这个石头说,此织女支机石也,也就是说,这是天上织女织布用来垫机子的石头。岑参把这次访古写成《严君平卜肆》:“君平曾卖卜,卜肆荒已久。至今杖头钱,时时地上有。不知支机石,还在人间否。”
成都西门城墙有一个楼,叫张仪楼。这座楼建了近千年之后,岑参来到成都参观之,写下《张仪楼》:“传是秦时楼,巍巍至今在。楼南两江水,千古长不改。曾闻昔时人,岁月不相待。”
张仪是战国时期魏国人,曾以连横之术游说诸国,入秦后因功为相,相当于当了秦朝的丞相。张仪曾代表秦朝,领着秦朝的大军来征服古蜀国。所以在成都有张仪楼。
在讲述这首诗的时候,阿来谈到成都这座城被命名的典故。据唐代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张仪刚刚筑成都城的时候,土墙筑好又倒了,忽有大龟周行旋走,爬出一个轮廓。当时的人迷信,就照着乌龟爬出来的印子来修,所以成都的城墙不是规整的四方形,而是像一个乌龟。因此,成都曾被称做龟城。到唐代的时候,下雨太多的时候,成都的城墙容易垮,当时就想了一个办法,在城墙上栽芙蓉花。芙蓉花的根系很发达,可以坚固城墙。成都才有了更好听的名称“蓉城”。汉唐丝织业发达,成都又有锦城之称,“成都的名字越来越好听,跟生产力的发达,人们知识、审美的发展有关系。张仪将城墙修起来了,城西南百有余尺,大概就是今天的长顺街、通惠门那一带,叫张仪楼,临山瞰江,蜀中近望之佳处也。至少唐代还有张仪楼,以后慢慢没有了。”
岑参在参观“升仙桥”时,写下“长桥题柱去,犹是未达时。及乘驷马车,却从桥上归。名共东流水,滔滔无尽期”。阿来表示,这首诗里的“驷马车”跟今天成都的地名驷马桥有关联,也跟司马相如开通西南夷后乘坐驷马车的典故有关。司马相如驾着驷马车一直往南边走,大大扩展了汉代的疆域版图。
岑参还去了“万里桥”,写下“成都与维扬,相去万余里。沧江东流急,帆去如鸟翅。楚客过此桥,东看尽垂泪。”阿来说,“万里桥今天还在。这里有一个典故,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曾在此设宴送费祎出使东吴,费祎叹曰:万里之行始于此桥,从此这个桥就叫万里桥。那时有码头,可以坐船顺水而下,到遥远的扬州去。”
阿来
在成都的文史上,跟李冰治水相关的石犀经常被提及,杜甫就曾写过《石犀行》。阿来说,古人迷信认为石头可以压住水怪,但其实李冰治水成功更重要的是讲科学。今天我们来看,把这个石头放在水里,其实相当于一个水文标志,有助于知道淹没到哪种程度需要加高堤坝。岑参对李冰的评价很高,在《石犀》中写道:“江水初荡潏,蜀人几为鱼。向无尔石犀,安得有邑居。始知李太守,伯禹亦不如。”
讲到此诗时阿来提到,如今,有一头石犀存于成都博物馆中,是秦汉时期才会朴拙雕成的样子,秦汉风格非常朴拙。
风格转变背后的艺术探索和时代精神
如今,人们提到岑参,总爱用“边塞诗人”来概括描述,但其实边塞诗并不是岑参的全部,他一直探索新的表达方法,而且诗歌的样式、风格跟时代精神密切相关,这条规律在岑参身上有鲜明的体现。
阿来提醒我们注意,岑参写的这几首关于成都的诗,都采用了一种体例,五言、六绝,“我们或许不是很习惯。因为我们一想到唐诗,总是习惯四句,绝八句,律,要么五言绝、五言律,要么七言绝、七言律,还有歌行体、杂言诗。古体有一个好处,就是比较朴素一点,把意思说出来就行。杜甫来成都的第一首《成都府》,也是五古。杜甫写剑门,岑参写剑门。‘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也是五古。”
阿来认为,岑参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最漂亮的诗是歌行体,不是在四川写的,而是在西域写的,比如我们讲过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如此豪迈。一到四川,他的诗风发生很大变化,他开始有意追求简朴、古朴、质朴的风格,跟此前在西域写的歌行体诗形成鲜明的对照。过去他写歌行体,写得非常充分,汪洋恣肆。为什么会这样?我想了这么久,后来在《文心雕龙》里找到了。这本书评论陆机的文章有一个毛病,就是‘腴辞弗剪’。大概就是说他太琐碎、太啰嗦,用的词太多了,就好像一个人身上脂肪太多就把骨架掩盖了,轮廓感消失了。善于写非常复杂、豪迈的岑参为什么一来到四川,变成了用简古的方式写诗?我想就是因为对象之别。诗人在不同的地方,根据所表现的不同的题材,要追求表现出不同的风格。他不是那种‘写歌行体出彩我就天天写歌行体’,而是愿意尝试不同的风格。在写成都这一系列访古题材诗时,岑参是在写古代的东西,所以他选择相应的简古的写作方法。他是真正的诗人,会根据自己的心境,国家的形势,更重要的是他所要描写的题材,他要找到一种最切合的方式。岑参这个淡泊的写法一路发展下去,中唐以后很多人发扬这种风格,似乎比他写得更好,比如孟郊、贾岛。”
从艺术本身需要探索开拓的角度讲述之后,阿来从诗歌创作的社会背景、时代精神开始分析,“一个诗人是多面的,心境也是多面的。岑参写这些诗的时候,他的心境跟他所处的时代很吻合。安史之乱以前,他在西域纵横驰骋,意气风发。安史之乱爆发后,国家力量在衰落,他的心境发生变化,从豪迈变得悲凉。时代雄强时,倾诉欲望强烈,浓墨重彩,西域诗就是这样的。但当大唐夕阳残照,盛唐过去之后,纵马天山南北的情形不可能再有,生命也随着时间衰落。早年他的边塞诗,尤其他的歌行体的张扬、豪强、奇绝、浪漫、英雄,转变成了简古和欲言又止。”
阿来
此前在讲杜甫成都诗的时候,阿来说,盛唐诗歌大幕是在成都拉上的。“岑参也是在盛唐。诗人还在,但是那种英雄气已经荡然无存了。这种转变也被苏轼捕捉到,他曾评韦应物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本身可以写得很复杂很细致,但是他不愿意,他选择欲说还休,选择了淡泊。”
讲座环节结束后,有青年读者提问阿来:对于中学生阅读或者背诵古典诗词,有何建议?阿来回答,考虑到当下中学生的日常学习任务很重,如果学有余力,有兴趣,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诗词去欣赏或者背诵,“但这不应该是硬性任务,除非你有志向要去参加诗词大会比赛。以一种自由、欣赏、无功利的心态去欣赏古典诗词,在长大成人后,再去充分追求和培养。”
还有读者提问,似乎流传下来的很多写成都的优秀古典诗词,多是包括岑参在内的外地诗人来到成都所写,而非本地人。这是什么原因?阿来认为这跟生活经验和知识储备、好奇心有关。“从古代诗歌来讲,确实很少。这大概跟本地人对当地的景物、史料容易熟视无睹有一定关系。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成都本地人写成都是很好的,比如李劼人、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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