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视野｜春节民俗文化探源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4-02-26 11:21

原标题：理论视野｜春节民俗文化探源

理论视野｜春节民俗文化探源

□惠冬

春节，不仅是中华民族辞旧迎新的时间元点，也是全球华人情感聚合的精神纽带。在三千余年的源起流变之中，春节民俗的丰富内涵中不仅鼓荡着自然时序的蓬勃律动，蕴含着传统农耕的文明因子，也因应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需求，慰藉着国人的文化情感。

节日之源：自然时序与农耕文明

华夏先民的时间意识，源于对天象物候的观察体认。日升日落为一天，月缺月圆为一月，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为一年，故而《尚书·尧典》云：“（帝）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在原始部落时期，先民就在日月的运行规律中发现了时间的有序性，形成了正闰互补的计时体系。其中的“岁”，《释名》解称：“岁，越也，越故限也。”即旧时段的结束和新时段的开启。

岁，又称为祀、年。《尔雅·释天》中记载：“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不同称谓分别体现出不同时代的文化特征：夏代重自然节律故称岁，商人重鬼好祭故为祀，周人以农兴邦则曰年。其中，周朝对农业的重视不仅奠定了此后历代以农立国的经济基础，其制礼作乐更成为传统文化最为深刻的文化基因，所以“年”字成为影响后世极为深远的时间概念，春节也本质上成为年节的代名词。

“年”字在甲骨文中写作上“禾”（少量为黍）下“人”，即人负禾黍之状。《说文解字·禾部》释为：“年，谷熟也。”《诗经·丰年》起首即云“丰年多黍多稌”，《谷梁传·桓公三年》也说“五谷皆熟，为有年也”，可见“年”字本义是谷物的成熟、丰收。由于当时禾谷一年一熟，人们自然将禾谷成熟一次称为一年。本指谷物收成的“年”字被赋予强烈的时间内涵，凸显出农耕文明与岁时观念的密切联系。

据考古资料显示，我国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了较为成熟的原始农业，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记录农事的历书《夏小正》分别记录了每月不同的天象、气象、物候与农事，可见当时的先民已经认识到农业生产与自然节律之间的联系。约在殷商后期，主要经济生产方式由采集、渔猎转向农耕生产，两者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更加细致地观察。周代《月令》中，不仅逐月记载了自然物候，而且更加详细地记述了相应的农事安排和农业祭祀、禁令等，表明传统农耕生产活动的时间节律更加规范。农业生产的周期性与天象物候的节律性相契合，形成天人合一的有序循环。春节成为农业社会最具代表性的时间节点，承载着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景和祈谢神灵的神圣功能，从而孕育、演化为中国最盛大的节日。

节期之源：正统宣示与文化导向

在传统时代，春节有着形形色色的诸多称谓，如上日、元日、正旦、正朝、元朔、岁日、新正、新元、元旦等；作为年之始、月之始、日之始、时之始，又被称为三元、三朝、三朔、三始等。虽然名称不尽相同，却均意味着时间的重新开启，饱含着辞旧迎新的文化内核。这一特殊的时间节点往往会被各种社会力量所用，安排种种特有的仪式、活动，以满足特定的现实目的和精神需求。如传统王朝在每年岁首都会举行规模盛大的正旦朝会，百官毕至，使臣云集，显示着国家昌盛，维系着君臣关系，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汉武帝之前，几乎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有一番“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变牺牲”的做法，如夏、商、周、秦先后以正月、十二月、十一月、十月之朔日为岁首，象征对前朝的拨乱反正和对自身正统性的确认，但也导致夏秦间的春节节期不停摇摆。直到汉武帝时颁布《太初历》，回归夏历以正月为岁首的历法结构，确定了正月初一为新年之始，成为定制，传承延续两千余年。此后虽有王莽、魏明帝、武则天、唐肃宗等一度改用周历，但都不改主流，从而使春节成为中华民族最具影响力的传统民俗节日。

然而时至近代，岁首争议再起，并导致了“春节”与“元旦”的分途。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南京临时政府规定以公历的1月1日为新年，称为“元旦”，并曾一度取消农历新年，试图将贺年、团拜、祀祖、春宴、观灯、扎彩、贴春联等各种礼仪、娱乐活动移置于阳历新年，却遭到民众的普遍反对：“百姓皆不以为然，惟官厅庆贺，民皆睨而视之，且谓是彼等之年，非吾之新年耳”，不得已而作罢。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后，把公历即阳历的1月1日定为元旦，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均赋予法定节假日的地位，方成定谳。经此一波折，元旦、春节的含义均发生了嬗变：“元旦”这一流传两千余年的农历岁首改为了阳历新年的称谓，“春节”这一在传统时期作为立春日或整个春季的称呼成为农历岁首的新名称。元旦、春节名称内涵的演变，折射出的也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政治宣示和文化导向。

节俗之源：祭祀驱邪与团圆欢庆

春节民俗的节日氛围，在历史时期经历了一个逐渐褪去神秘的巫术色彩，转向欢庆娱乐和团圆祈福的文化变迁。几乎所有的早期春节民俗活动，都与驱邪禳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门神形象最早出自《山海经》：“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神荼、郁垒画像遂被贴于门之左右，为的是驱逐恶鬼。作为重要卒岁仪式的大傩，参与者戴起面具，敲起腰鼓，击鼓呼噪，逐射群鬼，“以除疾疫”。此外，燃放爆竹、佩戴却鬼丸、饮用屠苏酒等民俗行为，也皆是出自驱邪的用心。春节氛围长期弥漫着神秘的巫鬼观念，娱乐性和情感满足明显不够。

唐代以降，随着元旦成为法定假日，节日习俗日益丰富，团圆意味得到不断强化。以合家聚饮的方式庆祝团圆，是久已有之的年节传统礼仪，《诗经·豳风·七月》中就有“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的场景描写。春节假日的确立，无疑成为这一风习的有力推助，“下箸频教听谶语，家家家里合家欢”，年夜饭的习俗蔚然成风，流传至今，家族之间的人伦纽系也在一次次的欢聚中得到联结和巩固。

春节的神秘巫术色彩也随着时间的演进而渐渐淡化，代之以欢庆祈福的热烈气象。门神像逐渐由驱鬼的神荼和郁垒、秦叔宝和尉迟恭、捉鬼的钟馗等凶猛形象衍变为“富贵长春”“聚宝盆”“麒麟送子”等广受欢迎的祝吉祈福的主题年画，迎合着民众新年祈福的美好愿望。驱邪避疫的傩仪也渐渐褪去巫术和宗教色彩，游戏和表演的性质日益凸显，向傩戏的方向一路发展。神性退却，人性凸显，民俗的更新不断为春节注入生机与活力，使之成为一个更加深入人心的节日！（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