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手焚”《清明》的理据猜想——杜牧“杏花村”知识考古之四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4-04-11 18:23

原标题：杜牧“手焚”《清明》的理据猜想——杜牧“杏花村”知识考古之四

●罗漫（中南民族大学教授）

《清明》“原件”不在杜牧诗文的正集、别集、外集之中，但其“构件”又在唐宋诗词中频频“出镜”。尤其以杜牧的同乡诗人韦庄的作品片段，对《清明》“构件”的展示最频最真最大量。联系杜牧对其未达“高绝”之诗“篇成在纸，手自焚之”的自陈事实，《清明》“原件”的一度失踪，应是杜牧的自我清除，而且不许集外流传。与之相似，韦庄的《秦妇吟》也经历了基本趋同的命运，可以参照思考。

一、“似曾相识”：《清明》诗语的多层次复现

一首具有强大辐射力的小诗，因其朗朗上口，好记诵，多传播，易摹仿，就会与其它诗歌在时间、空间、人物、事件、环境中交互存在，彼此产生或强或弱、或明或暗的共时性或历时性的关系。尽管“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但“于中应有”，一首二首传不绝。

杜牧《清明》，就是这样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

在《清明》中说过“清明时节雨纷纷……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杜牧，换个场合，自己就在《寓言》中说“杏花时节在江南”。

“清明时节”这一时间概念，兴起并流行于790年的“清明7天假日”之后。除去写下“清明时节樱桃熟”但生存年代没有任何信息的词人苏癿之外，其他诗家词家无不如此：写下“长安清明好时节”的王建大约卒于832年；写下“东风时节近清明”的张籍大约卒于830年；写下“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杜牧卒于852年；写下“时节正是清明，雨初晴”的韦庄卒于910年；写下“大堤时节近清明”的司空图卒于908年；写下“烟水阔，人值清明时节”的魏承班卒于925年；写下“清明时节好烟光”的南唐末年的李中，自编诗为《碧云集》等等。农历15天一个节气，就有效影响而言，杜牧是首创“清明时节”诗语的金牌诗人。

李中另有《江村晚秋作》，明显复现了杜牧的《山行》：“高秋水村路，隔岸见人家。好是经霜叶，红于带露花。……吟兴胡能尽？风清日又斜。”《山行》首见于宋人所编的《樊川外集》，杜牧外甥裴延翰没有搜集到，但南唐李中见到了，喜欢了，摹仿了。说明“清明时节”的《清明》和《山行》一样，晚唐五代早有流传。

《清明》以“纷纷、魂、村”为韵，韦庄独自远游，就亦步亦趋摹仿为“马前红叶正纷纷，马上离情断杀魂。晓发独辞残月店，暮程遥宿隔云村。”从“独辞”到“遥宿”，与《清明》的独行与远游，如影随形，而且韦庄摹仿《清明》与《山行》，时间远在李中之前。

《清明》种种此前未见的新出“构件”，正频频在《樊川文集》之后闪烁登场。

《清明》创制了一种特型问句：“借问酒家何处有？”换个场合，韦庄就在《秦妇吟》中设问：“借问女郎何处来？”杜牧也一再自我复现：“借问春风何处好？”“若问使君何处去？”

杜牧《村行》的情景，极似《清明》的五律版本：“春半南阳西……点点回塘雨。蓑唱牧牛儿，篱窥茜裙女。半湿解征衫，主人馈鸡黍。”陌生村民的满满美意，总是让杜牧感动感恩并即兴吟诗，铭心纪念这一份珍重的美好。这种相互的好感，尤其是“一定要写下来”的创作冲动，成为创作《清明》与《村行》的最大动力。

“清明时节雨纷纷”4句的产生时间，和“清明7天假日”的出现时间、杜牧的在世时间、诗语“清明时节”“借问酒家”“牧童遥指”的首创时间、杜牧其它名诗受人摹仿的启动时间，一一吻合，而且唯一吻合。

“杏花春雨江南”，虽然晚至元代虞集的《风入松》方始定型：“为报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但“杏花”、“春雨”、“江南”3种风物景观，在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杏花时节在江南”之中，已经全面具备。

虞集七绝《腊日偶题》的“为报道人归去也，杏花春雨在江南”，后句“杏花春雨在江南”，说是杜牧“杏花时节在江南”的嫡系子孙也不为过。

虞集词的“为报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对比杜牧《代人寄远》的“剩肯新年归否？江南绿草迢迢”，从杜牧的“归江南”到虞集的“归江南”，上源景观与下游景观，历历可辨。

出现“似曾相识”创作现象的心理基础是：自我复现缘于自我欣赏，他人复现缘于特别歆羡。反过来说则是：自我清除缘于不再欣赏甚至厌恶。因此，在一些特定的背景之下，个性强烈的创新诗人，会选择彻底清除粘带明星“后尘”的早前作品，拒绝留下文字或音影的复现痕迹。类似行为屡见不鲜。

放飞猜想，切实证明，是学术探究的有效方式之一，只要猜想的基础是事实的存在。

杜牧焚诗是事实存在，是否包括“手焚”《清明》，必须考察《清明》是否具有杜牧特别憎恶的前人诗语的痕迹。

二、“本求高绝”：清除陈言的诗学追求与《清明》的可能被焚

杜牧《献诗启》说：“某启。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既无其才，徒有其意，篇成在纸，多自焚之。今谨录一百五十篇，编为一轴，封留献上。握风捕影，铸木镂冰，取求恩知，但希镌琢。冒黩尊重，下情无任惶惧。谨启。”

这篇87字的《献诗启》，问题不少。“苦心”是过程与态度；“高绝”是结果与境界。涉及“奇丽”与“习俗”的诗篇，则是诗人“篇成在纸，多自焚之”的选择对象。所谓“奇丽”，参照杜牧的《李贺集序》，应指李贺式的奇美神境、仙境或凄艳鬼境，这在现存杜牧诗中几乎绝迹。“习俗”之诗，《樊川文集》除了《九日》、《九日齐山登高》之外，同样绝迹，但此2诗不排除是杜牧外甥裴延翰编辑《樊川文集》之时得之于“焚外”。比如书写牛女二星的《七夕》，就只在《集外诗》中出现。《清明》书写诗人“清明时节”远行春游，总体上也是未能免俗之举。

“既无其才，徒有其意”，没有才情只有观念。这是对“高绝”的具体要求。杜牧为什么痛下狠手大量焚诗，细读《献诗启》，可知是诗人无力刻印全集，必须向有力者“取求恩知，但希镌琢”。杜牧未说所焚数量，只说“今谨录一百五十篇”。裴延翰的《樊川文集序》则说“合为四百五十首”，“比较焚外，十多七八”，比杜牧“谨录”的150篇多出整整300篇即多出2/3。

再请注意：杜牧此启是“献诗”，专指诗作无疑。裴《序》的“比较焚外，十多七八”，重点也极可能在诗而非文。换言之，《樊川文集》里的杜牧诗2/3来自“焚外”，而且“《外集》皆诗也。又在天台录得《集外诗》一卷……未知是否？”（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6）

《清明》长期漂泊于“焚外”，作者自设“本求高绝”的“焚诗”标准，无疑是最主要的原因，更何况《清明》叙写的旅情片段，在杜牧的整个生命流程中，并不具有特别的“高绝”意义。

客观地说，《清明》诗的系列元素，在尚未产生后世强烈关注的历史、文化、艺术、美酒、雅店的“核聚变”之时，确实只是囧途中一个温情瞬间而已，对杜牧一生命运的展开，并未产生任何层面的实质性影响。杜牧可能自我评判《清明》不能进入他当时理想中的“高绝”境界，加上不必保留的粘带白居易诗韵的因素，所以选择付之一炬。诗人自我的标准，往往和读者大众的标准不一致甚至相去甚远。

杜牧《读韩杜集》云：“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天外凤凰谁得髓？无人解合续弦胶。”俨然独得韩、杜真传的语气。所以“本求高绝”的内涵，就是上承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韩愈的“惟陈言之务去”。

三、《清明》粘带白居易诗韵的明星“后尘”

《清明》被焚的内因是未能免俗，语不惊人，而且“首句押邻韵”，是一种未达“高绝”标准的非正宗七绝；外因是“纷”“村”通韵且“纷纷”重叠，唯一对接了白居易可以押邻韵的古体名作《秦中吟》：“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如果不焚《清明》，不足以表明杜牧晚年强烈排拒白氏诗歌观念的坚决和彻底。

杜牧最佩服李杜韩柳，《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说：“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其他诗人，杜牧没说。

杜牧小乐天31岁，乐天卒后6年杜牧卒，两人共享岁月43年。《清明》无法否认留下了白诗特例的唯一影响。这在两诗作者关系正常之时，属于年轻诗人向老辈诗人的学习与致敬。但在两诗作者关系极端恶化之后，则是杜牧主观上不愿保留、客观上必欲抹去的过往痕迹。

杜牧作品留下了一些乐天诗的影响。比如《长恨歌》有“芙蓉帐暖度春宵”，杜牧《送人》也有“鸳鸯帐里暖芙蓉”，但只见于宋人补编的《樊川外集》，说明《送人》必定因为语似乐天而遭杜牧手焚。

杜牧直接对白居易的大反感，源于双方对徐凝、张祜作品的不同评价。

白居易欣赏徐凝，杜牧赞美张祜。

唐末范摅《云溪友议》卷中第29条《钱塘论》载：“白公又以（张祜）《宫词》四句之中，皆数对，何足为奇？然无（不如）徐生（徐凝）云：‘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后杜舍人之守秋浦，与张生为诗酒之交，酷吟祜《宫词》……‘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云溪友议校笺》，中华书局，2017）

白居易所谓“四句之中，皆数对，何足为奇”，虽然只是对张祜顶流作品的批评，而且白氏本人也常常以数入诗，但还是无意中伤及杜牧。因为杜牧诗集中一些名句喜欢使用数字。

针对白居易的“数对何奇”论，杜牧刻意用数字入诗激赏张祜：“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如何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

杜牧喜爱以数入诗的特点，清康熙时期的宋长白《柳亭诗话》已有发现，卷2“数目”条云：“骆宾王好用数目作对，人呼为‘算博士’。杜牧之《华清宫》诗：‘一千年际会，八百里农桑。’《洛中送人东游》诗：‘四百年炎汉，三十代宗周。二三里遗堵，八九所高丘。’又有‘汉宫一百四十五’，‘南朝四百八十寺’，‘三十六宫秋夜深’，‘二十四桥明月夜’，‘故乡七十五长亭’诸句，殆踵义乌（骆宾王）而起者欤。”

“四百年炎汉”4句，最接近《宫词》，难怪杜牧会对白居易“何足为奇”之评，极度敏感甚至恶感。

《钱塘论》还说：“李补阙林宗（李戡）、杜殿中牧，与白公辇下较文（按：此句叙述有误，不展开），具言元、白诗体舛杂，而为清苦者见嗤，因兹有恨也。”事见《樊川文集》卷9《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杜牧通过文坛众口盛赞李戡之后说：

“（勘）尝曰：‘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薄厚，扇之于诗，如风之疾速。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书）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

通过杜牧所转述的李戡痛批元、白之语、范摅所记述的杜牧针对白居易批评张祜的反批评，杜牧对白居易的不认可，已经发展到“见嗤”且“有恨”、甚至主张“用法以治之”的地步。如此紧张的观念对峙，就算杜牧对毁弃《清明》诗稿略有犹豫或心有不甘，也不能不忍痛割爱了。这就解释了为何《清明》“原件”不在杜牧文集之中，但诗语、诗韵、诗律、诗情、诗景诸“构件”，却在文集之外被唐宋诗坛高频袭用的创作现象。可是这种“星尘”除了牧之与乐天两人，知者甚少。不得不说，这种精神自洁，是杜牧不小的性格弱点。后起之秀的韦庄，处理类似问题就较好地避免了杜牧式的强烈对峙。

四、杜牧焚诗对韦庄晚年“禁诗”的影响，以及《清明》和《秦妇吟》的“复活”

杜牧影响韦庄，几乎是全面的和终身的，所以《清明》和《秦妇吟》也命运略同。

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6载：韦庄因其名篇《秦妇吟》的“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涉嫌诅咒新一代的公卿命运，引发“垂讶”，他本人后来也身为宰相，位近公卿，“庄乃讳之，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障子”，也不准收入后来其弟韦蔼所编韦庄诗文集《浣花集》，导致该诗失传千年才复现于敦煌。

韦庄童年侨居白居易故乡下邽县，《秦妇吟》的命名，必定源于《秦中吟》的启示，这是文艺青年仰慕前辈名家的正常表现，而且也产生了同样轰动的效应。扩展来看，杜牧晚年舍弃《清明》，正是自我清除早年认可而当下坚决不认可的思想痕迹。韦庄晚年放弃《秦妇吟》的决定，无疑受到杜牧放弃《清明》等诗的启示，目的在于切割旧我、远离物议，而不是韦蔼不知道或得不到其兄名满天下的《秦妇吟》。同样原因，《清明》不入杜牧外甥所编杜牧集，明显来自杜牧生前的坚决禁止，而不是裴延翰不知道或得不到《清明》的全息文本。清人冯集梧《樊川诗注自序》正确指出：那些“牧之手所焚弃而散落别见者，非其所欲存也”。（《杜牧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2页）

“非其所欲存”，就是杜牧自述的“多自焚之”。只有这个原因，杜牧《清明》的全息文本和韦庄《秦妇吟》的全息文本，才没有被记录于现存唐五代北宋的任何书籍。但是，年轻一些的诗人和学者，又不甘心美篇名作从此消失于人间，他们通过高仿的创作，或以口传、笔记、抄件的形式，唤醒读者对《清明》和《秦妇吟》的曾经记忆，客观上延续两诗的历史存在，因为敦煌就发现10件未署韦庄之名的《秦妇吟》手抄残卷。为何不署名？因为违背作者意愿而非正式流传的文本，往往隐匿作者姓名，也算是对作者的一种尊重和保护。

若问《清明》何以不传敦煌？回答是敦煌的春天总是迟到，不存在“清明时节雨纷纷……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气候环境与人文环境，当地读者难以产生相应的情感需求。同时采诗并非常例，有人出关入关，才会随机采入所遇之诗，而且现存的已被整理出版的敦煌诗，很难说就是当年入藏的全部。

从这个角度看，幸有不同时空热爱杜牧诗与韦庄诗的读者，坚持不懈地复活了《清明》与《秦妇吟》的文本生命。

被复活的杜牧《清明》是幸运的，复活杜牧《清明》的唐宋诗家、选家、出版家，甚至友邻的书法、绘画、雕塑、园林、建筑、酿酒等行业人员，都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他们以清明、春雨、杜牧、牧童、田野、村落、杏花、酒家为元素，一代接一代，集成了一个个常说常新的文化现象和诗学话题。

附记：杜牧“杏花村”的知识考古，至此暂时搁笔。话题尚多，何时再续，暂无定期。务必先行补充的是：

“之二”介绍刘克庄曾经选出3部绝句，其中有100首唐人七绝。稍后，又在《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7发现刘克庄还编了《唐绝句续选》、《本朝绝句续选》、《中兴绝句续选》。数量与前选保持统一，6部绝句共收1200首唐宋绝句。加上《中兴绝句续选》卷末所附百篇《中兴七言拾遗》，总共是7部1300首。只是《唐绝句续选》在诗体上出现变化：五绝70首、六绝30首、七绝100首。两唐选相加，唐七绝共200首。其它2部《续选》也增加了六言。《唐绝句续选》序言说：“余尝选唐绝句诗，既板于莆、于建、于杭，后十馀年，觉前选太严而名作多所遗落。……前选未收李、杜，今并屈二公印证。”作者坚持非“切情诣理之作”，“巨人作家不录也”的原则，再次排除李杜七绝。足证刘克庄最早初选《千家诗》已无可疑。不同版次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或《千家诗选》，之所以共同署名刘克庄，就是充分尊重与郑重纪念刘克庄初选1300首唐宋绝句的开创之功。

2024年4月11日记于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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