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代背景下，《四世同堂》和《阿Q正传》国民性反思之比较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2-09-24 21:16

原标题：不同时代背景下，《四世同堂》和《阿Q正传》国民性反思之比较

国民性是指在一个社会群体中有众数特征的和相对持久稳定的人格模式和特征。在中国文学史上，鲁迅和老舍作为"最彻底坚持国民性探索与评判的作家"，在对国民性的反思上自然会有相同之处。在《阿Q正传》和《四世同堂》中，两者在表现国民性时都透露着一种难能可贵的民族忧患意识，都非常关心古老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蜕变，意识到文化对国民性的重要作用，都试图用小说来惊醒世人，唤醒民众的主体意识，抛却落后愚昧的心理。另外，两人在小说中表现和批判国民性时都采用了悲喜交融的手法，如阿Q临死前还在纠结着圆圈没有画好，而不是想着如何活命，刹一看都觉得可笑，但当我们了解阿Q的命运时，都会自然而然的产生悲悯的情绪。当然，始终以锲而不舍的态度在创作中贯穿国民性这一主题的只有鲁迅和老舍二人，但由于鲁迅、老舍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地域文化以及个人的性情不同，从而使国民性的反思具有不同的角度、尺度和力度。

1、角度、尺度、力度：《阿Q正传》与《四世同堂》国民性反思的不同

（一）二者国民性反思的角度不同

《阿Q正传》主要通过乡村这一角度来揭露反思国民性的，剖析了旧中国农民的奴性、迷信和怯弱。《阿Q正传》创作于辛亥革命失败以后的社会转型期，以当时的江南农村为背景，未庄是辛亥革命浪潮所波及的地方，反映的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现实面貌，高度真实的叙述了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揭示和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当时的中国农村社会矛盾加剧，革命的浪潮冲击了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但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农民阶级不能彻底摆脱精神上的奴役，病态扭曲的国民性对人民的独立意识和自觉意识的腐蚀和麻痹愈加严重。《阿Q正传》尖锐的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本质问题：农民问题。鲁迅清醒的认识到，唤醒农民群众，并使之走上支持革命的道路才是国民民主革命胜利的关键。

与《阿Q正传》借农村一隅来窥看国民性弱点不同，《四世同堂》以中外民族对比的宏观角度来揭露本民族的国民性，主要通过北平市民来表现国民性。老舍因长期侨居国外，不但使他摆脱了传统文化的枷锁和市民阶层的狭隘性，还使他具备了广阔的视野。老舍对欧洲现代公民素质和资本主义文明有着深刻的了解，因而从中西对比中暴露出当时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以此引起人民的警醒。当他把目光从独立自主、敢于冒险和抗争的西方民族转移到这些仍旧流走于老北京城的市民时，他清醒的注意到了国民生命力的衰退和萎缩，而这恰恰是中华民族麻木、怯弱、苟活国民性的外在表现形式。老舍看到了英国人身上闪耀着的国家意识，虽然嘲讽了牧师"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总是祷告上帝快快叫中国变成应该的属国"，但却让我们看到了英国国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国家意识。可反观我们的国民，国家意识又在哪呢？在国家危亡之际，面对救亡图存的浪潮，我们看到的不是平民的积极响应和前赴后继的参与，没有飞蛾扑火般的奉献精神，而是自私自利。《四世同堂》中，祁老太爷非常同情钱默吟的遭遇，可就在他要迈去钱家想探望老朋友的瞬间，因害怕连累自己和家人而改变了主意，他的心中只有'四世同堂'的小家，而没有国家，这正是我们卑微、麻木国民性最真实的体现。在《四世同堂》中，老舍不仅将中国与英国的国民性做比较，而且还同日美等国家的国民性作了比较，老舍塑造了小羊圈胡同中普普通通的日本家庭作为比较对象，"两个日本小孩把小顺撞倒，而后骑在他的身上，抓住他的头发当作缰绳。小顺，一个中国孩子，遇到危险只好喊妈！"体现了我们国民打小软弱、不独立的性格；在一号的日本人战死的时候，骨灰被两个日本妇人捧回时，两个日本小孩手举太阳旗，规规矩矩的站在门外，他们已不像平时那么淘气，而像是担负着重大的责任，目睹此情此景的瑞宣由此想到"假如自己死了，小顺和妞子应当怎么样呢？他们，哼，必定扯着妈妈的衣襟，出来进去的啼哭，一定，中国人会哭，毫不掩饰的哭！日本人，连小孩子，都知道怎么把眼泪存在心里！"由此看出我们国民性中的怯弱。

在西方国民天天想着如何使国家越发的强大、怎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攫取最大的利益时，我们国民却在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脑子里全是怎样赚小便宜，想的是油盐酱醋锅碗瓢盆，等到别的国家骑到头上了，他们只会弯下腰任人骑踏来取得个人片刻的安宁，而将一个国家最起码的民族自尊心抛之脑后，这难道不是国民人格最彻底的沦陷吗？老舍在《四世同堂》中通过中外对比，把国民性的弱点全面又深刻的印在广大读者的脑海。

在鲁迅的小说中，农民题材占十分重要的地位。阿Q就是一个生活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落后、不觉悟的农民形象，鲁迅通过阿Q塑造了一个典型的无灵魂的农民形象，展现了广大农民阶层封建黑暗的生存状态。在阿Q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国民性的弱点，表现为"精神胜利法"，《阿Q正传》通过阿Q的形象揭示了中国农民的麻木。阿Q是旧中国受压迫和剥削最严重的贫苦农民，是一个流氓无产者的典型，作为一个无名无姓的流浪汉"他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没有固定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他没有社会地位，一贫如洗，任人欺辱，但他在长期的屈辱生活中却不能正式现实，妄自尊大，自欺欺人，总是用精神上虚幻的胜利来掩饰实际生活中悲惨的人生，以求得精神上的自我安慰和陶醉，这便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是他主要的性格特征。然而这种精神胜利法自社会产生以来就存在，具有普遍性，在我国古代就有记载，如《孟子·离娄下》中的"齐人一妻一妾"的故事，所记述的这位齐人自欺欺人的行为，不也是阿Q精神的一种表现吗？精神胜利法是阿Q在强大的社会压迫下，一退再退，最终无路可退形成的人格的扭曲，这种性格也是我们民族的典型性格。鲁迅了解农民性格中的弱点，也理解农民形成这种性格弱点的原因，因此他始终把农民的灵魂与国民性联系起来，从而对农民精神上的劣根性以及造成这种劣根性的根源进行尖锐的批判。

老舍则主要从城市市民的角度探索国民性问题，在《四世同堂》中，老舍构筑了一个广阔的市民世界，其中主要以老派市民，如祁老太爷；新派市民，如祁瑞宣；底层市民，如人力拉车夫小崔等的人物塑造来实现对中国国民性的解读的。

老舍从市民阶层入手是因为大革命后，城市成了反动派统治的死水区，城市敌人力量强大，市民阶层的软弱和冷漠，正如恩格斯所言"小市民阶层具有胆小狭隘、束手无措、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四世同堂》中，老舍塑造的最好的是老派市民形象，以祁老太爷最为典型，在小说开头，祁老太爷纯粹出于习惯，半梦半醒的生活在他一贯的轨道上，即将把整个国家卷入其中的战争，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件遥远的事情，他与长孙媳妇谈起战争，那口吻仿佛是在谈论一件邻里家庭的纠纷。他最关心的是家里是否有够吃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因为他知道无论什么事在北京城三个月都会过去的，在他看来只要用装满石头的大缸顶上门，便足以消灾避祸，正如他伶俐的长孙媳妇说的，"反正咱们祁家人没有得罪东洋人，他们一定不能欺负到咱们的头上来！祁老太爷身上汇聚了老的中华儿女们中庸、保守苟安的性格，虽生活在皇城下，是当时各种思想摩擦碰撞的地方，但他们身上依然背负着沉重的封建宗法的思想包袱，祁老太爷是典型的"庸人哲学"，他身上沿袭着老祖宗"知足常乐、以和为贵"的祖训，它们消磨了人们的生命力、意志力和奋斗力，使国民安于现状，好死不如赖活着成为大多数市民的信条，他们所有的生活内容只集中在吃喝玩乐的低层次欲望的满足和习惯性动作的完成，没有理想，没有追求，在这种熟透了的文化下，每个人都是行尸走肉，根本不知道怎么活、为谁活。尽管祁老太爷自己身份地位不高，但他从市民阶级教养而来的偏见，仍使他在心里把小羊圈的人分了三六九等。老舍由对市民阶层这种保守、软弱、妥协的精神弱点的批判上升到对民族生活中这种普遍性的精神病态的批判。

（二）二者国民性反思的尺度不同

《阿Q正传》中，鲁迅对国民性的反思遍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对社会进行整体的解剖，锋芒直指中国整个"吃人"的封建宗法制度和礼法观念，这使鲁迅的国民性批判达到了无人可比的广度和深度。

阿Q在小D抢走了他的活路后，进城找生路，在城中的所见所闻更突显农民保守的弱点，"城里人把长凳叫做条凳"，"煎鱼不放半寸长的葱叶而放葱丝"等等，阿Q都觉得是错而可笑的，对于钱少爷的假辫子尤其深恶痛绝，凡是没有在未庄见过的，阿Q都厌恶，更体现了农民对新知识新思想的排斥性。封建伦理观念、男尊女卑等在阿Q身上也有体现，摸了小尼姑的脸却怪她的脸面不该滑腻，想女人的时候也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来为自己解嘲，充分说明了礼教对国民的毒害。

阿Q再次回到未庄后，因阿Q赚了钱穿上了好衣服，咸亨酒店的掌柜以及王胡、七斤这些人一改先前的调戏开始变得恭维，赵老太爷也不像之前那么严厉了，因为每个人都在打他的主意，人的嘴脸是会变的。鲁迅批判了国民性中的虚伪与善变，缺乏坚毅的精神。阿Q最后因为革命而真的被革了命，他只是一个牺牲品，白举人、光头大人和把总之间的明争暗斗，揭示批判了当时政治的黑暗与腐败。而让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是阿Q因临刑前代表死刑的圆圈没有画好而遗憾，他竟然不是因为自己要掉头了而害怕，而是麻木的因为圆没有画好心有不甘，根本不把生命作为一种权益来保护和抗争。更让人愤怒的是阿Q在被押解刑场的路上众多看客的态度，没有人可怜他，没有人觉得这是一种不幸和悲哀，而是都在笑阿Q要被杀头了，没有人去反思阿Q今天的下场会不会也是自己明天的下场，从而批判了整个社会的愚民思想。

相对而言，《四世同堂》则是单纯地从文化的视角来表现和反思国民性的。荒芜的土地上长不出庄稼，国民劣根性的长期存在必然有其赖以生存的土壤。老舍在批判国民性时，倾力探寻国民劣根性存在的根源，自然而然的引出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恰是这种几千年来已经熟透了的文化蒙蔽的国民的视听，挫掉了他们的锐气，从而使国民甘于糊涂的活着。在儒家伦理道德等封建文化的长期影响下，人们变得庸俗、软弱和顺、不知变通，所以才能在《四世同堂》里看到祁老太爷可以向来抄家的日本人报以微笑，待之以礼；而与祁家同住小羊圈胡同的马寡妇那一句"日本人厉害啊，架不住我们能忍"则正是这种封建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发生作用的体现。北平，作为中国几个朝代的帝王之都，形成了具有浓厚的封建意味的"北平文化"，等级观念、家本位和繁文缛节的风俗习惯已经深入到市民的心理和日常的生活中，严重阻碍了市民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

祁老太爷处处讲究排场和体面，尽管快要沦为亡国奴了，还惦记着自己寿辰的操办，总是坚持的认为着北平人是不能忘记礼节的，礼节难道比国家命运还重要吗？"礼节"让他们失去了国家民族观念，变成了繁文缛节的奴隶，这不得不说是市民阶层的悲哀。好人就是这样被烂熟的传统文化给摧毁的，使市民变得麻木、狭隘、自私，传统文化的负面性控制了市民的灵魂，所以老舍才不遗余力的批判传统文化。

（三）二者国民性反思的力度不同对国民性的批判，鲁迅是偏激的，老舍是温和的。

鲁迅在作品中对"是非面前平正中庸的态度的极端的厌恶，对国民性的弊端毫不留情的猛刺"大都一针见血，批判深刻有力，表达了"怒其不争，哀其不争"的沉痛心情，思想深刻。而老舍在对笔下人物封建思想陋习的批判的同时，留下了一条温和的尾巴，对国民性的弊端的批判还不够深刻。

正如李长之说的，"鲁迅在尖刻浓烈之中，表现他强有力的生命，只要看一下，容或鲁迅更看的透澈、深入，但他不耐烦再久一点的观察。老舍也极其敏锐，他却更肯仔细，不过终缺少力量。"《四世同堂》中，老舍在批判旧文化和国民性的同时，又积极赞扬着传统文化中正能量的一面，如连谨慎了一辈子的祁老太爷最后也强硬了起来，他说"我活了快八十岁了，永远屈人之下，先磕头，后张嘴"，在他经历过多种磨难后，他也会横眉冷对怒斥日本侵略者和汉奸；面对外寇入侵，小羊圈胡同性格显得软弱、自私的人们也会拧成一股绳，相互扶持。就如老舍自己说的"我恨坏人，可坏人也有好处；我爱好人，可好人也有缺点"。他的这种对民众普遍的同情的态度，使他对国民性的批判显得温和而力不足。

2、时代、地域、个人：《阿Q正传》与《四世同堂》国民性反思不同的根源

（一）不同的时代背景对各自国民性反思的影响

鲁迅所处的时代正值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和殖民扩张的高峰期，古老的中国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被迫纳入到世界体系，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晚清时在关乎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运动中，涌现出一批先进的启蒙知识分子，严复、梁启超等都认识到国民素质和启迪民智的重要性，中华民族的现代国民意识至此有所萌动。鲁迅是第二代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在接受第一代的影响下，走上了超越前人的批判国民性的道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在'幻灯片'事件中，深感古老的中国国民精神上的麻木，回国后又亲身参与并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他意识到要振兴民族、富强国家，"我们的第一要义，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而老舍所处的时代，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但是他也受到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洗礼，尤其是受五四运动主将鲁迅的影响颇大。多年旅居国外，使老舍深刻认识到西方现代国家的公民与古老的中国的子民间的差异。当时英国世界上最发达的现代工商业和全新的文化，给老舍带来了全方位的刺激，"文化的反观视域被打开"，使老舍能够在创作中打开广阔的视野。老舍回国后，发现社会依旧封建黑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各路军阀混战割据，满目疮痍的中国生灵涂炭。在接触到大量的底层劳动者时，他切身感受到了国人精神上的麻木落后，也看到了他们艰难的生活境况，洞察到了国人病态精神状态的根源：封建官僚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现实。

（二）不同的地域文化对各自国民性反思的影响

地域文化是以自然环境和地形地貌为标志的特色文化，造就了独特的审美和地方思维，这也必然的反映在作品中。

鲁迅出生在具有丰富地域文化的水乡浙江绍兴，这里古属越国，耕地较少，河流众多，越人想要生存必须征服水流，长此以往，顽强、勇敢、开拓冒险的精神成为了越文化的主流，而且这里多种宗教信仰并存，民俗文化氛围浓厚。在这种地域文化的长期熏陶下，鲁迅形成了坚毅果敢、视死如归、反抗压迫的精神。再者，鲁迅出生于一个封建大家族，宗法等级氛围浓厚，使鲁迅既感受到了封建思想禁锢毒害下的精神状态（少年时闰土和我中年相称，中年时喊我老爷并特别木讷），也看到了中华民族得以生存的优秀的民族精神。根植于此，鲁迅小说中乡土气息浓郁，如《阿Q正传》中未庄的阿Q。这种乡土气息更贴近民众，使得鲁迅将国民性改造作为创作主题时更能深入人心。

而老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出生在一个旗人家庭，属下层穷苦阶层。作为京城生长的底层满族文化人，老舍更能体察风俗，挖掘文化习俗影响下的国民性。为国捐躯的父亲给了老舍爱国精神和家国同构的信仰，而母亲则教给老舍要宽松乐观、自立自强，把一种带有明显的满足文化特点的性格传给老舍。老舍所生活的北京城老成稳重、朴素保守，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占据主流，身处皇城跟脚下的北平市民，早已在潜移默化中沾染了浓厚的官派品格，'当官发财'成为了大多数北平市民的共识。老舍作为土生土长的北平人，对北平底层的小市民和三教九流都谙熟于心，老舍清醒的认识到北平的市民世界是一座具有超强藏污纳垢能力的大酱缸，他不仅看到了酱缸里麻木、奴性、因循守旧和怯弱苟安的国民性格弱点，也看到了北平市民善良勤劳、热情大方的优点，这些在《四世同堂》中都有体现。

（三）不同的个人性情对各自国民性反思的影响

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性格特点，性格的差异会延伸到为人处世，自然而然的影响到创作方式，鲁迅先生自小形成了看事仔细、做事细致的性格，犹如一面镜子可以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因而在反思批判国民性的时候可以犹如刺进敌人心脏的一把钢刀，可以锋利尖锐地直抵国民性的弱点，作为战士的他永远冲锋在前线，作为战士他不会退缩，他直面各种嘲讽和奚落，直面和"新月派"的战斗，另外他的多疑的性格使他具有强烈而显明的全方位、彻底性的批判精神。老舍的性格是北京市民文化赋予给他的宽容、朴素的精神，使他对国民性中麻木怯弱等弱点没有同鲁迅似的愤激的态度，而是同情和理解，母亲的教导和北平文化的影响造成了他幽默不易怒的性格，因而他对国民性的批判没有鲁迅那样的偏激透彻，而是温和的人道主义的批判。

三、结语

综上所述，老舍与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有时代、地域文化和个人性情等，所谓时势造英雄大抵如此，他们二人就像是民族前进道路上指路的明灯，为国民的觉醒、民族的觉醒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我们提国民性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我们正视并改造我们国民性中仍然存在的弱点，只有这样中国梦才会早日到来，和平、民主、文明、富强的现代化中国才会到来。

参考文献

[1]王雨来.试论教育改造国民性的可能性与制约因素.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5期。

[2]石兴泽.中国现代文学视野中的基督教文化—以老舍为中心.聊城大学学报，2009年6期。

[3]老舍.四世同堂.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4]鲁迅.鲁迅精品集.桂林：漓江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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