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家教

原标题:中国古代的家教

《中国古代的家教》

一本中国古代家教之道的发展演变史

几千年来古代家教的积淀,

当代家教的有益借鉴

选取典型事例,配以历史图像,

展现中国古代家教的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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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爱民 著

ISBN:978-7-100-08928-9

开本:32开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2年10月

定价: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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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目录

前 言/ 001一、家教的产生与演变 / 005(一)家庭的出现与家教的产生/ 007(二)孔子的庭训 / 025(三)家训著作的滥觞与家教的演变/ 029 二、古代家教的基本内容 / 036(一)伦理道德的教诲 / 036(二)谋生技能的传授 / 075(三)文化知识的获取 / 111(四)处世哲学的告诫 / 131 三、古人的家教之道 / 148(一)发蒙教育与终身受训 / 151(二)知其子而因其教 / 177(三)家长的言教与身教/ 191(四)教子中的严与慈/ 201(五)重男轻女的区别教育/ 225 四、家教著作的通俗化倾向 / 236(一)家教著作和蒙幼读物 / 236(二)家教著作的由雅到俗 / 248 五、家族教育与社会教育 /262(一)家塾与宗族的教育 / 263(二)家教与家族门风 / 273(三)家教与官府教化 / 280 结 语 /296主要参考书目 / 299新版后记 / 301

内容简介

子女的教育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 自古至今皆然。中国古代一直有着重视家教的传统,几千年来积累了丰富的家教经验。一方面重视子女伦理道德、文化知识的教诲,与谋生技能、处世哲学的传授;一方面强调家长的责任,讲求教子之道及家范、门风的培养,因之所形成的家族意识、孝悌观念,与传统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密切关联。本书考察了古代家教的内容与方法、家教与社会的关系,试图以简练的笔法、典型的事例,并配以历史的图像,概括地展现古代家教活动丰富内涵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反思古代的家教,了解古人教子的经验与教训,或许能使我们在今天的家教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借鉴。

作者简介

阎爱民,山东东阿人,1956年生于天津,历史学博士,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以及古代婚姻、家族史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著有《汉晋家族研究》、《凑聚之道——历史上的家族与群体》、《宗族史话》(合著)等书。

家庭教育,又常简称为家教,它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 是非常重要的内容。现在人们喜欢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旧时流传很广的《三字经》上也说“养不教,父之过”。

古往今来,怎样为人父母,如何教育子女,都是每个家庭所遇到的不可回避的问题。在现代社会中,虽然学校教育、学前幼儿园、保育院教育以及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越来越发达,但家长在子女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依然是不能忽视的,家庭教育也很难为其他的教育形式所完全取代,有家庭的存在,就必然有家教问题。孩子的教育成为家庭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人们对子女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希望他们能成才,为此不惜花费大量的精力与物力,请家庭教师辅导,送孩子上各种各样的学习辅导班等。与此同时,对子女倾尽一片心血的父母也已感到在教育上愈来愈力不从心了,放任溺爱教育、打骂棍棒教育及天才神童式的强化教育等,家教上 的各种严重的偏颇倾向,使得教育家们不断地疾呼要家长们走出家教的误区!我们提倡实行文明民主型的家教,要做到这一步,父母就应该懂得一些教子之道 ;社会提倡精神文明的建设,而个人的文明修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教与家庭环境的塑造,社会文明风气的树立,不妨先从家庭内子女教育抓起。

人们在重视现实家教问题的同时,开始反思古代的家教,想多了解一些家教的历史,知道一些古人教子的经验与教训,希望从中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借鉴。

家教著作和蒙幼读物

中国古代有关家庭教育的书籍与读物浩如烟海,它们的编著者,或是出自鸿儒闻达,或是来自不知名的村野学究。这些家教书籍和读物,集中了家庭教育和生活实践经验之谈,向后代传播齐家教子、修身处世、谋生技艺的基本道理,内容切实。文字有的儒雅,更多的则浅显易懂。历史上家训家范一类著作常能突破一姓一族的范围,而在社会广大家庭中流传。

除了散见于各种文献中涉及家教的有关论述外,专门论述家教的著作与读物大致可分为五类,其中的不少内容我们在书的前面已经提及。

第一类是诫子书、遗诫和家诫之类。诫子书有时也称敕子书,是家长平时对子孙教诫言论的记载,或一事一论,或有感而发,采用书信、短文或短诗的形式,多是有针对性的教子内容。

比较著名的诫子书,如《逸周书·文儆解》中所载周文王《诏太子发书》,告诫武王发要敬天慎守;汉高祖刘邦有《手敕太子文》,希望儿子惠帝能立志于学;东方朔的《诫子书》,讲给儿子进退处世的经验;刘向在《诫子歆书》告诫儿子刘歆福祸相依、满损谦益的道理;东汉马援《诫兄子严、敦书》,讲慎言与交友;杜泰姬《诫诸女及妇》、杨礼珪《敕二妇》,专讲闺嫒之教等。

遗诫,也称遗令,是古人临终前以遗嘱的形式对后事的交代及对子孙的期望。如《尚书》中的《顾命》篇,《吕氏春秋》上载田常给儿子的《遗令》,《孔丛子》上载有据传是孔鲋的《将没(殁)戒弟子》,东汉马融有《遗令》,梁商有《病笃敕子冀等》,樊宏有《遗敕薄葬》,曹操有《遗令》等。

一般说来,诫子书、遗诫的内容简明,形式短小,而较为系统论述家庭教育的这类著作是各种“家诫”。家诫不是为某子某事的具体之作,而是从多方面论述教子的经验之谈。东汉班昭所著系统论述闺嫒之教的《女诫》,可算是这类著作的先河之作。魏晋以后,家诫之作较多地出现,如三国时王昶的《家诫》,杜恕的《家事诫》,嵇康的《家诫》,刘宋时颜延之的《庭诰》等。

第二类是家训、家范著作。对后世此类家教著作影响最深的,当推北齐颜之推所作的《颜氏家训》。它是前代诫子书、遗诫、家诫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家训、家范著作的奠基之作。比较著名的这类著作还有如唐朝柳玭 所著《柳氏家训》;宋朝司马光的《家范》及袁采的《袁氏世范》;元代浦江义门郑氏的郑太和所著《郑氏家范》;明代有庞尚鹏的《庞氏家训》、姚舜牧的《药言》;清代则有蒋伊的《蒋氏家训》、汪辉祖的《双节堂庸训》、张英的《聪训斋语》等,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家书》在书信教子中最有系统性和目的性,所以人们亦将此书视为全面的家训著作。

第三类是各类宗规族诫,数量极多。宋元以来,宗族组织为了加强对族人的教育和约束,仿效或撮录名人的家训著作,结合自身的情况,制定本族的规诫训语,收录在族谱内或置于祠堂中以便族人阅读遵守。宗规族诫这类家教著作,不但有说教的内容,而且比专门的家训著作更为简明扼要,还有管教的内容,带有家族私法的性质。其中的一些规定是要求家族成员必须遵行或者不得违犯的,否则宗族祠堂则有相应的家法惩治。清代纂修的《毗陵修善里胡氏宗谱》,卷一有祠规、祖训、家诫、先训等名目。其中“祖训”教导族人要和睦宗族,顺从长上,安分守常;“家诫”则有四十一条规约,详细规定族人不许做的事情,如不许谤讪君上,不许违逆父母,不许兄弟反目,不许惑听妇言,不许结交匪类,不许学拳棒,不许吃洋烟等 ;在“祠规”中又定有处置族人的家法:凡“干名犯上”者,要押入祠堂,笞五十,并罚银两,如果强悍不服,则要扭送官府究治。

族谱除了记载宗规、族诫外,其本身也是宗族对族人子弟进行教育的教材。宗族的岁时聚会之际,观诵家谱是进行家族伦理与家族史教育的有效方式。“非有赫赫之武功,煌煌之伟绩,而自明至清世为右族”的江苏毗陵庄氏宗族,其族人总结宗族发达的原因时说:“岂悻致之哉?夫亦以先人德泽未沫,后昆大都能自勉于善耳;惟是观德厉行必籍谱牒,然则谱牒者,非仅以别亲疏,抑亦家教之所存也。”(民国《毗陵庄氏族谱·序》)可见,其对族谱的家教作用认识非常清楚。在读谱活动时,祖先创业生存的艰难,书善斥恶的功能,尽在其中了。

第四类是蒙学著作和蒙幼读物。古代“小学”阶段的启蒙教育,大多数人是在学校、塾馆以外的家庭中实现的,小学的功能与家教的功能相近,所以蒙学的著作和读物也可视为家教的著作。它既可用于学校塾馆教育,也可用于家庭教育,不同于前面所说的几类家教著作,不是针对一个家庭或宗族的子弟教育,而是面向整个社会。当然,有不少著名的家训著作,后来突破家族姓氏的范围,为社会所接受,反而可算作蒙学著作的一种了。

蒙学著作有的是讲训诲儿童的方法和意义,是给教师与家长这些教育者看的;有的是以学规、学则等形式提出的对蒙童道德伦理与行为规范的要求,是给学生与子弟这些受教育者阅读遵行的。较早的蒙学著作如在《管子》一书中的《弟子职》篇,唐宋年间在社会上流行的《太公家教》等书。宋代蒙学著作开始大批出现,有名的如王应麟的《蒙训》,吕本中的《童蒙训》,朱熹的《童蒙顺知》、《训学斋规》及《小学》,王日休的《训蒙法》,元代叶行叔的《蒙训》,明代方孝孺的《幼仪杂箴》,王守仁的《训蒙教约》,吕德胜的《小儿语》、《女小儿语》,吕坤的《续小儿语》、《演小儿语》、《蒙养礼》、《闺范》,各种插图本的《日记故事》。清代则有唐彪的《父师善诱法》,王筠的《教童子法》,崔学古的《幼学》、《少学》,贺瑞麟的《女儿经》等。

蒙幼读物是传播知识的启蒙课本,用于家庭教育和学塾教育,主要有文字、历史、经学与理学、杂识、文选几类。所及内容十分丰富,天文地理、岁时节令、饮食服饰、鸟兽虫鱼、农桑水利、制作技艺、文事科名、姓氏称谓、人伦五服、器物用具等,无所不有。蒙幼读物在形式上也是多种多样,其运用韵对、故事、图画、诗歌、格言、警语、乡谚、歌谣等多种形式,进行伦理道德、生活自律、日用文字等方面的教育,便于理解,读来朗朗上口,也易于记忆。

古人很早就重视蒙幼读物的编写。《礼记》中有很多关于家教内容的语句,有些是直接采自古老的启蒙读物。《曲礼》上篇中的“衣毋拨,足毋蹶”,“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等押韵之句,朱熹认为“皆是古人初教小儿之语”(《朱子语类》)。他说得很有道理。像这种原本是教小儿的三字韵言之句在《礼记》中还有很多。如还是《曲礼》篇中的“毋不敬,俨若思”;“坐如尸,立如齐”;“出必告,反必面”;“不登高,不临深。不苟訾,不苟笑”;“毋践屦,毋踖席”(践、踖,踩踏之义);“坐必安,执尔颜”;“正尔容,听必恭。毋剿说,毋雷同”(剿,剿袭。此句讲不要学舌,不要应声附和);“毋侧听,毋噭应,(噭应,指应答之声高急如号呼)。毋淫视,毋怠荒。游毋倨(倨,傲慢),立毋跛。坐毋箕,寝毋伏”;“行不翔(指走路时不能晃晃荡荡),言不惰”;“邻有丧,舂不相(舂谷时不叫劳动号子)。里有殡,不相歌”;《学记》篇中的“玉不琢,不成器 ;人不学,不知道”等。由于它的浅显易懂,有些警句还被直接录入后人编写的蒙幼读物中,如流行极广的《三字经》中就载有“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之句,只是最后一字由“道”改成了“义”,意思未变,句子则更浅俗了。

除散见于如《礼记》书中的内容外,周朝史官编有教授学童用的《史籀》十五篇;秦朝则有李斯等人撰著的《仓颉篇》七章;汉代教幼童流行用的是《急就章》,汉末蔡邕撰有《劝学》;晋朝有束皙的《发蒙记》及顾恺之的《启蒙记》、《启疑记》;梁朝有周兴嗣编著的《千字文》;北齐有颜之推的《训俗文字略》、《诂幼》等。宋代开始,蒙幼读物形式繁多,层出不穷,流传极广的《三字经》、《百家姓》及后世各种增广注释版本(包括《千字文》的增注本),都在此时大量出现。

第五类是各类有关家教的丛书与类书。自宋以来,为了适应社会上蒙幼教育与家教的需要,一些学者和教育家将有关家训与蒙学著作合编为一套套的小丛书,或者撮抄古人治家教子、处世为官言论的精华,分门别类,编成小类书,刊刻出版,形成家教与蒙学的系列著作。宋朝司马光的《家范》、刘清之的《戒子通录》,均是辑录摘抄前人教子治家的言行而成书。张时举编有《小学五书》,辑录了《弟子职》、《女诫》、吕大坤《乡约》、《乡仪》与司马光《家仪》五种著作。明代赵南星有《教家二书》,辑有《三字经注》、《女儿经注》。陶珙编辑《福录全书》十二卷,内含《颜氏家训》、《朱子家训》、《袁氏世范》、《启蒙小儿语》、《女训约言》、《教子良规》等二十多种书籍。清代张伯行编辑《养正类编》,其中有朱熹《童蒙需知》、屠羲英《童子礼》、吕得胜《小儿语》等十三种书籍。贺瑞麟编有《养蒙书九种》、《养正丛编》、《蒙养书十三种》,张承燮编《小儿书辑八种》。比较有名的这类著作是陈宏谋的《五种遗规》,陈在乾隆初年辑成《养正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从政遗规》、《学仕遗规》,并将之合为《五种遗规》一书,其中养正、教女二种,专讲蒙幼与家庭教育,其他三种,虽是为为官者阅读借鉴而作,但对于官宦人家来说,也是家教不可缺少的内容。《五种遗规》辑录前人,主要是宋以来的有关文章与著作,分类汇编,按规诫、官箴、庸言、教约、世范、 宗规、语言等类汇于一集。每篇有按语,介绍文章的作者和出处,并加以评论。该书辑成后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一些人家特别是官宦之家的家教必读书目。

除去以上谈到的五类家教及蒙幼读物的书籍外,乡规民约、官府的法令刑律、皇帝的诏书和圣谕等,也都可能成为家庭与宗族教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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