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保护，一种特殊的写作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3-02-05 09:13

原标题：文化遗产保护，一种特殊的写作

过年是什么？

冯骥才一直是这样认为的：过年，过的就是大年夜子午交时这时辰。

“倘若中国人过年感受不到年意和年味，那将是多大的失落啊。”

他说，精神文化的失落会比贫穷使人更空虚。而过年的情感载体，便是自古以来代代相传的民俗。

“中国人的年，是文化含金量最高的节日。年文化真正是民族精神文化中的宝贵财富。但这财富，是否正在被我们自命为的‘现代文明人’一点点地葬送掉？”

冯先生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

“年有它专用的不可替代的载体，这便是那些约定俗成的年俗。现在应当做的，是保护和加强中国人祖祖辈辈所挚爱的这个年，而不是在负面上无知地消减它。”

“生活就是创造每一天。”站在新年的日历边，冯骥才说。

“你每扯掉一页日历，是不是就像扯掉一个生命的页码？”他又说。

虽然已在华发丛生之年，他依然喜欢说：我可以做多少事情。

这些年，对他来说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守护传统文化。

保护文化遗产，时间不等人

除了作家、画家，冯骥才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民间守望者。他是2018“中国非遗年度人物”之一。

长篇小说《艺术家们》中，男主人公楚云天卖画的情节，就来自冯骥才的经历。他曾经为了筹款保护文化遗产卖掉了自己心爱的画。他深深记得那天的难受和失落，但为了那些文化遗产，必须忍痛割爱。

做文化遗产保护二十多年，他差不多把文学写作放下了，因为做文化遗产保护，时间不等人慢慢来啊。他觉得那个事情更为急迫。保护文脉，保护文化遗产，哪怕为此“荒废”了文学创作，都是“没有选择的事”。

“我没有选择，在二十年前，在商品化大潮的冲击下，很多文化宝藏都风雨飘摇，我必须投入这个漩涡。”他这样说，语气很平淡。

他跑到乡村去，感受到老百姓对美的热爱。比如过年，人们家里要贴窗花。

“你知道一个屋子里阳光最好的地方是哪里吗？就是窗子。如果你剪一个特别美的窗花，贴上窗户，那一定会带来一种好心情、带来美的享受。在民间，这就是老百姓们对生活的热爱。”

冯骥才做文化遗产保护这些年，经常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一次，他去广西做田野调查，此地有一个七百年历史的苗族村寨。当地人对他说，你去了一定会喜欢，这个村寨背靠深山大林，有很多传统的文化风俗。结果他们开车去了，远远看到很多大红大绿、蓝的紫的各种刺眼的、不协调的颜色，不像是一个村寨，倒像是晾了很多大被单。

“我问，这是什么呢？进去了一看才知道，整个村寨都是传统的木质结构建筑，几百年历史下来，它显得很沧桑、很古朴，当地为了让村寨显得好看，就拿鲜艳的油漆涂了一遍。这说明一个问题，美也是需要修养的。”

这样一件事，刺激了冯骥才作为艺术家的本能。他认为，艺术家的工作，就是创造美，让美在任何地方都成为胜利者。

“面对商品化的时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作家和艺术家，怎么保持自己的纯粹性，怎样坚守时代思考的前沿，这是始终要思考的问题。”这是艺术家，也是文化遗产保护者冯骥才发乎内心的责任感。

“所以我觉得，在大学里提倡美育，给大学生一些符合美的规律的教育，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社会上很多商业的、混乱的、功利的、博眼球的东西，会搞乱人们审美的秩序。”

四驾马车，都不能放弃

写作是冯先生的生活。

《俗世奇人全本》已经发行了三十多万册，以鲜明的风格和民间立场风靡全国。之后，《艺术家们》再度备受关注。今年春节后，冯骥才的《俗世奇人新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他又写了18个津门传奇新故事。

但冯骥才的专业又是绘画。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进入新时期文学以前，他画了15年画。

他经常说，自己有四驾马车：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70岁，他在北京办了一个“四驾马车”展览。“当时我说，这四驾马车，我都不能放弃。”

“我原本写作的主项是小说。但有别于大多数作家，我至少有二百万字是非文学写作。这种写作横空而降，迫使我放下了手中的小说。”

这是他关于“写作”的自白——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叶，由于社会迅速转型，文化传统受到冲击，遗产濒危，传承受到威胁。于是我纵身投入到文化遗产保护的事业中来。这事业远比文学写作艰辛百倍。但它具有紧迫性、使命性，意义远比个人写作重大和深远得多。由此一路下来，历时二十余年，转战于四个战场：一是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二是民间文化遗产（非遗）保护，三是传统村落保护，四是教育保护（建立非遗学）。这个崎岖而艰难的全过程后来被我写进一部文化自传中，书名叫做《漩涡里》。然而，这部梗概性的自我描述，无法表达二三十年中极其丰富和驳杂的精神历程。后来，我发现，这个历程被过往的岁月无意却完整地留在我一种特殊的写作里。”

“对于一个写作人，写作是得心应手的思想武器。当我在文化遗产保护中身处孤立时，写作的笔便被我派上用场。当然，不是把它写进文学，而是用它写文章呼吁、论辩、批评、表述；用它准备一场场大型演讲；用它制定行动计划；用它厘清思想和建设理论；用它做田野调查、记录、研究和为遗产制作档案等等。这时，我发现我的写作的功能被我放大了。相对于文学，这是一种另类的特殊的写作。在不经意间，我留下了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浩繁的文字；包括思想、理论、批评、随笔、散文、纪实、研究、口述史、讲话、谈话录等等。由于我是多项重大遗产工作（非遗抢救、古村落保护、传承人保护等）的倡导者、发动者、组织推动者，并亲历其全过程，这些文字便具有历史的见证意义。他留下我这一代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的精神与行动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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