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戏 | 这位世界顶流为何匆匆离世？

上帝的祝福也是上帝的诅咒，一个人无法逃离自己、逃离命运。但莫扎特的死亡，至少能让人们辨清一些更加纯粹的东西，辨清羽毛笔刺穿心脏时那种最高贵的痛苦。

文 | Eva

近日朋友邀我同观《莫扎特！》（MOZART!）德语音乐剧版音乐会，原本预期并不高，谁料看完后觉得很不错，遂有此篇。

闲话少叙，切入正题。米歇尔·昆策以存在主义哲思编写剧本与歌词，西尔维斯特·里维用摇滚与流行元素重构古典旋律，将大家印象中的大师莫扎特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在权贵束缚中抗争自由，在天赋重压下挣扎前行，在履行使命与追寻幸福间左右摇摆。大幕升起，这位“洛可可时代的潮流巨星”不再是音乐史上镀上金边的理想英雄，他脆弱敏感、桀骜不驯、对生命充满热枕，既被这份热枕成就，也被这份热枕吞噬。

这部音乐剧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一个设定是，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先生在舞台上以青年沃尔夫冈和孩童形象的阿玛德同时出现、如影随形。

沃尔夫冈体弱多病，和许多女人闹出过风流韵事；爱玩，欠债，最迷跳舞和桌球，是莫扎特更“世俗”的那一面。而瓷娃娃一般可爱的阿玛德不知疲倦地沉浸于艺术创作、时时“鞭策”看着不太靠谱的沃尔夫冈，自是莫扎特“天才”“心血”“精魂”的具象化呈现。

历史上，莫扎特与他的父亲利奥波德性格相似：都不甘于按部就班的生活。老莫扎特并非出身音乐家族，却在成人后任性地放弃了法学和神学的本业，当了杰出的小提琴演奏家和教育家，随后又不甘于宫廷乐师的身份，开启“巡回演出经理人”一样的职业生涯。他致力于将自己的孩子们制造为童星——事实上，欧洲的“音乐神童经济”作为特别的现象，几乎就起始于莫扎特父子。

在莫扎特6岁多的时候，老父亲带着他和他姐姐做了一次长达3年半的欧洲旅行，向各地的王公贵族展示自家小宝贝的音乐才能。虽说莫扎特孩童时期最早的作品并非完全依靠自己完成，而是有赖于其父的润色加工，但他超人的演奏能力令王室惊叹不已。

于是，在王室的引领下，其他贵族找不到不爱小莫的理由。而通过这些关系，莫扎特很早就能和诸多超一流的作曲家深度交流，汲取养分。

第一次巴黎之行他受益于约翰·朔贝特，去意大利遇到了自己的对位法恩师马尔蒂尼，德意志之旅可结识享誉欧洲的曼海姆乐派。最重要的，海顿和小巴赫也是他的良师益友。号称“伦敦巴赫”的这位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将指导其作曲的技巧。

“神童”总要长大，仍旧到处旅行——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为了求职。

老莫扎特希望儿子能被某个贵人聘请，有固定的薪水。而博取贵人的青睐可是个费力的差使，需要经营人脉，投其所好，为其“量身造乐”。不过，这种“铁饭碗”的体制虽能保证音乐家衣食无忧，但也绝对是桎梏进一步发挥的牢笼。

音乐剧里沃尔夫冈与大主教之间的矛盾冲突，正源于此。

20世纪初期的指挥大家魏因加特纳被问到为什么不演奏海顿的作品时，轻蔑地回答：“海顿？他和莫扎特，都已经是历史的‘陈迹’了！”和魏因加特纳同时期的另外一位音乐家谢佛勒，替魏因加特纳的轻蔑做了当时最能令人认同的注解：“海顿和莫扎特，即使是他们最沉重的哀伤，也只不过皮肤那么一点深度而已！”

在浪漫主义的信条中，悲剧、哀伤才真正迸发出人之所以为人的能量，亦符合艺术家孤独求索的气质，然而，听起来总是愉悦、清朗的莫扎特，就真的从未“哀伤”过吗？

此前，彼得·谢弗写的《阿玛多伊斯》还原了莫扎特不成熟、不健康的性格。他满口脏话、言词刻薄，经常爆发出带有嘲讽意味的狂笑，得罪了周遭所有的人——他并不总是那么开心的。

这版音乐剧也意味深长地戳穿了名利场的虚伪、残酷和不堪忍受：在维也纳，艺术家仅靠天赋难以立足。只有当他死了，或者精通诡计、权术，才能收获成功。

狂热的观众为《魔笛》高声喝彩，层层叠叠的掌声似乎预示着未来世代的“莫扎特崇拜”。而沃尔夫冈却发着高烧，面色苍白卧床不起。小人儿阿玛德则坐在床沿，继续创作“安魂曲”。当墨水用尽，他一如既往刺破沃尔夫冈的手臂，饱蘸鲜血继续谱写。

最终，象征“上帝宠儿”的阿玛德，用尖利的羽毛笔刺穿了沃尔夫冈的心脏，生命之火燃烧殆尽。

主创团队相信：天才最终倾轧了作为凡人的自己，或许这正是莫扎特匆匆离世的原因。他以最昂贵的代价，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乐章。

罗宾斯·兰登是莫扎特专家，他在《1791，莫扎特的最后一年》中指出，音乐家生命的最后阶段，经历了当时奥地利政治社会的一场变故——先皇约瑟夫二世故去，新皇利奥波德二世登基（1790年），莫扎特的生活和创作处于宫廷和社会的转型期。因为花钱大手大脚，社交技巧也令人不敢恭维，他的财务状况历来不好，到1790年后更加糟糕。当务之急是尝试获得新君主的眷顾，争取在加冕礼上露面，最好能登台演出。

维也纳已是欧洲音乐环境最好的城市，但迫于经济萎缩和社会风气的变革，宫廷和大家族都开始缩减大型管弦乐队的编制，一些没落的大家族甚至直接取消了私人雇佣的乐团；另一方面，小型的室内乐在中产阶级家庭中流行，更为开放的公众音乐会被平民阶层接纳和喜爱。

从音乐家和音乐创作的角度，宫廷和大家族的“弃子”，须转到中产阶级文化圈中寻求机会。音乐家的阶级属性也在发生改变，他们应从卑微的、缺乏教养的“下人”，努力转变为面向大众时有精致文化品位、举止得体大方的艺术家。欲满足新环境下的新要求，即便天才如莫扎特，也得投入巨大的精力和勇气去适应。

关于莫扎特的疾病和死亡，坊间有太多传说。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对死亡毫无准备。他的经济条件不足以支撑一场得体的葬礼，甚至连棺木送到墓地的时候，都未有亲友在场。

“我是大调 我是小调 我是和弦 我也是旋律”“我是节拍 我是休止 是不协和与协和 我是强音 我是弱音 舞曲与幻想曲”“黑暗光明恶狼羔羊 闪电与交响 聪明愚笨放荡乖巧 凡人与天才 我是 我是音乐 我多么希望人们能爱上 这真实的我”

这一生，莫扎特期待被爱，他希望他人对自己本身的喜爱，而非对自己演奏技巧和作品的热爱。

“在世界的尽头 黄金从星星上坠落 谁能找到它 就能实现遥不可及的愿望。”对艺术的极致追求和对自由的无限渴求，是神圣的欢乐的来源，更是无穷的煎熬与折磨。

“人如何才能逃离自身的阴影？如何才能将一切舍弃？如何追寻自我的内心？又如何将‘我’避弃？怎能越过藩篱，如果抬眼望去的高墙竟是自己？面对命运，你永远无法逃离！”是的，上帝的祝福也是上帝的诅咒，一个人无法逃离自己、逃离命运。

但莫扎特的死亡，至少能让人们辨清一些更加纯粹的东西，辨清羽毛笔刺穿心脏时那种最高贵的痛苦。如同罗宾斯·兰登在书末引用的圣经箴言：“凡上帝结合的，人不可拆散。”

注：文中舞台剧照片 摄影 郑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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