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写尽人间事，半生回望故乡灯

本报记者 石闯 文/图

12月的中原，朔风凛冽，而对著名作家刘庆邦来说，这片熟悉的土地，却总是暖意盈怀。受河南省文联“归根还巢”学术成果交流活动之邀，他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家乡。故土重逢，双鬓虽染霜，目光却清澈如少年，仿佛在与年轻时的自己静静相望。

从周口到郑州，从城市到乡野，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谈：座谈交流，深入矿区，走进校园开讲座……三四日行程密如针脚，却在寒冬里织就一股沁人心脾的文学暖流。

自1972年提笔至今，刘庆邦的创作已跨越半个世纪，出版作品百余部。《红煤》《断层》《黑白男女》《花灯调》等10余部长篇小说，《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鞋》等大量中短篇小说和散文，构成了他厚重的文学版图。他曾获鲁迅文学奖，在文坛素有“短篇王”之称。年过七旬，他笔下的生命依然蓬勃。

这背后，是数十年如一日近乎“刻板”的自律——晚9点睡，凌晨4点起，伏案写作如晨课。写作于他，已是本能，如同农人耕田、矿工采煤：一日不写，生活便像少了一块重心。至今，他仍习惯用钢笔在格子纸上，一笔一画地耕耘岁月。

作为矿工出身的作家，他的人生就是一部励志文本。他常说，“50后”这一代，身上有独特的沧桑与坚韧：见过山河巨变，扛过生活重担，那些经历不可复制。“生命的质量，决定作品的重量。”

在他看来，每一部作品都是创作者的生命之歌、生命之舞、生命之诗，是用全部阅历和情感酿出的一坛酒。他深信：“一个作家能走多远，往往不只是才华的比拼，更是意志的较量。意志不坚，路就走不长。”

谈郑州： 人生转折，从这里走向文学旷野

“郑州，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也是命运的转折点。”晨光透过宾馆的窗户，落在刘庆邦平静的脸上。谈起郑州这座城市，他的语气里带着沉甸甸的感念。就在前一天，他重回曾经工作过的煤矿，与老工友双手紧握，眼眶发热——那些深藏心底的感激，终究是掩饰不住的。

1951年12月，刘庆邦生于沈丘。1967年，初中毕业回到村里，拿起了锄头。那时候他接受不了，很不甘心，满脑子装的都是外面的世界。那是许多乡村青年共有的心事，只是在他心里，那份“想出去”的冲动，来得更为迫切。

转机在1970年，新密矿务局招工的消息像一颗石子投进他躁动的乡间生活。报名，录取，告别土地，他成了一名煤矿工人。这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次身份的蜕变：从农民到工人，从挣工分到领工资。生活忽然推开门，他站在这头，回望身后的村庄——那种距离感，日后成了他写作中深沉的底色。

在煤矿，一干就是9年。支架厂、采煤面、掘进巷、运输道……他几乎干遍了井下的活儿。因为矿上搞文艺汇演，他被喊去组织宣传队。就在那段飘着煤尘也飘着歌声的日子里，他遇见了爱情。1972年，在写过几首青涩的情诗之后，他尝试写了第一篇小说。

“没想着发表，也没地方发表。作者是我，读者就妻子一个。”他笑得很温和。稿子写好后，被塞进一个装过炸药的旧木箱，一躺就是6年。

1977年，文艺的春天渐渐回暖。有一天他想起那叠稿纸，翻出来重读，竟被自己当年的真诚微微打动。“觉得不比刊物上登的差。”他工工整整重新誊抄，投了出去。1978年，《郑州文艺》第二期，头条位置印着：《棉纱白生生》。那是他的处女作，更是一块稳稳的信心基石。

“郑州不仅给了我身份、爱情，还给了文学的‘门票’。”他说，“我对这座城市，始终怀着一份感激。”从那之后，他的短篇小说接连在《奔流》《莽原》等河南刊物发表。“有时候一年在同一本杂志上发两篇——说郑州、河南培养了我，一点不为过。”

如今他在北京已生活40多年，可每年清明、国庆回沈丘老家，总要在郑州停一脚。见老友，走老街。“变化真大，刮目相看，完全是一座现代化大都市了。”他望着窗外，语气里有感慨，也有温柔的骄傲。

这座城市记得他最初的来路，他也始终记得，自己是从这里，走向更远的文学旷野。

谈读书：

推广阅读，是因曾“无书可读”

在繁忙的创作与工作间隙，刘庆邦常常走进校园、书店，与人分享读书心得。对他而言，读书从来不只是消遣，而是“生命中的一件大事”，甚至关乎一个人的命运。“先读，有了启发才能写。所以我是写一辈子也读一辈子。”他这样形容读写之间的紧密关系。

刘庆邦对读书的理解，透着岁月沉淀的重量。他将“读书”上升至另一个高度——背后是一段家族的隐痛。他的二姐当年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因父亲去世，母亲便不再让她上学。“家里太困难了，二姐想读书，母亲还要打她。”这句话里，有他至今未散的叹息。他的妹妹更是一天学都没上过，成了“睁眼瞎”。

在那个无书可读、求学无门的年代，这样的遗憾刻进了许多人的命运。正因如此，刘庆邦格外感慨，今天阅读条件好了，“书多了，反而不读了，读书需要全社会推广。”

他自己始终是“读书”的践行者。一本《红楼梦》反复读了好多遍，常读常新；《人民文学》《光明日报》《十月》等报刊，常年不离案头。在他看来，读书首要在“喜欢”，甚至觉得“读书也需要一种才能”。他并不一味追求数量，更看重“善读、会读、读深读透”。

对于国家提倡建设“书香中国”，并自2026年起将每年4月第四周设立为“全民阅读活动周”，他十分赞同。他说，全民阅读是提升民族素养、建设文化强国的根基。尤其在信息纷繁的时代，他呼吁“深读、精读”，警惕碎片化、浅薄化、猎奇式的阅读，推动社会形成扎实、沉静的阅读风气。

“读书，是把一个人从自然人变成文化人、社会人的必由之路。”他语气恳切而坚定，已出版作品逾百部，可妹妹不识字，只能由妹夫读给她听。二姐和妹妹的命运，是这个家庭“终身的隐痛”。也因此，他格外珍惜当下的阅读环境，寄语年轻人：热爱阅读、善于阅读，借此拓宽生命的边界，让人生走向更辽阔的远方。

谈写作：

写哭自己，独特经历是最大财富

2024年1月，刘庆邦长篇新作《花灯调》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部扎根贵州遵义、描绘乡民生活与第一书记奉献的作品，先后入选“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与“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在文学界激起回响。

他与这本书之间，有种浓重的情感联结。一次出差途中，他从飞机读到宾馆，泪水竟一次次模糊视线。“我都70多岁了，明明知道读到哪儿会哭，真到了那段，还是拦不住。”

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汪政说，《花灯调》对刘庆邦而言“已超越一般文学创作，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是所有理想与经验的倾情投入”。他自己的话则更朴素厚重：这本书的筹备，从童年就已开始。“不光是文学的准备，更是饥饿的准备、生活的准备、人生的准备、生命的准备。”他欣慰地说，“我准备了大半辈子，酝酿几十年，终于把它写了出来。”

于他，写作就是快意人生。作为专业作家，他不坐班，也不去办公室，“在家写不一样吗？”他笑道。作家仿佛没有明确的退休界限——他70岁才退休，“退之前写，退之后也写，一点没少。”

他的日常极有规律：凌晨4点起床，写到6点，外出锻炼，每日至少600字，雷打不动，春节亦然。写完便觉一身轻松，“有一种幸福感”。晚9点入睡，偶尔熬夜，次日依旧4点起床——这个习惯，他已守了30多年。

至今，他仍保持着“古典”的写作方式：用钢笔在格子纸上手写。写完后，由妻子对着手机语音录入，再转进电脑。“我很喜欢听妻子读我的小说。”他闭目聆听，泪水仍会悄然涌出，“自己写的故事，还能让自己这么感动。”在他看来，这或许正是文学的魅力。

关于写作的意义，他认为在于“改善人心，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作家因长期处于创作状态，沉浸于一个善良的内心世界，自然对世界怀有善意。他相信，作品是生命的外化——有什么样的生命质量、力量与分量，就会写出相应有力度、深度、温度的作品。

作为“50后”作家，他坦言自己的最大优势在于“经历的丰富性”：“从饥饿到脱贫，一桩桩大事都经历过，这是最大的财富。作家需要深入生活，你经历过和没经历过，是不一样的。”

生命的力量，他解读为“思想的力量”，而独立思考是其前提。他相信，“生命的分量”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来自坎坷的锤炼、误解的打磨，在一次又一次的加码中逐渐累积。

回望半个世纪的笔耕，他平静地说：“支撑我写作的，不一定是才华，更是意志力。很多作家不是输在才华上，而是输在意志力上。没有它的支撑，很难走远。”的确，文学是一场漫长的奔赴。于他而言，这场奔赴，是写不尽的人间烟火，也是读不完的故土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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