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域 | 追寻王世贞：“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3-02-27 12:36

原标题：视域 | 追寻王世贞：“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视域

不久前，作为明代中晚期文坛巨擘王世贞早年和中年的代表作，沉埋了400多年的《王世贞全集·弇州山人四部稿》首次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校点稿形式出版。《王世贞全集》的陆续出版是填补空白的古代典籍整理大工程，其价值和意义深远。

原文：《“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作者 |上海交通大学姚大勇

图片 |网络

明万历二年（1574）九月，深得士林重望的“后七子”领袖王世贞被朝廷命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镇抚郧阳（今湖北十堰）。郧阳虽僻处鄂西北，然地接河陕，路通水陆，自明成化十二年（1476）设府以来，百余年间，居民繁滋，尚属安宁。王世贞到任后，纠劾不法，革除弊政，严明职守，识拔人才，振兴文教。王世贞抚郧的时间并不长，一年半后即被调离，然不仅在郧阳任上留下惠政，还在此地完成了一件于他本人，于中国文学史均有重要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在此刊刻了他前半生的心血结晶《弇州山人四部稿》（以下简称《四部稿》）。郧阳山水有幸，一代文豪之集，首刊于此。

赴韩国访书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我们也有幸，在王世贞谢世400多年后，从事《王世贞全集》的整理，作为《王世贞全集》中的重要一种，《四部稿》传世的有190卷本、180卷本、174卷本，有刻本，有抄本，各本之间关系如何，有何传承统序，这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2015年夏，我和许建平老师携带着之前搜检到的馆藏信息，踏上了赴韩国的访书之旅，并在韩国受到了很多认识或不认识的师友的热心帮助，高丽大学、成均馆大学、忠南大学、藏书阁、奎章阁、中央图书馆……都留下了我们访书的足迹，也载满了师友们的深情厚谊。也正是在韩国国民大学，我们无意之中寻到了对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的校勘整理至为重要的此书的初刊本。

国民大学坐落在首尔的北汉山下，深林幽涧，风景绝佳，但我们在那儿没顾上欣赏校园山景，而是在朴英顺女士的介绍下，一头扎进校图书馆，拜读馆中收藏的汉文古籍，其中就有《弇州正集》。经过考辨，我们发现此《弇州正集》就是王世贞在郧阳刊刻的《四部稿》的初刊本！此书不知何时，通过何种途径流传到了韩国，而且换上了“韩装”。

从外形上来看，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完全是一部韩国古籍：用较粗的单线五眼装订，书衣厚实，书名直接题写在书衣上，与中国线装书的装帧形式明显不同（中国的线装书一般是单线四眼装订，书衣较薄，书名用白纸题签后粘贴在书衣上）。但是翻开来看，发现其还是中国古籍，与我们所见的国内《四部稿》刻本极为相近，很多地方不仅字句全同，甚至连断板、不清之处也完全一致。细辨之下，又可发现其与国内藏本的不同之处，而这正是其价值所在。

校正本与初刊本

王世贞自述在《四部稿》成书以后，又对其做过校正和增删，不仅订正“鱼豕之误八百余字”，而且“增入说部六卷，所谓《巵言别集》者，易之曰《宛委余编》，而斥《盛事》《异典》别行之”（《弇州山人续稿》卷一八二《徐孟孺》）。这每让人费解，不知所言所指为何事何物。而通过将韩国国民大学所藏的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180卷本《四部稿》相对照，则不仅二者之间的分合昭然若揭，而且让人对王世贞所言之语警然有悟：

相较于国民大学藏本，国图藏本系将原刊本中的十三卷《艺苑巵言别录》（即所谓的“《巵言别集》”），增加六卷（即所谓“增入说部六卷”），扩充为19卷，并改名为《宛委余编》（即所谓的“易之曰《宛委余编》”）。又将初刻本中的《皇明盛事述》和《皇明异典述》各三卷（原卷一百七十八至卷一百八十），移除出《四部稿》，单独刊行（即所谓的“斥《盛事》《异典》别行之”）。这样有增有出，全书总卷数不变，仍为180卷。

国民大学藏本《四部稿》的发现，正好为王世贞的相关言语提供了实物证据，而且二者严丝合缝，如若符契。通过谨慎考辨，我们明确了国民大学藏本是《四部稿》的初刊本，国图藏本正是王世贞在初刊本刊行后手定的校正本。校正本与初刊本相较，不仅部类上有调整，字词上有改动，篇目上也有变易，如卷五九增加了《麻城穆侯均赋颂序》，卷八六增加了《刘庄襄公墓志铭》，卷九二增加了《吴孺人墓志铭》三篇文章。若无初刊本作参照，不仅对王世贞的相关论述懵懂难解，于《四部稿》的篇章分合也会茫然无知。不意于海东韩国，得见王世贞于郧阳所刻文集之初刊本，幸何如之！

《四库》本如何

随着国民大学所藏《弇州正集》的出现，《四部稿》的初刊本和校正者得以确认，相关问题也让人豁然开朗：传世的174卷本《四部稿》，正是在180卷的校正本中，去除《燕语》和《野史家乘考误》各3卷后调整而成，并成为通行之本。现在上海图书馆所藏的190本《弇州集》，则是在通行的174卷基础上，另补上《史乘考误》7卷、《盛事述》3卷、《异典述》5卷、《异事述》1卷而成。清修《四库全书》时，收录的也正是此通行的174卷本。清廷纂修《四库全书》时，因对传世之书焚毁删改，而让后人对之多有微词，甚至有认为清修《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秦始皇“焚书”之后的又一次书籍之厄。那么，《四库全书》中收录的《四部稿》，情况如何呢？

将《四部稿》较早诸本与《四库》本比较，不难发现，四库馆臣在收录此书时，于政治上的违碍之处，确实多有删改，而对有的不涉政治的地方，却改得颇具眼光卓识。如卷一《二鸟赋》首句“有鸣秋丈人者，冠緌冠”，“冠緌冠”中上一“冠”字，原作“寇”，明显不通；卷七《黄鹄曲》其二首句“黄鹄摩天来”中，“鹄”原作“鹤”，而据诗题及上文，应作“鹄”；卷三一《赠别罗鹿龄》中诗句“蒯缑歌始哀”中，“蒯缑”原作“蒯鍭”，也误，对这些形近之误，四库馆臣均予以更正。另卷二六诗题《初秋端居即事效初唐体》中，“唐”字原脱，四库馆臣补得恰当；卷七八《江行纪事》中言“余携所有王晋卿《烟江叠障图》”，“王晋卿”原作“王晋溪”，按王晋卿（名诜）为北宋画坛名家，与苏轼有交往，作“王晋溪”显误，四库馆臣于此也改得正确。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从这也可看出，四库馆臣在修书时态度还是严肃认真的，其学识令其能够担任纂修之责，《四库全书》本《四部稿》，也足资校勘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