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奖访谈 | 袁筱一:文学翻译最能让人明白,语言中潜伏着无数的可能性

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七个门类35部作品获此殊荣。中国作家网第一时间采访了获奖者,深入作家创作腹地,从生命经验到现实关怀,从个体悲欢到“国之大者”,听他们讲述获奖作品背后的故事与思考。即日起,中国作家网将陆续推出系列访谈文章,敬请关注!
——编者
文学翻译最能让人明白,语言中潜伏着无数的可能性
——访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获得者袁筱一
1992年,还在上大学的法语系学生袁筱一,用法文创作了一部小说《黄昏雨》,获得了法国青年作家大奖赛第一名。当时有着双语创作梦想的她,在1994年与人合译了勒克莱齐奥的《战争》后,在文学翻译中找到了真正的“双语创作”——在两种语言之间的理解和写作。
2026年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袁筱一凭借翻译法国作家蕾拉·斯利玛尼的小说《战争,战争,战争》获得翻译奖。在她看来,鲁迅对于翻译的重要性和目的性的认识,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写作的真正价值。而翻译最令人感动之处,则是“表达自我”的后退,让位于“理解他者”,袁筱一甚至认为,这其中有着某种浪漫。同时,翻译也塑造了作为译者的自己,更纯粹,也更具包容性,“因为文学翻译最能让人明白,语言中潜伏着无数的可能性,你所呈现的可能性就只是其中的一面”。

袁筱一

《战争,战争,战争》,[法] 蕾拉·斯利玛尼 著,袁筱一 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24年出版
中国作家网:祝贺您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您得知获奖后的感受是怎样的?这份奖项对您意味着什么?
袁筱一:此时当然很激动,也觉得很幸运。就像我在很多采访时所说的,翻译界优秀的同行何其多,虽然现在各种文学翻译的奖项似乎也不少见了,但是一则比起优秀的译作来说不及万一;再则能够得到以鲁迅冠名的文学奖,是莫大的荣誉,也是莫大的鞭策。鲁迅本人就是一个翻译家,他对于翻译的贡献不在于他的译本,更在于他对翻译重要性和目的性的认识,并且影响了他那一代的作家。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也隐喻了文学翻译,甚至是写作真正的价值何在。所以,译作能得到鲁迅文学奖,对于我来说意义重大。原先只是为了热爱而坚持的事情,现在更加增添了一种使命感。自己做了这么多年的事情的价值得到了再一次的肯定,会让我坚定地在文学翻译的道路上走下去,做一个更加纯粹的人。
中国作家网:您是如何走上文学翻译道路的,您从事文学翻译的初心是怎样的?一路走来,文学翻译最令您热爱的部分是什么?
袁筱一:回顾自己的文学翻译历程,竟然也已经做了三十多年。1994年,我翻译的第一部小说出版,是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的《战争》,当时是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李焰明教授合译的。这一次的翻译经历还真是改变了我之后的人生。因为在大学期间,我曾经用法语创作过一个短篇小说,并且获得了1992年法国青年作家大奖赛的第一名,当时模模糊糊地也有过从事双语创作的想法。只是后来走上了学术道路,于是在做翻译理论、比较文学研究的同时,在导师的引导下第一时间接触到了文学翻译,从此一发不可收。看着能把我喜欢的作家的作品变成汉语,这不就是真正的双语创作吗——在两种语言之间的理解,在两种语言之间的写作。
文学翻译中最令我感动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以理解他者为前提的,表达自我在其次。但是这样的理解他者,最终是能够回到对自我的认识上来。我很喜欢海德格尔的表述,语言的经验,就像是生一场病的经验一般,当疾病调动你的身体,并且重塑你的身体,你在大病痊愈之后,会得到全新的一个自己。而真正的理解他者,要求你能够不断在两种语境中出入,要求你不能过于自恋,也要求你善良和纯粹,因为需要暂时放下自我。因此我觉得文学翻译让我成为一个善良和纯粹的人,同时又不过于较真。因为文学翻译最能让人明白,语言中潜伏着无数的可能性,你所呈现的可能性就只是其中的一面。
中国作家网:蕾拉·斯利玛尼的《战争,战争,战争》记述了在二战后这一剧烈变动的历史背景下女性跨越族群的生活与奋斗。作为译者,您会用怎样的一句话来形容这本书的翻译过程,翻译时有没有哪些有意思的或者难忘的经历可以和我们分享?
袁筱一: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这本书的翻译过程,应该说激动人心,一气呵成。我能够想象,也许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准备会花去她很长的时间,但从落笔开始,写作一定会是一个比较畅快的过程。与翻译其他作者——比如勒克莱齐奥,杜拉斯,尤其是卢梭——不太相同的是,这是一个节奏很快的过程,简直有点急不可耐地要尽快进入下一个情节,转换到另一个场景。
有趣的经历谈不上,就是记得在翻译这本书时,我因为感受到两种文化的交融与冲突,有强烈的冲动想要计划一趟摩洛哥之行。在蕾拉笔下,这种非“异域情调”的“异域”才是最让人向往的。可惜因为种种原因,摩洛哥之行没能成功。希望把三部曲译完,我能去得成一趟摩洛哥。

蕾拉·斯利玛尼
中国作家网:从蕾拉·斯利玛尼介绍到中国的第一部作品开始,您就一直在做着译介工作,在您看来,从第一部《温柔之歌》书写现代女性和家庭的纠葛,到近两年的“他乡三部曲”,作家在创作中有怎样的转型与突破?在翻译过程中,您又是如何更好处理女性心理以及情感体验等幽微隐秘的细节的?
袁筱一:蕾拉·斯利玛尼的《温柔之歌》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因此比较容易进入译者的视野。翻译完《温柔之歌》和《食人魔花园》之后,其实还是蛮佩服这个年轻作家的大胆和尖锐。所以浙江文艺的曹元勇社长来和我商量她的“他者之乡”三部曲时,我犹豫了一下就答应了。也是想知道这位作家的创作有没有因龚古尔奖而窒灭。要知道,那么年轻就获奖,巨额的版税是有可能终结一个作家的。不过好在蕾拉没有。她一直在找“下一个”题材,并不待在自己的写作舒适区里。或许这就是传统文学写作和类型写作的差别吧。我相信三部曲之后,她会转向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主题。上次她来中国的时候,谈到她想以翻译家为主人公写一部作品,我很期待,当时甚至开玩笑说,或许等她写完了,我也会写一部小说来回应她,而不仅止于对她的翻译。
话说回来,蕾拉打动我的地方就在于她的细节上的功力,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写女性的愤怒、不甘、嫉妒以及坚韧,真的很出色,很容易让译者也代入。但是她最好的地方,是始终有一种对同性——同性的外祖母、母亲——的深深共情。这种共情并不因为时代变了就不复存在。跨越时代、跨越文化和语言的共情应该是一个优秀写作者最基本的能力。
中国作家网:我记得曾经读过您怀念李健吾先生的文章,情感真挚。想问问您,从前辈那里继承了怎样的文学遗产?如果有志于文学翻译的青年人问您,做翻译最重要的是什么,您会怎样回答?
袁筱一:是,之所以能走上文学翻译的道路,是因为对于法语文学翻译界来说,我们继承了太多前辈的“遗产”:我借助傅雷认识了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借助李健吾认识了福楼拜,借助王道乾认识了杜拉斯——顺便提一句,王道乾先生竟然曾是我现在任职的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以至于我突然被调来的时候,坚信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借助柳鸣九认识了20世纪法国文学。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他们是我不能跨越的存在,唯有努力,才能够对得起他们留下的一切。
如果现在有学生来问我,做翻译最重要的是什么,比较理性的回答是,多读书,因为翻译是选择,只有书读得多读得杂,选择才可能会更准确。所以文学翻译实践与文学的研究和品位是不能分离的。所有伟大的翻译家都是有研究——虽然不一定都用论文的形式反映出来——有品位,两者缺一不可。如果比较浪漫一点的回答,那就是,要有暂时放弃自我、走向他人的勇气和承担。
中国作家网: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同时,AI已至,您觉得人工智能对于文学翻译的未来有怎样的帮助或挑战。人类“手搓”翻译不可能被AI替代的“绝活”是什么?
袁筱一:对于这个话题,我有些悲观。对于人工智能的侵入,人文学者需要保持清醒,也需要知道自己的职责在哪里。大语言模型的出现当然是技术的突破,因为它能生成,于是威胁到了包括文学翻译在内的文学创作这一块过去被视作技术不可能达到的地方。人工智能对于译者当然是有帮助的,我们可以有大量的数据,可以和它协商,就像面对一个脾气很好、总在鼓励你的朋友,但是我们更可能堕入智力怠惰的陷阱,而丧失了语言的经验,丧失了作为人特有的语言的敏感,因为人工智能是范式性的,也是市场导向的,是资本的加速器。我做过一个对人类“手搓”翻译与AI翻译的对比研究,研究的结论和开始时所设想的不太一样,其实当人类的智慧被喂给AI之后,并不存在某个个体独有,不可能被AI替代的“绝活”,但是,在文学的领域,没有经过历史个体的语言生成,说到底就是语言垃圾。这个时代可能缺能源,可能缺情感,可能缺很多东西,唯独不缺语言垃圾,它不应该成为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
排版:龙美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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