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权利与翻译的使命
原标题:译者的权利与翻译的使命
在传统的译学理念中,是没有译者的权利这一说的。以中西翻译史为例,近两千年来,我们在谈到译者时,谈到的只有“任务”“义务”和“责任”,却从不会提到译者的权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译者甚至连在译作上的署名权都得不到保障。之所以如此,我想恐怕跟当时翻译的主流对象有关:当时(欧洲的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的佛经翻译时期以及五四时期)翻译的作品大都是宗教典籍、社科经典和文学名著,译者与原作者相比,地位相当卑微。在学界人士的心中,只有上帝、佛祖,只有古贤先哲和文学大师,哪有译者的地位,更遑论译者的权利。
曾经也有人想争一下译者的“特权”,如法国翻译史上的著名作家、翻译家夏尔·索雷尔(Charles Sorel)曾说:“使原著再现于各个时代,按照各个时代流行的风尚改造原著,译者对原作作相应的改动,是译者的特权。”然而在那个“原文至上”“是否忠实原文是判断翻译优劣的唯一标准”的年代,岂能容得下这样的言论?事实上,索雷尔自己也很快改口说,“为了使译作达到卓越水准,必须选择一种明智的折中方法:既不受原作者的言辞或意义的过分束缚,同时也不相去太远”。
然而,尽管没有人给译者以明文规定的权利,译者们对自己应该有哪些权利还是很清楚的,而且并不会放弃。譬如译者是否有权利在翻译中体现自己的风格,在传统译学理念看来,译者当然是无权体现自己的风格的,因为译者的责任是传递原文及原作者的风格,而不是展示自己的风格。但事实上,优秀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肯定不会满足于做一个单纯的文字“搬运工”,跟在原文后面亦步亦趋,被原文的语言文字束缚住手脚。
譬如傅雷,他明确倡言“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其用意也就是要求译者摆脱原文语言文字的“形”。众所周知,傅雷的翻译风格很明显,我们拿起随便哪一本傅雷的译本,只消看上几页,不用看封面上译者的署名,就立即能感觉到这是傅雷的译本。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的许多读者正是因为喜爱傅译的风格才爱上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作品的。在这里,翻译的事实与传统的译学理念显然背道而驰,形成了一个悖论。
同样的“悖论”也存在于前几年围绕葛浩文翻译莫言作品所引发的争论中:一方面我们都看到,葛浩文的翻译“是把莫言作品推向诺奖领奖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原因”,另一方面又有不少人对他“连删带改”的翻译表示“质疑”,说他“改坏了”莫言的原作。
翻译界这种“悖论”的由来,其实跟我们的翻译理念没有根据翻译的事实调整有关。长期以来,我们对翻译的理解与认识一直停留在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层面,由此认为所谓合格的译文就是“忠实”地实现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至于这种“转换”的实际效果如何,是不考虑传统的译学理念的,例如译文能不能为译入语读者所接受、所喜爱,能不能在译入语环境里产生影响等。
有鉴于此,当代译论开始对翻译进行重新定位,2012年国际翻译日主题重申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强调翻译的使命就是要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有效的跨文化交际。当代译论呼唤“译者登场”,突出译者作为两种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协调者的身份,揭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在意识形态、国家政治、民族审美趣味等各种因素制约下对译文的“操控”。确立了现代译论意识,把握住了翻译的使命,原先的许多“悖论”也就迎刃而解了。
首先,不要把“是否尽可能百分之百地忠实地传递了原文的信息”作为评判翻译优劣的唯一标准。“忠实”只是评判翻译的一个标准,而不是唯一标准。我们还应该考虑翻译是否切实有效地促进了不同国家、民族间的跨文化交际,这是评判一个翻译行为,尤其是一个译介行为和活动是否成功的更为重要的标准。以这个标准去看翻译,那么葛译莫言是否成功,傅译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翻译风格是否有存在的权利和价值,就都不是问题了。
有人会担心,你这样公开地宣称译者的权利,称译者可以有自己的风格,译者可以根据译入语语境的实际情况对译文进行一定的“操控”,是否会导致“胡译”“乱译”呢?这种担心是多虑了。
其实,翻译界的“胡译”“乱译”现象早已有之,它并不需要现代译论来赋予它“权利”,它与我们对翻译问题和翻译现象的学术探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制止、遏止,以及尽可能地杜绝“胡译”“乱译”的现象,首先当然是依靠译者的自律,但更重要的恐怕还需要依靠加强翻译批评。加强翻译批评,使“胡译”“乱译”无地自容,没有市场,使“胡译”“乱译”的译者声誉扫地。与此同时,再建立相关的翻译法律法规,这才是杜绝“胡译”“乱译”现象的切实有效途径。
还有一个与翻译有关的问题在此也不妨提一下。那就是优秀文学翻译奖该如何评奖的问题。现在通常的做法是,如果今年评奖,就把候选范围设定在之前两三年里出版的译作上。这种做法其实是不符合翻译的规律的。译作不像创作,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显现出它的社会效应。译作需要接受读者的考验,还需要接受时间的检验。
本文作者谢振天
优秀的翻译家往往需要多年时间打磨一部译作,而译作问世后,也还需要相当的时间看它能否被读者接受,能否对译入语国家的文学文化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优秀文学翻译奖的评选不妨借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办法,综合地考察候选翻译家的译作及其社会影响,这样才有可能把真正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评选出来。
来源:《海上杂谈》
作者:谢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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