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深处是吾乡

原标题：文学深处是吾乡

本报记者刘建勇李琼皓周诗浩曾羽璇益阳报道

文学有没有走不出的原乡，如走不出的宿命？乡村的形态和结构正在变化，文学该以什么样的姿势，奔波在中国最深邃的文学生产现场？文学该如何抓住流沙，与碎片化的生活对抗，直面时代的变迁和人心的动向？

7月30日至8月1日，中国最优秀的作家聚首湖南益阳清溪村文学盛宴，请看他们的回答。

王跃文 作家有个乡村故乡是福分

王跃文的最新长篇《家谱》，入选了“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第一批支持项目名单，这是一部以他的家乡漫水村为背景的长篇画卷，“从上世纪20年代写到新世纪”。

那个叫漫水的村子曾被改名叫“万水”，2012年，王跃文以家乡为背景创作的小说《漫水》获得鲁迅文学奖，村子的名字这才得以改回原名。

王跃文从未为自己乡下人的身份自卑过，他觉得中国作家有个乡村故乡是应当珍惜的福分。王跃文坦言自己创作的养分百分之百来自于他的故乡。

尽管他的故乡和其他所有人的故乡一样都处在变化中，但他对故乡的热爱丝毫不减。“乡村值得书写的正是这种变化——包括家乡的人居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文明的进步等等，包括现在乡村人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点点滴滴都是应该书写的。应该说每一个普通的家庭，每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值得书写。他们的辛勤劳动，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他们的快乐忧伤，他们的酸甜苦辣，等等，都是作家应该着力表现的。”

对于现在较普遍认为的文学式微，王跃文觉得这是一种假象。“文学不会式微，文学创新从来不是个问题，任何时代的作家都在创新，显然我们现在的文学跟过去就不一样，跟几十年前、跟三百年以前、跟古代文学就不一样，不管它的呈现方式，还是作品当中所传达的一些精神层面的价值等等，都是有明显的鲜明的时代印记的。”

网络文学的发达，是王跃文认为文学式微是假象的另一个缘由。“网络它是一种载体，一种传播方式，回到最根本上还是如何写作的问题。当然我们中国的网络文学应该是全世界最发达的，也有很多好的作品。”

阿来 我的书写到的，都是我的原乡

阿来的故乡马尔康，在四川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这个州，在阿来成名之前，最著名的地方是九寨沟。阿来成名之后，马尔康也渐为更多人所知。阿来在长篇散文《大地的阶梯》讲到了自己的故乡，说马尔康宽广的河滩曾是狐狸的天堂。“马尔康”是藏语的音译，翻译成汉语，意思是“灯火旺盛的地方”。这个“灯火旺盛”的地方，最耀眼的，是皮肤黝黑的阿来。

“我的书写到的，都是我的原乡。”阿来曾在不同场合有过类似的表述。7月31日，他和潇湘晨报记者说起他的文学原乡时，再一次这样表述。他认为是今天的人恐怕得改变原乡的概念，“原乡是不断扩大的，原来可能是一个村，（现在）如果你在城里，可能是一个小的社区，然后它会变成整座城，一个乡会变成一个县，一个县会变成一个省，一个省会变成一个国家，所以我们叫作‘家国，家国’”。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阿来的绝大多数著作，写的都是乡村。“乡村所有东西都值得书写。”阿来对乡村的热爱由此可见一斑。

阿来不厌其烦地书写着乡村。一部《机村史诗》，他写了六部。这部长篇巨制，显露了阿来的野心——他力图以机村为舞台，通过对一个个小人物的刻画，拼合构建出一幅立体式的藏族乡村图景。

阿来觉得人类社会发展总在经历一些过去历史上无以成先例的情形，“人是进化的，社会是进化的”。作为作家，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创新，“艺术的要义是创新”。他认为在大众领域，很多人都称道的东西，很可能是好东西，但在文化领域，却未必。为此，他并不认为今天的纯文学式微，只是“更低端的一些文学占领了市场”。

池莉 写作基因和生长的土地息息相关

“我的文学原乡，毋庸置疑就是湖北。”7月31日，在益阳清溪村，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武汉市文联主席池莉接受采访时表示。

池莉出生在湖北仙桃，长居武汉，她的作品大多以武汉为背景，娓娓道来地描绘这座城市。她说武汉是“这么江湖、散漫、任性、侠义、火气大、兵气重……的确是一个写小说的好地方”。

这一次来到湖南，池莉是既熟悉又新奇。“湖南和湖北一江之隔，因此有着共同的湖水文化，地域特色有些相似，但我感觉湖南多民族地区呈现的文化特色更为鲜明。”池莉说道，“一个作家的写作基因一定是和他生长的土地息息相关的，这关系到一个作家的关注点、创作点。”而现在，从乡村到城市，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才有了《山乡巨变》这样经典的作品创作出来。“所以我们作家任重而道远，要沉下心来，好好创作。”她说。

对于自己，池莉曾说过：“我不可能不写小说，我这一生当中但凡有可能我都是当作家不可能干别的。汉语言文字本身是有诱惑力的，它能够表达很多你不能表达的东西，我就特别迷恋这个，这是正好容纳我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对于武汉，池莉说：“我与武汉的关系，是狗与狗窝的关系：无论我经常跑出去和跑多远，我都要回来；回来嗅嗅，是无比熟悉的气味，在窝里扒拉扒拉，很快就香甜入睡，连睡梦都充满写作激情。”

陈彦书 写乡村的点位多，需要作家思考

“我大,我爷,我老爷,我老老爷,就是这一唱,慷慨激昂,还有点苍凉。不管日子过得顺当还是恓惶。”秦腔喂大的陈彦如他《西京故事》里写到的民工一样，骨子里一直有这样一支民谣在激荡。

陈彦是陕西镇安人。“故乡就是我的写作根据地。”陈彦曾坦言，对他来说,家乡人的鼓励比任何人都更重要，“是故乡给予了我文学的营养”。

陈彦生在乡村，工作后也一直追踪着乡村的变化，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发展，掌握了大量一手素材。所以他写乡村、农民、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都能写得入木三分。

陈彦关注着包括他的家乡在内的中国乡村的变化，“我们正面对着完全不同的一个乡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种种因素在发生着变化。“书写乡村的点位非常多，需要作家认认真真去思考，有总体性把握，才能写好今天的乡村。”陈彦说。

徐则臣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

“我们年轻的时候都会觉得，故乡是区别于世界的一个地方。世界总是要比故乡好，我们应该到一个更大的、更广阔的世界去。但是在外面闯荡之后，发现真正让你内心笃定的原来还是故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故乡没准也是世界。”徐则臣说。

2014年，徐则臣将目光投向一直熟知的大运河。他断断续续用双脚丈量京杭大运河全线，写出了小说《北上》。2019年，这部小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在这部小说里，我们再一次遇上了徐则臣关于故乡和世界的选择题。

徐则臣说，故乡和世界起初可以是选择关系，但最终又会互为彼此。“两者之间是一个双向的车道，你到了所谓的世界上，知道了世界是什么以后，你对故乡的看法，它可能是广阔无边的。”

徐则臣认为，文学的式微是有它的生命逻辑存在的。“如今知识的获取非常多元，文学逐渐地弥散在各种不同的文化形式中间，比如影视、游戏。现在文学已经充分地泛化，变成一个大文学的概念。”

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文学必须要变。这个变不是讨好，不是迎合，而是文学自身的寻求发展的必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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