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是与时代赛跑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3-03-17 07:12

原标题：文学创作是与时代赛跑

□甘浩

整个1980年代，张一弓一直在与时代赛跑，以文学审美的方式，高浓度地参与那个伟大时代的历史生活。在河南，张一弓不是个例，而是一个典型代表。从1950年代的李凖，到1980年代的张一弓，再到1990年代的刘震云，再到新世纪的梁鸿，河南作家都在与时代赛跑。与时代共命运，高扬现实主义旗帜，讲述所属时代的中国故事，是河南文学的一个显著特色

张一弓是一个传奇。他的人生轨迹和创作活动，都充满了传奇元素，是一位非常值得后世关注的河南作家。

在这里，我们谈的“张一弓的贡献”，是指他的文学史贡献。严格地讲，每一个作家都参与了所在时代的文学史进程，都对文学史有或大或小的贡献，但是，在学术研究上，只有两类作家或作品才会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一是其作品在所属领域能开一个时代风气之先者。譬如在1950年代，河南籍作家姚雪垠、李凖和魏巍是享誉全国的作家，他们在长篇历史小说、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领域，是开时代风气之先者，他们的文学是时代文学的标杆，对共和国文学的范式建构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二是其作品质量是时代文学的高峰，乃至能够代表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学高度，成为后世文学的重要资源与民族文学发展的资本。这两种作品都可以称之为“经典”，可以理直气壮地进入到文学史的叙事序列。

我们是在第一类意义上谈张一弓的文学史贡献，也就是说，张一弓是1980年代文学具有重大影响的河南作家，他的创作在当时有示范效应。即便张一弓在新世纪创作的《远去的驿站》的文学审美品质，要远胜他在1980年代的作品；即便《少林美佛陀》在文学语言上更加自由、成熟，让我们见识了别具一格的作家张一弓，但是，要谈张一弓的文学史贡献，我们还是要回到1980年代的文学史序列中。

张一弓在1980年代的文学史贡献，首在于文学题材上的突破，即敢于踏足禁区。1980年1月发表在《收获》上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是张一弓的成名作，也是他据以进入文学史的代表作。作家讲述了一位从志愿军转业的残疾军人任职基层党支部书记，自觉抵制浮夸风，最后勇于担当、献身群众的故事。一年后，张一弓凭借这篇小说获得1977—1980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同时获奖的还包括谌容的《人到中年》、蒋子龙的《开拓者》、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王蒙的《蝴蝶》等15部中篇小说。这批作品中，较为公认能够进入文学史课堂的是《人到中年》和《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与《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相比，《人到中年》更有艺术性，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塑造更加逼真生动、栩栩如生，故事包含的生活意义更耐人寻味，但是，如果论两部作品在1980年初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还是《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更胜一筹。因为谌容所描述的、急迫性的知识分子现实生存命题，要在1980年代中期才为社会广泛关注，而在1980年前后，揭示和反思过往历史以引起社会的警惕、批判，才是中国社会生活的重点。张一弓就是以紧张曲折的故事及其所引起的更广泛的历史共鸣，切入到时代的社会洪流中。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巴金与《收获》杂志的编辑力排众议发表这篇作品，后来评奖中，评委们坚持将这篇有争议的小说列为获奖作品之一。1982年的《张铁匠的罗曼史》延续了这种题材风格，自此之后，擅于在重大题材中捕捉写作素材，以曲折复杂、扣人心弦的情节叙述故事，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塑造典型人物，成为张一弓小说的重要标识。

张一弓在1980年代另一个取材区域是现实生活，也自有特色。他的《赵镢头的遗嘱》《黑娃照相》《流泪的红蜡烛》《春妞和她的小嘎斯》等名篇，都是直面现实的作品。《赵镢头的遗嘱》《流泪的红蜡烛》仍然延续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悲情风格，《黑娃照相》与《春妞和她的小嘎斯》则采用了喜剧方式，描写在改革时代出现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现在来看，后一类小说更有意义。这两部作品的价值，就在于描写了中国农民追求物质丰裕满足的正当性，并如实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及人们的精神面貌。两篇小说都没有采用“李铜钟”式的悲情英雄模式，故事也不以紧张曲折、扣人心弦的情节取胜，而以平实朴素的语言，描写现实生活中的农村和农民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变化。在这方面，《黑娃照相》尤其让人印象深刻。小说完全去除了张一弓擅长的戏剧性情节风格，转而用细致绵密的语言，描写农村集市的新变，展示黑娃在一片“新”的集市环境中对新世界的欣赏、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种情节和人物抒写中，对金钱与物质的正当追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能够正大光明地出现在中国文学的书写中，而对金钱与物质的正当追求，也是近四十年来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内在驱动力，张一弓用他的如椽之笔，恰如其分地捕捉和记录了1980年代的社会生活新变化，因此，也不愧对他是“同时代人的秘书”的称号。

不论是关注重大历史事件，还是观察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张一弓的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充满新鲜的现实感受和深沉的人文关怀。这种文学的元素来自《诗经》、来自杜甫和白居易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是河南文学的底色，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底色。中国文学在整个二十世纪都与国家重建和民族复兴等政治性命题紧紧连接在一起。在这个文学历史进程中，河南作家自觉地肩负起国家重建和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高扬现实主义旗帜，从问题意识出发，以文学为工具，参与当时的社会建设。或者正如1980年代的批评家罗荪在《文艺·政治·生活》一文中所说：“现实主义的巨大力量，不仅在于它说明世界，更在于它具有改造世界的力量！”张一弓显然是信奉这种力量的。从1980年代初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赵镢头的遗嘱》，到1980年代中期的《春妞和她的小嘎斯》《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再到1980代后期的《死恋》《都市野美人》，张一弓的文学都充满了新鲜的现实感受，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他坚守的不是那种朴素的现实主义，而是列宁所谓“最觉悟的现实主义”。精确的文学表达与真诚的文学想象相结合，现实主义在张一弓的1980年代的文学中，就体现为罗荪所谓的那种富有野心的塑造力量。对于张一弓来说，揭示、质疑、批判既是审美的，也是政治的，他是从文学的路径，以审美的方式参与到社会建设中去，用审美判断力去创造符合真善美原则的社会生活。张一弓在文学上取得骄人的成绩，就在于他能够依托丰富敏锐的感觉，精确、完美而真诚地复制着当代世界，成功唤起了读者的共情。在1980年代，张一弓的《赵镢头的遗嘱》《张铁匠的罗曼史》《流泪的红蜡烛》《火神》等多达6部作品被拍成电影，还有多部作品被改编成戏曲和话剧，足以证明张一弓在其时的影响力，已经溢出文学领域，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

整个1980年代，张一弓一直在与时代赛跑，以文学审美的方式，高浓度地参与那个伟大时代的历史生活。

在河南，张一弓不是个例，而是一个典型代表。从1950年代的李凖，到1980年代的张一弓，再到1990年代的刘震云，再到新世纪的梁鸿，河南作家都在与时代赛跑。与时代共命运，高扬现实主义旗帜，讲述所属时代的中国故事，是河南文学的一个显著特色。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