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毕罗做客南都读书俱乐部畅谈钻研中国书法20年历程

原标题:汉学家毕罗做客南都读书俱乐部畅谈钻研中国书法20年历程

意大利汉学家、书法家、书法史研究专家毕罗教授与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姚宇亮一同做客南都读书俱乐部。

日前,南都读书俱乐部“大家讲堂”之“汉学家零距离”系列第一期,邀请到意大利汉学家、书法家、书法史研究专家毕罗教授,与对谈嘉宾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姚宇亮一同亮相广州学而优书店,话题是“书法行走20年——一位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书法文化”,与现场读者、观众分享一位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书法文化,并披露其书法行走20年的心路历程。

中国书法具有3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文化的根,其影响具有世界性。在世界艺术之林中,中国书法历史最悠久、传播最广泛、同民族文化的关系最密切。它所显露出的或古拙或秀媚或端雅或玄妙或艰深,其方与圆、收与放、疏与密、刚与柔、虚与实、奇与正,意境无限,美妙无比。中国书法在当今现代社会中有着很高的价值和地位,其魅力吸引着无数书法爱好者投身其中,使其永葆生命力。

欧洲著名汉学家喜仁龙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我们不能在最伟大的中国书法家的笔法中发现极精微的艺术品质,这可能是由于我们缺乏想象力和对中国人心灵的理解。”显然,毕罗教授作为一位西方人,饱含对中国书法的深情,用行动贴近中国书法文化,为中国书法在世界文化范畴的传播和发展作出贡献。

书法行走二十年——寻访书法胜迹

2018年起,毕罗在《书法》杂志连载了十几期的《书法行走——一个西方人游览中国书法文化》,读者足不出户,也能跟随着他的脚步逐一观摩国内主要的书法胜迹。毕罗教授提道,“书法行走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17年,我、姚宇亮老师还有一位喜欢中国文化的意大利朋友,我们三个一起从西安到青海,除了书法遗迹以外,我印象最深的是建筑,给我非常直观的古代中国空间的感觉。”

姚宇亮教授补充道:“毕罗老师对于唐朝长安城当时的建筑以及文化很了解,长安古代有很多的寺庙,后来都毁掉了,我们在行走的过程中有特意去寻找遗迹,也是想更直观地感受唐朝的文化氛围。”

那次书法行走的路线是毕罗教授和姚宇亮教授一同制定的,他们去的不是常规的景点,一般人旅行是到达不了这些地方的。例如毕罗教授在其精心准备的PPT上展示的古塔,原本荒废在普通的农村里面,这样的建筑遗迹受到的关注不多,但是在文化史上特别重要。姚宇亮教授强调:“当时长安县里面就有五六个点,后来越过秦岭,我们特意没有走高速公路,而是选择走普通的国道,一路看到了很多的唐代建筑。这个说起来好像不是在看书法,但是这次行走之后,我们心目中就直观地形成了唐朝整体文化环境的印象,以后在研究唐朝石刻的时候,唐朝文化就更加具象化了。”

这次的分享会也是升级改造后的广州学而优书店的第一场读者活动。

书法传播大有可为——填补汉学界空白

20多年的书法行走,让毕罗教授深入地感受到书法文化的魅力。他倾听中国文化的灵魂,感受中国脉搏的跳动,这样的经验使得他具有独一无二的视角:站在中西文化的边界,亲身感受文明的流动。因此,他的研究打破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壁垒,填补了西方汉学界的研究空白。

毕罗教授在分享会上说,中国传统文人文化的内部有一定的规则和系统,很多艺术门类都是共通的,传统文人可能既做官又写诗又写书法又作画。在毕罗看来,西方汉学对于中国古代的研究虽然也有很多突破,可是由于文化壁垒,从纯粹的系统层面具体的感受中国文化还远远不够。针对这个问题,他说:“我觉得书法是最直接的。我们现在写的书法,虽然纸张、毛笔跟古代存在一定的不同,但是基本上我们在笔画当中、汉字章法当中都能找到古代要表达的东西,反而中国古代诗歌因为翻译的变化,以及文化语境的问题,传播的过程中会发生变化。书法可以直接看到书写者要表现什么,这种创作的结果是视觉上可以直观感受到的。而诗歌因为要解读,存在唐朝的翻译和现代汉语的距离等等,所以我觉得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有连贯性的文艺现象之一。”

对于书法的传播问题,姚宇亮教授补充道:“书法的跨文化传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汉字,如果不认识汉字,那么跨文化传播对书法的理解可能就变成一个抽象艺术,这种传播只是浅显地找了一点异文化的感觉和情调而已,并没有真正地了解到中国书法文化的核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毕罗老师今天展示的几本著作,一本是《李白其人其诗》,一本是《兰亭诗集研究》,可以有助于书法的输出。文化输出应该是一个整体,书法文化的确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最特殊的,也是最核心的一门艺术,如何能够跨文化地传播,让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喜欢书法艺术,可能也正是毕罗老师研究书法和写出这些著作的意义所在,传播书法文化的确是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的。”

分享会后,读者们手持毕罗的第一部中文专著《尊右军以翼圣教》请毕罗签名。

——讲座实录精粹——

主持人:《尊右军以翼圣教》是你第一部中文代表作。请您解释一下这么特别的书名是什么意思?另外,也请你介绍一下书名的来历以及出书缘由。

毕罗:《尊右军以翼圣教》一书,看序言就会明白这本书研究的内容是王羲之右军以及唐代的佛教。这本书是我2017年在复旦大学访学结束后,也就是那次甘肃书法行走后,把这本书的有关材料全部整理出来,并且形成了基本的思路。我思考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书法史最有名的作品是一件集字作品?我整理基本材料的时候发现,在初唐的首都长安,《集王圣教序》碑的意义不同凡响,它侧面反映了很多当时的佛教、宫廷和道教之间的竞争和矛盾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它汇集了王羲之最大最丰富的行书字库。王羲之最有名的作品《兰亭序》,只不过324个字,而《集王圣教序》一共1903个字,基本上超过了王羲之现在所有的真迹的摹本字数,字形也特别的丰富,所以我们要查王羲之行书的写法不如直接找《集王圣教序》。我们做王羲之甚至六朝行书研究都要参考这方碑,所以我觉得很有意义。另外,这本书也是应西方汉学界的要求出的,西方汉学界对书法的研究不足,这本书是汉学专著的其中一卷。

主持人:你在论文《王羲之与达·芬奇:两个中西美学传统的象征》,曾将王羲之比作“中国的达·芬奇”,将《兰亭序》比作《蒙娜丽莎》,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联想?另外,请教姚老师,你会觉得毕罗老师这样的提法脑洞太大吗?为什么?

毕罗:我2019年初在意大利收到邀请,要前往中国绍兴参加“源流·时代:绍兴论坛——王羲之与二王学的构建”的国际研讨会,为了让我妈妈充分了解情况,我跟她说,我要到“中国的达·芬奇”的故乡去参加以他的书艺为主题的重要学术活动。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至少在意大利人看来,说起天才,大部分人都会想到达·芬奇,于是我就想到把《兰亭序》的文化分量和我妈妈比较熟悉的另外一个很有分量的作品《蒙娜丽莎》联系起来,让她明白王羲之的艺术造诣等同于西方最经典的艺术家。

姚宇亮:我觉得这个涉及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以及怎样理解和输出中国古代的文化。正如刚才毕罗老师所说的,东西方文化的最高的精神境界是一样的,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只是通过不同路径达到。但是如果我们看现实的效果,中国书法文化的输出还远远不够。其实中国写书法的人是非常多的,但是汉文化以外的人,怎么来理解我们中国人曾经创造过达到巅峰的精神境界,的确是需要有人来做工作的。所以毕罗老师刚才虽然说是为了说服他妈妈,但实际上就是显示这么一个现实,就是中国文化怎么能够让汉文化以外的人理解,这就需要跨国界的文化研究介入。

采写:南都记者周佩文 实习生蔡昳潾

摄影:南都记者 崔俊超 陈赟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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