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丛谈 | 《东吴志》：灵活而有原则的叙事风格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3-05-26 14:10

原标题：方志丛谈 | 《东吴志》：灵活而有原则的叙事风格

▋方志丛谈

《东吴志》接地气的记载为后人留下了珍贵资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了最好的注释。

原文：《东吴志》：灵活而有原则的叙事风格

作者 |上海师范大学丁晓蕗张剑光

图片 |网络

“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若旷而弗修，不几于久而湮没者乎。”文化底蕴深厚的上海农村更需要地方史志的整理、编纂。“十三五”期间，国务院相关文件规定：“指导有条件的乡镇（街道）、村（社区）做好志书编纂工作。”上海等省市自治区据此制定了乡镇街道、村和社区志规划或编纂方案，将编修村志纳入方志机构的管理范畴。由中西书局出版的闵行区第一部村志《东吴志》，正是在这一良好的文化氛围中应运而生的。作者褚半农先生是上海著名的地方史志专家，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东吴村人。87.7万多字的《东吴志》共分27章，附录编有村事索引和370多幅珍贵历史照片，是一部充满浓郁乡村气息、非常有学术意义的村志。

中国历代注重修史，史书的义例复杂多样，语言表达的原则和方法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因为语言表达和语言叙事特点起着奠定全书风格的决定性作用。有史书编纂，就必然有语言表述工作，离开了语言表述，就无所谓编纂。语言表述是史书编纂这一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主要部分。

记录内容接地气

作为一本村志，《东吴志》第一个重要的叙事特点是记录内容接地气，全面记录了上海农村的各种动植物、生产和生活用具、风俗、语言等内容。如《东吴志》第四章的物产部分，谈到东吴村向来主产麦子、水稻、棉花、油菜，也有少量西瓜、黄金瓜等。又称小瓜、金石瓜的黄金瓜为东吴地区的传统特色产品，历来都有种植。《东吴志》第十四章“农业”对东吴村的传统农具和农业机械进行了分类、整理。再如对本地植物的交替种植的记载也很有价值，1958年，高大树木如皂荚树、榉榆树等因推广“车子化”而遭无偿砍伐，后引种过杉木、槐树、香樟等，但因多数家庭无处可种，收效不显著，待村庄动迁后，原大小树木则全部砍尽。

在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民俗与现代民俗、城镇民俗与农村民俗、本土民俗与外来民俗相互交汇，风俗变化明显。趋势是新旧交替和程序简化，虽然传统民俗仍占主导地位，但许多习俗风尚已消失殆尽，存留的习俗不变中有变，还增加了外来风俗因素。《东吴志》在第二十一章“风俗”篇中有详细的介绍说明，如结婚时新娘穿婚纱，生日宴上许愿、吃蛋糕等。与此同时，方言使用也出现较大变化，历史上属松江方言系统的东吴地区方言由于普通话教育的普及和生活环境的改变，方言老派读音和老词语正在逐渐被普通话取代。而作者在第二十二章“方言”中以五小节的分类方式罗列了莘庄方言的语音、成语、称谓、谣谚、俗谚的原生面貌，这些祖辈传下来的传统词语保留着几乎和几百年前文献记载同一的词义，有些在明清吴语文献中多见记载，可谓研究上海方言和吴语的资料宝库。就语言形式而言，俗谚俚语、歌谣谜语生动活泼，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它们大多来源于坊间，多与当地当时的生活息息相关，是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是村志记述社会关系、反映人文精神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详县志所略”

《东吴志》第二个重要的叙事特点是“详县志所略”。县、镇志由于记载的面比较宽泛，有很多宏观的描述，而村志与这不同，往往需要具体、细节的描述，来体现一个村的个性。褚半农先生在《重大事件在村志中的记载现状及理论思考——基于上海五区10部村志的考察》一文中就特别强调：“上海五区10部村志为样本进行考察，发现其实际记载土地改革运动（简称“土改”）部分极其简单，致使重大内容遗漏，不能反映一村的主要事件和历史进程，而这必会导致村志史料价值降低，存史功能弱化。”

如何避免村志中遗漏重大内容的现象呢？褚先生在《东吴志》里就以“详县志所略”的实际行动作出了回应，“详县志所略，总的要求是抓住重大事件、民生事件的时间节点，确定关键词，从经济到政治，从生产到生活，从风情到民俗，从人文到人物，对原始资料充分梳理和利用，对重点资料深入挖掘，用文字和表格保留大量可资研究的细节资料，经过科学整理和系统编著，让基础性资料充分展示事件的内部联系和结构”。“详县志所略”既是方法也是手段，《东吴志》坚持“详县志所略”的叙事特点，将村里的重大事件、重要历史作详细、完整的记录，进一步提高了村志质量，增加了其资料厚度。在这一点上，胡俭、黄文雷与褚半农先生不谋而合，他们在《关于如何做好乡镇街道村志编修的一些思考——以上海市编修情况调查分析为例》一文中提到：“如杨浦区的《五角场镇志》中，记载了抗战前国民政府的大上海计划，便比《杨浦区志》更为详细，具有重要价值。”

“述而不作”

《东吴志》第三个叙事特点是遵循“述而不作”的客观原则，一切编写原则以保存原始文献记载为前提。这一特点不仅体现在正文内容的书写上，而且体现在贯穿于整部志书中的小注、解释说明部分。志书的注解部分或是直接保留原文，仅在后面标记作补充说明，一种情况是根据史实增添新的内容，如“大事记”中第178条记载1977年2月事：“春节每户供应粉丝1斤、枣子1包，鱼每人半斤，猪肉每人增加1元（自去年7月16日起凭票购买猪肉，每人每月1元）。”括号里的补充说明就很到位，让读者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了解得更加清楚明白。另一种情况则是对事件的有误部分进行纠正说明，在尊重原文的前提下予以更正，在“1974—1990年东吴大队（村）合作医疗收支情况表”的表格下方，即指出了表格中存在部分年份数据的缺失现象，以及补充说明了1974年另有1名采草药工的情况。对于史料中的错字、漏字，也以同样的方式处理。

近数十年来，上海农村的变化是巨大的，这种变化历史如果不通过具体内容的记载，是很难令后人理解的。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很多上海农村的物品和工具实际上已不常见，甚至已经消失；传统民俗与现代民俗、城镇民俗与农村民俗、本土民俗与外来民俗相互碰撞，交流频繁，新旧风俗文化变化愈加明显；在大力推行和使用普通话的背景下，方言困境不断加重。诸如此类与民众生活紧密相关的日常变化，迫切需要文字的记载，而《东吴志》接地气的记载为后人留下了珍贵资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了最好的注释。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54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宋献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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