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龙场悟道”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3-08-21 09:04

原标题：王阳明“龙场悟道”

《儒脉：中国儒家学派史》韦力著现代出版社

在中华文明赓续传承中，儒学思想深深地渗透在中国几千年的政教体制、社会习俗中，在塑造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过程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本书从梳理儒学学派发展脉络切入，纵观解读了近3000年中国儒学发展流变。全书以时代为经，以儒家各学派重要人物为纬，从儒学的开创为始，简述儒家的核心概念，继而讲述其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嬗变的各个阶段，并对不同阶段儒家派别的起源、继承和影响进行了详尽的讲解。

王阳明的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一年（1475）状元。

王阳明自小就气度不凡，十二岁上私塾时，就问先生何为人生头等大事，老师告之以读书登科，但他却认为应当是成圣成贤。王阳明最初所学主要是程朱观念，因为十八岁时他到上饶娶亲，在那里见到了吴与弼的弟子娄谅，娄谅向他讲述了朱熹的格物致知之学，并告诉他圣人可学而至，于是他想办法按照朱熹所讲的格物法去格亭前竹子。钱德洪编、罗洪先考订《阳明先生年谱》于“弘治五年”载：“始在京师，遍求考亭遗书读之，因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即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不可不察’。官署前多竹，即取竹格之，苦求其理不得，病作而止，乃贬志为辞章之习。”

王阳明想办法收集朱熹著作，而后按照朱熹所言的格物致知来考察竹子，经过苦苦思索，竟然为此而病倒，但仍然没搞明白竹之理。病好后，他觉得圣贤之学自有天定，不是人人都能觅得，于是转而究心辞章之学。此后他又有了出入佛老的想法，按《年谱》所载，他偶然遇到一位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

有一度他住在寺院内，潜心阅读佛经。此后他在杭州养病时也常去寺院，他曾问一位高僧是否思念母亲，对方流着眼泪说当然思念，转天高僧就离开寺院回家探母，此事使得该寺对王阳明颇为不满，但也令王阳明有所顿悟，他认为思念母亲乃人之本性。

经过一番周折，王阳明又回到了他少年时所信奉的儒家立场。弘治十八年（1505），王阳明在北京收徒讲学，针对朱学中的知而不行、知行不一，提出了记诵辞章之前要研习身心之学。他的观念与世俗不符，有人认为他是特意立异以博出名，《阳明先生年谱》载：“是年先生门人始进。学者溺于词章记诵，不复知有身心之学。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闻者渐觉兴起，有愿执贽及门者。至是专志授徒讲学。然师友之道久废，咸目以为立异好名，惟甘泉湛先生若水时为翰林庶吉士，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

当时只有湛若水能跟王阳明进行深入交谈，因为两人观念很相近。湛若水所撰《阳明先生墓志铭》载：“会甘泉子于京师，语人曰：‘守仁从宦三十年，未见此人。’甘泉子语人亦曰：‘若水泛观于四方，未见此人。’遂相与定交讲学，一宗程氏‘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之指。”

正德元年（1506），王阳明经历了人生第一场苦痛。该年明武宗朱厚照登基，因年幼而由宦官刘瑾把持朝政，王阳明时任兵部主事，他在上奏时批评了刘瑾等人制造的冤案，于是刘瑾将其抓捕入狱，而后贬到贵州龙场担任驿丞。他在前往贵州的途中，于家乡收了三名徒弟：徐爱、蔡宗兖和朱节。

王阳明在离开家乡时，赠送给他们《别三子序》，其中写道：“自程、朱诸大儒没而师友之道遂亡。《六经》分裂于训诂，支离无蔓于辞章业举之习，圣学几于息矣。”

他在序中表达了对当时儒生以辞章举业为人生目标的不满，担心圣学被湮没，所以他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将主要精力用在思考如何恢复儒家正统理念问题。

当时龙场的环境十分险恶，他还面临着被暗杀的风险，他一边要想办法避开暗杀，另一边也做好了遇难的心理准备，为此他造了一石椁，并称：“吾惟俟命而已。”而后“日夜端居澄然，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阳明先生年谱》）

在此过程中，他还要担心自己病倒，每日里劈柴打水做饭，同时还唱曲调笑，终于在某一天突然间悟到了：“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阳明先生年谱》）

经过了生死考验及苦苦思索，王阳明终于悟出了格物致知之理，他为之欢欣，因为懂得了圣人之道要从心中求，而不是求于外物。这就是他所强调的“吾性自足”，这也是他思想的第一大转变。这件事在明代心学史上极具名气，被称为“龙场悟道”。

龙场悟道让王阳明懂得了向外界求理的方式是不对的，因为理不在心外，原因是“心即理”。由此，他开始质疑朱熹的观点：“先生曰：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传习录》）

天下万物数量众多，如果要一草一木地格下去，穷尽人的一生也不能完成。龙场悟道后，使他发现朱熹的问题出在把“心与理”和“心与物”为二，但有时，他也会认为朱熹的所言自有其道理。比如，他在《答徐成之二》中说：“吾兄是晦庵，而谓其专以道问学为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穷理’，曰‘非存心无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是其为言，虽未尽莹，亦何尝不以尊德性为事？而又乌在其为支离者乎？”

王阳明认为，朱熹虽然强调道问学，但有时也会讲尊德性，后世批评他支离，只是注意到了朱熹观念的一个方面。他又在《朱子晚年定论序》中说：“予既自幸其说之不缪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他想以此说明朱熹晚年的观点与自己是一样的，其言外之意，仍然是说朱熹在中年以前的道问学观点确实有所支离。

其实王阳明在观念上确实与朱熹相去甚远，但朱子毕竟是大儒，阳明不希望留下轻诋前贤之议，所以他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自我辩解称：“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抵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抵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

龙场悟道使王阳明得出了他的第一大核心理念：心即理。为了完善这个体系，他需要推翻朱熹的一些观念，比如，徐爱问他：“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在徐爱看来，世间万物之理如果只从心里去追求至善的境界，恐怕难以穷尽。而王阳明的回答是：“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心就是理，天下万物和道理全部都在心中，这就是阳明学说的第一个核心命题。

对于这个核心命题，阳明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吾心之处事物，纯乎理而无人伪之杂，谓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处物为义，是吾心之得其宜也，义非在外可袭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个至善，是离而二之也。”（《与王纯甫书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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