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歌谈《平乐县志》：把故乡保存在这颗虚构的胶囊里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3-11-27 10:13

原标题：颜歌谈《平乐县志》：把故乡保存在这颗虚构的胶囊里

颜歌居住在有“世界文学之都”之称的英格兰东部城市诺维奇（Norwich）。她的丈夫是一位记者。6岁的儿子没上过任何“兴趣班”，但走到户外能自动辨识几十种鸟叫声。在家里，她是比较忙的一个：一边写作，一边在学校里教创意写作课程。赶上新书宣发的时段，一个月要辗转好几个城市。颜歌笑言，就像开了家公司，又是生产者，又是销售，又是PR，还是财务。

她的全新中文长篇小说《平乐县志》首刊于《收获》长篇小说2023夏卷，2023年10月由理想国出版。这是颜歌在东英格兰秀丽风光合围之下刀劈斧斫而成的怀乡之作，也是其“平乐镇系列”终曲。

小说以平乐镇东街为故事发生地，以即将退休的县志办副主任傅祺红和其儿媳陈地菊为双主人公，串起一对青年男女的成长离合与小镇官场的世相起落。同时援引“三言二拍”话本小说体例，以“说公道”的说书人声音构建全篇，辅以旧体诗词韵文，使得小说呈现出庄谐混杂、明暗交织、错彩镂金的质感。

作家颜歌

颜歌出生在四川成都市郫县（今郫都区），少女时代便有文名。她曾获得全国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是80后最值得期待的作家之一。 2008年，颜歌的长篇小说《五月女王》拉开了“平乐镇系列”的序幕，她摒弃早期游刃有余的玄幻风格，以故乡郫县为原型，营造出一个原汁原味的川西小镇平乐镇。2011年至2012年，颜歌在美国杜克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完成了“平乐镇系列”的第二部作品《我们家》，并因其“荤腥不忌、坦然自在”的叙事斩获2012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2015年，《平乐镇伤心故事集》出版，当中的《江西巷里的唐宝珍》《奥数班1995》等几篇，可算作《平乐县志》里几位主要人物的前传。

写《平乐县志》的念头萌发于《我们家》写完后不久。据颜歌透露，《我们家》里的“我爸爸”，是一个性格外放的土老板、“大角色”；这一次，她想写一个安静、压抑的文人。这是《平乐县志》里县志办副主任傅祺红的由来。“他既是文人，当然是个很失败的文人，又是官员，但也是个不重要的官员”，因此也就有许多的纠结与混沌。

《平乐县志》起笔于2015年10月，此时颜歌已由美国迁居爱尔兰都柏林。写了不到两年，因为孩子出生，写作中断。2018年，颜歌赴英国就读一个两年的英文创意写作硕士项目，向来喜欢突破陈规挑战自我的她，着力探索用英文写作的可能。一直到2021年4月，首部英文小说集《Eleswhere》交稿，她才重新拾起写了半部的《平乐县志》。

“但当我把它真正拿起来之后，我发现我已经完全不知道怎么写了。” 颜歌叹道。她已长久脱离中文语境，脱离了故乡郫县那种生鲜活色、鱼龙混杂的市井氛围。为了寻回腔调，她反复翻看再版的“平乐镇三部曲”（《五月女王》《我们家》《平乐镇伤心故事集》），“有点像是去重新学习这个叫颜歌的人是怎么写东西的。”

那段时间赶上新冠疫情暴发，颜歌担心家人安危，常常在与父亲视频电话时落泪。于她而言，写《平乐县志》又像是一次虚构的还乡，一次文学疗愈。在小说里，平乐镇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蔬一饭，都被安排得妥帖分明。她好像要在虚空中再造起一个家乡来。譬如一处写道：“街上的银杏树正在好时节，叶子黄得发透，火烧云一般。”又一处写道：“漫无目的地她逛到了北门城墙边，只见七仙桥肥肠粉店里外人头攒动，门庭若市。她就干脆也走进去，点碗冒节子肥肠粉，又嘱咐老板多放点海椒。”历历在目如临其境。

她说：“正因为我想家了，我才把那些东西想得那么细。我经常会写到一个非常日常的场景，可能你都不会很注意这个场景，但我写的时候会突然开始哭。”

颜歌写小说有股搞学术研究的严肃劲头。不懂得县政府的组织运作，就打电话请教在政府里工作过的亲戚；不会写合辙押韵的旧体诗词，就在网络上现学现用……读起来气韵生动、摇曳欢腾的文本，背后却铺垫了许许多多搜索考证的苦功。旁人听起来繁琐，作家本人倒是甘之如饴。颜歌说：“我觉得我必须去做这件事情，不然在2021年、2022年的时候，我的这些情感就没有办法寄托。”

2023年是颜歌的丰收之年。今年夏天，首部英文小说集《Eleswhere》在英国和美国出版，获得《爱尔兰时报》《卫报》《纽约时报》等媒体的好评。同时，中文长篇小说《平乐县志》也在国内出版。颜歌带着丈夫和儿子再次回到心心念念的郫县，距她上一次回家已经有四年了。无论是读者还是朋友，都惊喜地看到她的变化和成长。

正如诗人翟永明所言：“颜歌去国经年，住在英国的成都写郫都小镇往事。双重人格般地使用英语和四川方言交叉跑动，《平乐县志》既筛边打网书写日常，又宏大叙事极具野心，用章回小说体，地方志形式，各种古典现代玩法，成熟地去撬动小镇生活之纵深体量。重塑方言和重塑当代故事的能量极其惊人。”

南都专访作家颜歌

在异国写作：“我主要的动力是乡愁”

南都：从《平乐镇伤心故事集》到《平乐县志》中间间隔了8年，这8年里你的生活和写作状态是怎样的？写《平乐县志》这部长篇小说用了多少时间？

颜歌：大概2012年的时候，我在美国，刚刚写完《我们家》。我去洛杉矶找我的女朋友玩儿，我们三个女生开车去拉斯维加斯。她们俩坐在车子前面，我一个人坐在后座上看着内华达州的沙漠，一条直路横穿过去。我突然想到要写这样一个故事。因为《我们家》里的主角，“我爸爸”豆瓣厂老板，是那种很外放、很张牙舞爪的，性格很分明的人。我当时想写他的反面，一个很安静的、很压抑的文人，跟土老板截然相反。我觉得其实写性格外放的人是好写的，反而是写普通的压抑的安静的人比较不容易。我构思这个人在县志办工作。县志办是一个很好的点，因为他既是文人，当然是个很失败的文人，又是官员，但也是个不重要的官员，在两者的交叉点上，是一个比较灰暗的角色。

关于这个小说的一些想法，在开往拉斯维加斯的路上已经大概成型了。包括想用“三言二拍”的格式来写。

当时我也意识到这会是个很难写的东西，也确实是我写了这么久以来，每个层面上来讲都是挑战最大的。所以《平乐镇伤心故事集》里几个故事，包括《江西巷里的唐宝珍》《三一茶会》《奥数班1995》，其实都是在为《平乐县志》做准备。一直到2015年，那时候我已经搬到爱尔兰了。也是在旅行中，十月份我和丈夫从我们居住的都柏林回到他在西爱尔兰的老家，火车从荒野里开过，我带着一个笔记本，突然想到了《平乐县志》的第一句：“天然气公司陈家康的爱人叶小萱站在东门城墙下头跟人说哀怨，一说就是小半天。”

很多时候，你想要写的东西在你的心里面沉淀很久，你可能就是在等那第一句。不是要等一个很惊艳的句子，而是在等一个声音，这个声音会告诉你这个小说文字的质感，告诉你关于这个小说的很多东西。我是在那次旅行途中，想到了这个小说的第一句，把这个开头写了下来。

《平乐县志》大概是2015年10月开始写，写到2017年左右，当我小孩出生以后，基本上就搁置了。差不多同时我也开始零零碎碎写一些英文小说，后来又去读英文的创意写作项目。一直到2021年，大概有3到4年时间，只有写英文。因为那个创意写作项目也挑战度很大，能去那个项目的人都是有两把刷子的，我念的还是full-time，还要照顾小孩。项目结束以后我自己又继续去完成我的英文短篇集《Eleswhere》，这个集子2021年4月交稿，我的经纪人给它定下出版社之后一个星期，我就把《平乐县志》拿起来了。因为我一直很惦记这个事情，觉得很不安，我已经把它放下太久了。我也不想多等，我要赶紧把它完成。

但当我把它真正拿起来之后，我发现我已经完全不知道怎么写了。那时候刚好理想国再版了我之前的“平乐镇三部曲”（《我们家》《五月女王》《平乐镇伤心故事集》），他们把这三本书寄给了我。我反复看了好几遍，有点像是去重新学习这个叫颜歌的人是怎么写东西的。非常紧张，不知道怎么下笔。踌躇了好几个月，也会去读已经写成的部分，想一些修改。

我本来已经写到了第十章，但我删回去删到了第七章，又重新开始写。大概从2021年8月份开始写第七章，一直写到2023年初，最后我是2023年3月交稿。断断续续有8年的时间，但中间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在写英文作品。

南都：远离汉语的语境，小说里那种成都市井的鼎沸喧哗，政府县志办的人情世故，是怎么在写作中找回来的？

颜歌：我是一个很早就开始职业写作的人，我最欠缺的就是所谓的社会经验，因为我没有工作过。昨天去参观理想国的办公室，我还说办公室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神秘的存在，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过。

《平乐县志》并不好写，尤其是在那个时候、那个状态下，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好多次我在想，假如人家曝光我的网络搜索记录，我立刻会被吊销作家执照。我会搜“表示感到忧郁的词语”，或者说“表达母女情深的词语”。等于说我这里面的很多句子是拼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比如我想写一个什么东西，我脑子里出现的是英文，我就去搜这个英文词的中文翻译。我是有判断能力的，这个东西写出来像不像，我能判断，但你让我直接写很多时候有点写不出来。

我的意思是，就算是从这种浅表层面来说，写《平乐县志》也是很难的，它不是一个很自然的状态。我知道很多人跟我讲，他们看这个小说觉得很热闹，很开心，但是这种状态是很艰难地做出来的，我自己没有这种状态。

我觉得主要的动力是我对它的感情，也就是乡愁。正因为我想家了，我才把那些东西想得那么细。我经常会写到一个非常日常的场景，可能你都不会很注意这个场景，但我写的时候会突然开始哭。比如说人物走过这一条街，在我的脑子里我知道这条街是郫县的哪条街，这个时候这条街应该是什么样子。现在郫县的银杏叶应该黄了，但我住的那个地方银杏很少，只能看到很少的几株，这种物候的东西让人很感慨。真的是一边写一边哭。

因此，我不会觉得这一切是必须克服的困难，我觉得我必须去做这件事情，不然在2021年、2022年的时候，我的这些情感就没有办法寄托。

写小说就是创造一种现实的拟态，现实的拟态一定是一个比现实更充满张力的东西，怎么去创造这种张力？这可能是我写了这么多年能够得心应手的东西。它必须看起来像是真实的，但与此同时它一定是不现实的。在这种虚构的状态下，它一定要创造的是一种紧张的机制（Mechanism）。我感觉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对故乡的情感，所以哪怕是一点一点地拼也要把它拼出来。

南都：写完以后，乡愁有得到慰藉吗？

颜歌：特别神奇的是，我是2023年一月十几号写完的，然后国内突然就解封了。那时候我已经快四年没回家了。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经常打电话，我爸爸会很关心我，问英国的情况怎么样。后来就变得很日常，我跟他打电话的时候，很多次说我想回来。那时候回来很难，机票非常贵，但我还是想回来，因为我奶奶九十几岁了。我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看手机，担心今天会不会就是收到短信的一天，我奶奶或者我爸爸出了什么事。后来我跟我爸爸打电话，我觉得他已经从情感上把我关闭了。我经常会哭，但他们不愿意我回来，因为我不可能带老公和小孩一起回来。我老公不是中国人，在那个时候的状态下很难搞到签证，也不可能丢下工作离开那么久。我的小孩在英国从来没有做过核酸，也没有怎么戴过口罩。我们那儿的学校也没有要求。我也不知道怎么把小孩带到中国的环境里来。最后就可能我自己回来，但我的家人都反对我自己回来，因为我自己回来就跟我的小家庭分开了。而且万一遇到什么变故，我可能回不去或者很久无法返回。所以他们对我比较冷淡，我如果哭的话他们都不会回应我，就说没有关系，你在网上看到我也是看到了，没事。这样就变得很疏离。我觉得这种疏离也是为了保护我。

当苦难变成一个常态以后，精神上的紧张就似乎放松了，你好像就习惯了。但这个习惯不是一个好的事情。精神上的挣扎只是跑到了你的后台程序里。当然这本书有一半是在疫情里写的，但我也觉得，在疫情里还能写书是一个很幸运的事。那时候大家都非常非常难。这个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我觉得是为了我自己写的。

双主角叙事：“可能我的内心是一个老头”

南都：《平乐县志》是双线叙述，既写了陈地菊和傅丹心两个人的婚恋故事，也写了傅祺红在县政府的起起落落人事斗争。你为什么选择写体制内办公室政治（或当代官场世相）这样一个题材？写傅祺红这部分故事对你而言有哪些困难？

颜歌：最开始，《收获》的编辑吴越说傅祺红这个人让她想到她爸爸。也有一些人跟我说，傅祺红会让他们想起自己的父亲。可能这是一种典型的父辈的状态。我生活中可能也有类似的人。我觉得写小说就是这样，从一些边边角角，打几个点来想象整个形象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我写得像不像。我有一个以前的写作课的学生，她是在政府里面工作过的，她看了以后跟我说，我把政府里的人情世故写得很像。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因为确实我其实是不知道的。但是2019年夏天，我带我小孩回国的时候，我是有去郫县县政府的县志办。我去了以后，他们觉得很神奇，为什么你会想来县志办。我说我想写一个关于县志办的东西。他们就给了我很多书。我大概带回英国有二十多本，包括复刻版清朝郫县志，还有20年一本的大县志，以及几本三年的小县志。这个资料我是有的。

但我并没有去问人家你的生活经历。《平乐县志》里有很多县政府的逻辑，因为我的姨妈、姨爹和舅舅以前都在县政府工作过，有很多逻辑性的问题我会去问他们。因为我真的一点逻辑都不知道。如果反过来想，现在我们去回望，你会觉得我这个人胆儿还挺肥的。在那个点儿上，想写这个东西，用四川话讲就是“东南西北都找不到”。我第一次打电话问我姨妈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四大班子，不知道县政府和县委是两个概念，我问她什么是人大，什么是换届？她就很崩溃。我在一个笔记本上记着，她告诉我五年换一届，四大班子是怎么回事儿，县委常委是个什么组织。或者我有一个情节拿不准，我会打电话问她，你觉得如果这个人现在要从县志办副主任提拔到主任，他要经过什么样的流程。她就跟我讲这个流程。

我其实写傅祺红还挺津津有味的。假如这本书有两个主角，傅祺红应该是更重的一个主角。但对我来说傅祺红更好写一些，陈地菊非常非常难写。因为可能我的内心是一个老头。

南都：小说的另一个主角陈地菊以及她的婚恋线，看上去应该是你写起来比较得心应手的部分，你刚才却说陈地菊非常难写，这是为什么？

颜歌：陈地菊表面上看起来跟我很像。类似的年纪，类似的小镇生长，但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我跟这样的女性完全是反的。我绝对不可能经历她的那种困境：稀里糊涂跟人家结婚，结婚以后被欺负也忍气吞声的。她干的很多事情都让我忍不住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很多人真的就是这样子。她们在生活里的忍受也好，稀里糊涂也好，就是生活的一个常态。不是每个人都要去抗争的。至少在我的记忆里，在小说开始写的时候，我不会让她去做反抗。陈地菊的有一章我写了好多稿，一直写不过去，我怎么写都觉得这个人不对头。而且我很愤怒，很气，怒其不争，我记得我还跟我朋友打电话说，我就想不通她怎么还不跟她老公离婚？天哪，我都要疯了。

但陈地菊最后还是走出来了。她以她惯有的默默的方式，把婚房卖掉，骗她老公说卖房子是为了跟朋友一起做生意，因为这房子在他们两人名下，得她老公签字。她也是很公允的，把卖房子的钱分给傅丹心，其实傅丹心是没有出钱的。她觉得我现在需要50万，我要去澳洲读书，我就把这50万拿出来，剩下的我可以给你。她还是很善良的。我觉得有时候女性内部会有很多深刻的分歧，比如决定不生孩子的女性鄙视生孩子的女性，她们互相不理解，无法进行对话，甚至会进行一种攻击。作为女性的我和跟陈地菊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关系。我一直很气她，如果她是我的朋友，我肯定会把她骂到臭头，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要给他钱？但最后我跟她和解了，我感觉我们都往前走了一步，她也往前走了一步，我也往前走了一步。

南都：在故事结尾陈地菊离开婚姻，去澳洲留学，是她对现实做出的反抗，这是让人欣慰的。反倒傅祺红服药自杀的结局有点突然。能谈谈你的想法吗？

颜歌：首先这个小说一开始我就是要写这个人的自杀。但是怎么去写？我觉得非常难。你看小说最后，其实我还是怂了。傅祺红最后其实不是自杀，是他杀。他是必须去死，而不是自己神经病了要去死。

我当时写到傅祺红要去死的那一段是最难的。那个时候我每天也都想我要去自杀。我就是一个浸入式的、体验式的作者。我写的时候就要进入这个人的状态。我那段时间整个人非常不好，我老公都有点担心我。其实我写不过去他死的那件事。我就觉得我要死了。我一直在试图去想，一个人自己要把自己杀掉，走到那一步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我努力地去想象，我真的把自己想进去了。这个结尾现在是这个样子，当然前面我也觉得做了合理的铺垫，有点像是将军，他没有办法，无处可逃，大家都把他的路堵死了，这是他唯一的路。我觉得这是我个人能力所能达到的一个结果。

我写那一段的时候是2022年12月，那时候国内的状态依然很不好，我自己是一个负伤的、流血的状态。假如你像是在开飞机一样带着故事往前走的话，你肯定是不稳的，因为你知道他要死，你进入这个角色也不稳。整个世界当时是那样一个环境，是一个极度悲怆、绝望的状态。我前几天跟文珍讲，她问我写这个小说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我说最大的遗憾就是这个结尾，我是在一个不正常的状态下，一个非常压抑的状态下写出来的。

你是需要跟你的作品保持距离的，你是需要去投入、去动情，但是你作为一个操作者需要保持距离。但是我写结尾的时候是没有这个距离的。文珍问我为什么不可以改一下？我说因为那就是2022年的我，就是2022年的我们，我觉得这个伤是很重的。我不想把它改出来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因为我的作品归根结底的意义是对我自己有意义。我会带着它上路。这个写完了，我的故乡就在里面，不管我以后住在哪，它都在我身边。2022年的我是被保存在这个虚构的胶囊里面的。我不想去改它。

我自己作为读者的体验，比如乔纳森·弗兰岑，他写了两个小说，一个《纠正》，一个《自由》。《自由》是《纠正》以后写的。这两个小说可以说是姊妹篇。《自由》这个小说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比《纠正》更完美。但是我们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喜欢《纠正》。《纠正》里有一些问题，你会看到他还是很生涩。《自由》里各方面都很好了，是个2.0版的《纠正》。但我对《自由》就没有那么爱，我对《纠正》是有爱的。那个小说呈现出来由写作者沉浸在作品的时间所打造出来的独一无二的肌理，就是我这样子一个人，非常真实地把自己开膛剖腹的剖开在这个故事里面，这是一个真实的肌理。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作为一个读者，我会更喜欢有这样一种肌理的作品，而不是说一个非常完美的作品。对我来说，这个结尾是必然会发生的。傅祺红死后有一首词，“憎苍蝇竞血，恶黑蚁争穴，急流中勇退是豪杰，不因循苟且。叹乌衣一旦非王谢，怕青山两岸分吴越。厌红尘万丈混龙蛇，老先生去也。”这是我的泪点，也是对他自己的一个判词。别人感觉怎么样我不知道，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抒情点。

活用四川话：“语言是跟着故事在走的”

南都：《平乐县志》完全用四川话写成，具有非常浓郁的川西语言格调。有很多方言词汇我觉得是你第一次把它定格为书面语记录下来。口语使用很普遍，但有很多从来没有落实到书写当中，这是作家的一个很大的贡献。

颜歌：我经常在我朋友圈问说，四川话发这个音的这个字怎么写，下面的人会给我提供一些建议。或者我会去问一个人，你知道哪个词是怎么写的吗。的确有些词确实没有书面语，只有口头语。我有时候就自作主张。

因为我的最终目的是让小说变得所有人都能看懂。所以我在选择字的时候不会选那种写出来别人不认得是什么意思的字。比如有一个细节，傅祺红在街上撵傅丹心，他骂他儿子“祸什污”，意思就是“你这个闯祸的混蛋”。这三个字我问了好多人，其他人跟我说应该是“何首乌”，我不知道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什么，最后也没这么写，我写的是闯祸的祸，什锦的什，污渣的污。这三个字也是同样的音，但写出来大家一眼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如果写“何首乌”，你就得加注释。所以我的逻辑是，尽量让不是四川人的人能看懂。他最后得到的其实是这个声音，你创造出来的可能是真实还原的声音，我不想去制造一些障碍。又不是学术论文为什么要加注。

南都：我想你大概是李劼人之后在小说当中把四川方言运用得最为鲜活的当代作家。你认为使用方言对于人物塑造和情节推进有什么作用？

颜歌：我觉得方言写作其实是个伪概念。那天在成都做活动，阿来老师就说，方言其实就是一个作家的声音。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腔调，你的腔调肯定是跟你本来的生活环境和本来的声音息息相关的。

还有一个问题在于，“方言写作”的概念本身说明了语言的权利中心在北方。方言写作是以北方为视角来定义的。没有人说东北写作是方言写作。另外我觉得，如果你要写四川，你不可能让他们说普通话，那是很荒谬的。你要落地，就必须有这个语言。还有就像你刚才说的，很多口语的东西如果你不把它写下来就没有了，这也是我的一个动力。因为很多方言都不是我在日常生活里使用的，是我听我爷爷说过，或者听我的父辈说过。

因为我写小说有这个特点，有时候会有朋友给我发有关方言的文章，比如“四川方言考”什么的，我发现其实方言跟古汉语关系更近。包括在“三言二拍”的体例里面，也有很多方言。我不知道有谁真正是在用普通话写作。假如是写一个在城市里的故事，我觉得用普通话可能比较恰当。

为什么我开始用英文写作，其实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我开始构思一些故事的时候，在脑海里它就是英文的，发生在英语环境里。那个时候我的思考和我的生活都是英文的状态，所以我想到写作的时候也是英文的状态，故事里的人也是说的英文。如果我要把它写成中文，也是需要翻译的。我记得我写的第一个英文故事，就是因为我想到它就是英文。其实我一开始非常抗拒用英文写作。但这个故事必须用英文写出来。

很多时候，你想要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样的地方，人是怎么样的，状态是怎么样的……语言是跟着故事在走的。

南都：《平乐县志》通篇的布局很具匠心。小说以说书人的语调讲一个曲折起伏的故事，书中穿插许多旧体诗词，很有腔调。据说这是受到“三言二拍”的启发。请讲讲这样构思的原因。

颜歌：对，小说里有一个评断人介入，包括里面有一些判词、古体诗。我想用古典的方式有两点原因。第一个，2012年我起意要写《平乐县志》的时候，我希望找到一个办法来写当下的中国。那时候是一个很芜杂的状态，万物升腾，很多行业出现，整个社会变得怪现象频出。这个怪不一定是坏的，很多以前没有的事情都在发生，如果你读社会新闻，真是有拍案惊奇的感觉。我觉得2012年的整个社会跟“三言二拍”里明朝末年的状态很相似。……那么，可不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写现在？另外，其实我从2011年以后，从写《我们家》的时候开始，我基本上都在国外。我觉得我是在西方的文学体系里侵润得很深的。正因为这样，你更是要不断地去思考什么是中文文学，什么是中文的小说。这有点像你到了国外，你就会强烈地意识到你是个中国人。你在中国不会每时每刻觉得自己是个中国人，但你走在爱尔兰的街上会想到，我是个中国人。在那种环境里，会更去思考什么是中文的文学。其实文学还是跟语言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的表达方式甚至评价标准是跟语言的特质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在我的理解里，古典小说更是所谓的中文小说。恰恰因为在一个非中文的环境里，我会觉得古典小说的资源比较宝贵。

南都：这样写有挑战吗？

颜歌：就很难哪。我也不是一个古典功底很强的人。我每天会去查格律是怎么回事，怎么写绝句诸如此类。在我的设计里，这个评断人，包括里面所涉及的很多判词，它不是很高雅的诗词，其实就是需要去写一些打油诗。就算我的格律是对的，它也未必是一些很好的诗词。有了这个设定，我觉得我还能写下去。如果我的设定是要写《红楼梦》那种诗词，我肯定是写不了的。

因为设定就是往下沉的调性，在这个调性里我可以尝试。但也非常难，经常坐在那里一天，写一首律诗。我记得中间有一个，陈地菊去一个餐厅见傅丹心，有一首律诗写她看见餐厅外面的景致，以前是农田，现在被改造成了新的商业体，但这商业体其实还是空着的。（琉窗映日辉，暑气渐消缓。寂寞穿空院，晚飔动微澜，欲说心上事，又恐丹郎怨，独自登钢厦，远瞻忆稻园。）真的就是写了一两天。写了以后问我爸觉得怎么样。其实我爸也不是很会，但我就是找人商量一下。《平乐县志》最开始是在《收获》发的，我跟收获的编辑吴越说，你能不能找一个比较懂古典诗词的人来看一下。他们真找了一个先生来给我看，这个人也给我提了一些修改意见。最后还是得找人家把一次关。我就根据他的意见把有些格律做了修改。

南都：我读起来还是蛮地道的。

颜歌：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有耐心的人。我不会惧怕困难。如果我今天要写一个什么东西，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写，我就从头开始。假如我修水管，我就搜怎么修水管，它说需要螺丝刀，我不知道什么是螺丝刀，我就搜什么是螺丝刀。我会一步一步地把它搞清楚。

南都：这很有匠人精神。这种写作习惯是从西方写作体系里来的吗？

颜歌：我喜欢去做一些有挑战性的东西。我其实是有一个最舒服的写作方法，但是我不会用这种方法一部一部地出产作品。我一定是一个作品写完了会想下一部要怎么来折腾我自己。我会在写作方法上对我自己有新的挑战。比如《我们家》写完，应该说那个书有一些很好的反馈，但我不会因为这个方法成了，我就用这个方法再写一本。我如果顺着写下去，一定要写一个不一样的或者更有难度的。因为这个技术我已经掌握了。

当时写《我们家》也很难，我其实是一个在大学里待了很久的，书呆子一样的人，《我们家》里很多那种市井的、泼皮无赖的情节，我也是用那种搞学术研究的方式去考证出来的。把《我们家》写出来以后，我觉得这一套体系，这一套话语方式我已经掌握了，但按照我自己的性格，我不会再用这个方式去写一个其他的故事。我觉得我一定要想点其他的东西出来。

小镇的拟像：“我写的其实一个平行世界”

南都：这个小说为什么起名叫《平乐县志》？

颜歌：这个小说在写的时候，电脑里的文件夹一直叫“县志办2010”。我写的时候，我跟别人讲的都是《县志办2010》，大家说你为什么要写这么个东西，你是有多恶趣味？当时我给《收获》的编辑看的时候也叫这个名字。她们说，不能发成这个名字。我也知道不能发成这个名字，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我觉得小说名字很难起，因为中间有很多线索，你起哪一条线索可以把这些所有归起来？吴越当时跟我头脑风暴，想了大概三十个名字，都不行。我想了一个《庚寅县志》，2010年是庚寅年。他们说这个看起来就很硬。最后《收获》的程永新老师说，不如就叫《平乐县志》好了，很简单，也还行。吴越说应该是《平乐·县志》。后来校稿的老师说，应该叫《永丰县志》吧，因为平乐镇属于永丰县。所以这个名字是说不清楚道理的，如果用《永丰县志》就很奇怪，也很实，而且永丰在小说里也没有怎么出现过。所以这个书名是可能是一个大家都摆烂的结果（笑），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

颜歌的“平乐镇系列”作品。

南都：你早年的成名作《良辰》《异兽志》《声音乐团》等都是高度具有想象力的奇幻类型作品，从《我们家》开始，一直到《平乐县志》，都是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写作。从轻灵的奇幻到厚重的写实，这种改变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颜歌：在我们这个体系里面，对于什么是纯文学，什么不是，是根据题材来规定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有些狭隘的事情。但在英文体系里面，判断一个东西是不是纯文学，是从它的语言方式、表达方式，它的“做工”来决定的，而不是由它的题材、素材来决定的。比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她写的《使女的故事》，《羚羊与秧鸡》，在英文里叫speculative fiction，是属于纯文学的一种。其实我现在正在写的英文长篇小说也是speculative fiction。也是因为最近要写这个英文长篇，我重看了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还有奥威尔的《1984》，这些都是 speculative fiction。我觉得在现在这个世界上，你只有去写一个第三空间，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快要变成第三空间了。据我所知，在英语世界里边，越来越多的严肃文学作家在写这种类型的作品。

我们的文学圈也应该把这些开放出来。很多时候你没有这个词，就没有这个空间。所以我觉得从早期作品到“平乐镇”系列不是一个转变。

我开始写平乐镇，直接的触发点是2004年我母亲的去世。在《平乐县志》之前我写的平乐镇都是2004年以前的平乐镇，我好像一直想要用文字去创造一个母亲还在的我自己的小镇的一个拟像，一个文学的世界。如果你把这个世界创造得越详细，把每一棵树，每一颗石子儿你都写清楚，这个世界就好像真实存在。从个人情感上讲是这个原因。到了《平乐县志》的时候，我决定要写我母亲死掉以后的平乐镇。但你会发现，我写的其实是一个平行世界，叶小萱其实先得了癌症，然后奇迹般地康复了，回到了家里。这是我自己想象中的一个平行世界。如果我母亲当时癌症没有死，如果康复了，回到了郫县，我的命运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我肯定也不会在英国，我也不会遇见我先生并结婚。从私人角度来讲，这是我创造的一个平行世界。

采写：南都记者黄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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