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貌似相反但都认为人本质价值的真正实现在仁义

原标题：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貌似相反但都认为人本质价值的真正实现在仁义

人性问题，可以说是中国传统人文思想中一个得到普遍关注的极重要的问题，也是自始至终人生论讨论的核心问题。

自冲破商周神学的诡秘，“人”自身的内在性、社会性及其与自然性的关系，便成了思想家们普遍探讨的问题。春秋时代，人们已经从各个方面来探讨人性问题。

关于人的自我类本质的认识，当时的人们主要用“人性”这一概念，间或用“人情”“人欲”或“人道”等等。

春秋时代，人们探讨社会历史、政治治乱以及人生问题的根源，已由宗教神学转向人自身。由此“人性”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提了出来。如果说春秋时期人性理论还处在初探阶段的话，那么到了战国时期，各派思想家差不多都对人性问题发表了各自独特的见解。各种人性论观点可谓异彩纷呈，人性问题成了对人的认识的最基本的命题。

各种思想派别的存在和争鸣，尽管没有从根本上科学地解决“人性”问题，但却将问题引向了深入。

孔子是第一个讲人性的人，他认为人的“天性”都是基本相近的，之所以各有差别，乃是由于人之所“习”，所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孔丘

孔子以后，对人性的看法不下十余种之多，如性自然说、性善说、性恶说、性自利自爱说、性好利说、人性随水性说、性无善无不善说、人性善恶兼有说、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说、性品说（即“有性善、有性不善”说）、性为天命说、性三品说等等。

其中，战国时期的两位儒学大师的人性论可谓既形成鲜明对照又足以相得益彰，这就是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它们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儒家的各种人性理论，可以说，“自孟荀性论对立，以后论性者多是调和孟荀”。

所以，如果对孟、荀人性论的差异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自然也就能够更好地理解整个中国古代人性理论的理论渊源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

孟子的“性善”论是在批驳告子提出的“生之谓性”“食、色，性也”等论点的基础上确立的。

针对告子的以自然性为本性的主张，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性善的核心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即人人都有不忍伤害他人之心。这种不忍人之心又称为“恻隐之心”，即对他人不幸的同情之心。围绕“不忍人之心”，还有“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概括地可称为“四心”。

那么，孟子是怎样论证人性是善的呢？

孟轲

首先，孟子举了一个“孺子将入于井”的例子，看到一个小孩子将要落井而伸出救援之手，那救孩子的人并没有明确的外在动机，“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他救人不过是出于纯粹的内在本能，这种本能是以“不忍人之心”为根底的，本质上是善的。假使有谁在此情况下见危不救，那这种人便是“非人也”。

其次，孟子从人与动物的区别上推断人性为善。孟子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分就那么一点点，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也就是说，人所不同于禽兽的地方就只有“不忍人之心”那么一丁点。

孟子论证性善的另一方法是借助于人的共性进行推论。他说人类“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由此推言，人心也当然有相同之处，那么，同然者何？孟子曰：“谓理也，义也。”也就是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莫不好道理、仁义。

孟子还从家庭伦理情谊论证人的本性善。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认为父母儿女之情是本能，这种本能表现在道德上便是仁义。因而人性本善。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是“人性”中所固有的，先天存在于人心之中，它们与生俱来，人人具备。《孟子·公孙丑上》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告子上》亦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孟轲

依孟子的意思，一个人只有将自身内在固有的仁心善性不断地扩而充之，才能充分实现自我的人性价值。

而荀子在人性善恶问题上，恰恰一反孟子的“人性善”论而主“人性恶”说。

荀子“人性恶”的中心命题，就是他在《荀子·性恶》篇中所说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伪”指后天的人为作用。

所以，荀子批评孟子不懂性伪之分，混淆了天然的人性和后起的礼义之间的分别。他说：“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

他认为人性是天然的，礼义道德之善却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过环境的教育、学习养成的。

由于荀子把人的生理欲望说成是恶，所以他认为不能放任人的本性让其自由发展，如果任其发展，不加改造，就要和礼义相悖。

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因此，他要求加强后天环境的教育，用礼义之道改造人性。

荀况

为了改造人性，荀子给人们提供了如下几种途径。

最根本的是圣人起伪化性：“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

这就是说，圣人为了改变恶的本性，而提倡人为的改造；随着提倡人为的改造而产生了礼义，根据礼义又制定了法度，礼义法度是圣人制造的。荀子赋予了圣人改造人类性恶的神圣使命。

改造性恶的另一办法是靠老师的教育。《荀子·儒效》篇说：“人无师法，则隆性矣；有师法，则隆积矣；而师法者，所得乎积，非所受乎性，性不足以独立而治。”《性恶》篇也讲“必将有师法之化”，才能改造人之性恶。

第三条途径是靠环境和习俗的熏陶。荀子指出，不同的文化环境会使人形成不同的习俗和文化特质，“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并在《劝学》篇中对社会环境的影响与作用作了颇为精辟的论述。

改造性恶的办法还有修身，以“道”“理”节制本性。荀子很重视修身，提出遇事时要注意用礼义克制自己，要用理智控制自己的欲望。他还认为，人们的欲望既不可以抹煞和弃而不顾，也不可能完全得到满足，即使天子也是一样。这样，只好靠“道”和“理”来加以节制了。

荀况

孟荀两家人性论的主张看起来截然相反：孟子言“性善”所注重的是人生而固有诸“善端”，所以性须扩充；荀子所言性乃指自然生就的本能，顺性则走向恶，故而性须改造，“善”生于人为的礼义教化。

但两者归结点却是一致的，即他们从强调人的社会性出发，都认为人的本质价值的真正实现在于道德仁义。

孟子把性善作为仁义的根底，荀子则把仁义作为改造人性的武器和结果。

孟荀都认为尧舜是圣人，是人的价值的最高体现，是做人的典范。两者为了鼓励人们修仁义之道，提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富于鼓动性的口号。

孟子教导人们说，努力去发扬自己的善性吧，沿着仁义的道路前进，就能成就为尧舜。而荀子却教导人们说，努力用礼义改造自己吧，改造的尽头就会变成尧舜。

两人的不同点在于：孟子引导人们向内作工夫，修心养性；荀子则强调自我改造与社会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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