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价值理性的异化 | 社会科学报

来源：淘生活问答时间：2023-02-27 12:40

原标题：克服价值理性的异化 | 社会科学报

克服价值理性的异化 | 社会科学报

深度

在价值世界构建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往往会异化，而且价值理性的异化比工具理性的异化更为根本，但人们往往只关注工具理性异化。要克服价值理性异化就必须坚持人文精神，实现价值理性的自我批判。

原文：《克服价值理性的异化》

作者 |上海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新汉

图片 |网络

“价值合乎理性”的作用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源自马克斯·韦伯的 “价值合乎理性”和“目的合乎理性”。韦伯提出了四种社会行为取向：“价值合乎理性的”“目的合乎理性的”“情绪的”“传统的”。“价值合乎理性的”和“目的合乎理性的”为理性行为取向。“价值合乎理性的”与“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相联系。“目的合乎理性的”与“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的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相联系。“情绪的”“传统的”为非理性行为取向。“价值合乎理性”译自wertrational，国内外学者解读为，“仅注重行为本身的价值，甚至不计较手段和后果”，亦称为“价值理性”。价值理性就是在社会行为中“有意识地突出行为过程的最后基准点”和“在行为过程中始终如一地、有计划地以此为取向”，这个“最后基准点”就是行为者向自己提出的以“戒律”等呈现出来的价值观念。

目的和手段是社会行为的两个终极要素，目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马克思）。价值理性的作用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确立作为社会行为“最后基准点”的社会价值观念。在价值世界构建中，价值关系的复杂性使社会基本价值观念多元化。价值理性的作用在于，从“最后基准点”角度，使主体通过比较和整合，在多元价值观念相互作用中确立一种能体现主体价值追求的价值观念，它是多元价值观念中的一种或者其中某些因素的有机整合。二是在目的设定中“有意识地突出行为的最后基准点”。由主体所推动的目的设定，需要由“最后基准点”提供精神支撑。价值理性的作用在于，就已经确立的社会价值观念，从“最后基准点”的角度对目的设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予以论证，以使目的实在化。三是把“行为的最后基准点”贯彻于目的实在化过程中。当主体在复杂的现实世界中不能把握新情况时，构建活动就会离开主体的自为控制而陷入种种困难，于是产生“知其当行却未行”的意志薄弱。价值理性运作的作用在于，用对于“最后基准点”所形成的信仰，使体现“最后基准点”的目的在实在化中一以贯之。

价值理性异化的机制

《周易》中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就是“化成天下”的实践。实践在本质上体现为主体在“自我实现”中追求自由。实践在社会意识的历史积淀中所形成的人文精神，就是追求自由的主体意识。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人民，人文精神体现了人民在历史创造中的价值追求。实践在价值世界构成中的地位，使人文精神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社会价值观念。人文精神要发挥“宇宙的无限权力”，必然把与目的相联系的价值理性和与手段相联系的工具理性作为载体，于是，作为“体”的人文精神就通过作为“用”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运作发挥作用。

人文精神把价值理性作为载体以发挥作用，意味着必须体现在被行为者理解为作为社会行为“最后基准点”的价值体系中，使之在目的设定及其实在化中发生作用。马克思把异化理解为“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作为“用”的价值理性能否体现作为“体”的人文精神，必然导致人文精神能否在确立作为社会行为“最后基准点”的价值观念中发生作用，由此就决定了构建活动是否发生异化。

价值理性在确立社会行为的“最后基准点”中的异化。人文精神能否在构建活动的与目的相联系的“最后基准点”中发生作用，这与人文精神因和多元社会价值观念发生相互作用而在主体意识中的反映联系在一起，其中的任何评价和认知错误，都会使所确立的“最后基准点”不能体现人文精神而产生异化。

价值理性在目的设定中的异化。价值理性在确立作为“最后基准点”的价值观念时已经背离了人文精神，主体坚持以此来设定目的；在上下衔接并内外相扣的目的和方法的体系中，不能把体现人文精神的作为“最后基准点”的价值观念在具体目的设定中予以反映。由上述两者所推动的构建活动必然异化。

价值理性在目的实在化中的异化。以不能体现人文精神的价值观念作为“最后基准点”所设定的目的，如果在实在化中予以贯彻，构建活动必然异化；作为目的设定“最后基准点”的价值观念虽然体现了人文精神，然而，因目的实在化中条件变化，目的实在化已无可能，如果仍要使之实在化，构建活动必然异化；目的设定的作为“最后基准点”的价值观念虽然体现了人文精神，然而，目的在实在化中遇到种种困难，致使目的因“意志薄弱”而不能得到贯彻，构建活动必然异化。

价值理性异化比工具理性异化更为根本

韦伯把对工具理性的理解与实现目的的“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相联系，并用其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科层制组织”等。西方学者对工具理性异化作了深刻批判，认为工具理性的异化就在于过分膨胀导致价值理性萎缩。其实，工具理性的异化就在于其作为“用”背离了作为“体”的人文精神，使追求自由的主体意识受到压抑，于是，人文精神就萎缩了。

“行为的价值合乎理性的取向，可能与行为的目的合乎理性的取向处于形形色色的不同的关系之中”，其中就包括了工具理性异化与价值理性异化之间的关系。价值理性异化了，由于目的设定所依据的“最后基准点”及由此所形成的目的及其实在化背离人文精神，于是，工具理性越是膨胀，就越是成为与主体相对立的力量，工具理性异化就发生了。工具理性异化了，必然导致手段原本为之“实现自己的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吉登斯）的消解，异化了的工具理性就会以价值理性的方式在目的设定的“最后基准点”及在所形成的目的和实在化中发生作用，于是，价值理性异化就发生了。

目的“作为规律决定着活动的方式和方法”这一原理决定了社会行为的目的意识比手段意识更重要；顺理成章地，与目的意识相联系的价值理性就会比与手段意识相联系的工具理性更为重要。于是，价值理性异化比工具理性异化所发生的作用更为根本：价值理性的异化决定了工具理性的异化，工具理性异化的根据在于价值理性异化使然；工具理性的异化尽管不能“作为规律决定着”价值理性的异化，但被“作为规律决定着”的工具理性的异化，总意味着价值理性的异化。工具理性的异化归根到底是价值理性的异化，价值理性的异化从根本上决定了工具理性的异化。为此，马克思着重从价值理性异化角度进行批判，“这个社会曾经把一项重视物的价值远胜于人的价值的道德准则加强在工人头上”。

在自我批判中克服价值理性的异化

康德指出，“理性组织法庭审判它自身”，“对它的根源、范围和界限加以规定，但这一切都是出自原则”。要克服价值理性异化就必须实现价值理性的自我批判。这就是价值理性在价值世界构建的作为“用”的运用过程中，对其运用的“根源、范围和界限加以规定”，而这都出自作为“体”的人文精神的“原则”。

当作为“用”的价值理性在运作中背离了作为“体”的人文精神，由异化了的目的所推动的构建活动，必然引发深刻的社会矛盾，并通过所涌现的各种怪诞的社会现象体现出来。人文精神通过积淀于社会心理和意识形式中的“软”和“硬”的形式，对由价值理性异化引起的社会异化现象予以批判：坚持在价值理性运作的源头上，使多元社会价值观念在相互作用中所确立的作为“最后基准点”的价值观念体现人文精神；坚持在目的之间、目的与方法之间上下衔接和内外相扣的转化中，使通过论证设定的目的体现由“最后基准点”中内含人文精神的价值观念所赋予的精神状态；坚持在体现人文精神的 “最后基准点”设定目的实在化中，根据条件的变化，在对主体的当下效应与长远或全局效应之间辩证关系的协调中，把人文精神予以贯彻。

价值异化是一种历史现象，决定了对价值理性异化的自我批判是一种历史过程。这意味着，坚持人文精神，对于价值世界构建中不断发生的价值理性异化予以不断批判；这更意味着，面对随着价值世界构建的不断发展使所发生的异化不断呈现的新特征，作为价值世界构建活动的社会意识历史积淀的人文精神在对价值理性异化的批判中，必须相应地不断呈现出新特征。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42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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